第十三次搬家

　　没有那么多容错的机会，宋大明再一次搬家。失业、断供，唯一住房被法拍。只好去租房。

　　法拍那天他没去。中介打来电话说，买方是一对年轻夫妇，比他儿子还小两岁。他挂了电话，坐在客厅地板上，墙上的挂钟还在走，指针指着下午三点十五分。

　　他记得那个时间，因为阳光刚好从阳台移到了电视柜上，像一块被缓慢抽走的地毯。

　　后来，腾完房。宋大明站在马路对面看到窗帘换了，蓝色，比他的灰色好看。他转身走了。

　　五十五岁的他蹲在出租房的水泥地上，把最后一只纸箱的封口胶带撕开。里面有些舍不得扔掉的书籍和用报纸包裹的碗碟。

　　老婆坐在沙发上捶着后腰，目光呆滞地盯着电视。

　　老婆忽然开口：“那个搪瓷缸还在？”

　　“在”宋大明没回头。

　　“你妈的东西，留着吧。”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

　　“这间朝北，光进不来。”

　　宋大明愣了一下。继续拆着报纸。纸箱角落最后一团报纸不大，拆开报纸——那只豁口的搪瓷缸露出来。缸面上的红牡丹已经蹭掉大半，像一块陈年的淤青。

　　“捧着它，走到哪儿，老天爷都能赏饭吃。”母亲的声音在脑海里闪现出来。“先生说，你这辈子要搬十三次家。你儿子，得十五次。”

　　她信了！当时自己嗤笑了一声，那年宋大明六岁。

　　一辆拖拉机，车斗里捆着饭桌和小橱柜、水缸。碗塞在棉被中间，还是碎了一只。她念叨着‘碎碎平安’，把碎片埋到院角。

　　新家的灶台是泥砌的，她点了一把火，烟把她的眼睛熏红了。

　　“新火，新日子。”她说。

　　父母结婚的时候住在单位宿舍，先是在母亲单位的，又到父亲单位的。

　　父亲在当上了学校教导主任才分到的这套房子。两开间的草房，是父亲的单位分的。

　　那天收拾完后，父亲望着天说：“这回可算有自己的房子了，不用搬来搬去了。”

　　12岁那年，半夜被推醒。“着火了！”父母急急地往外搬着家当。宋大明光着脚抱起书包跑了出去，书包上挂着那只搪瓷缸。

　　那晚他跟着父母的后面，月亮很薄，月光像流淌的水。每走一步，搪瓷缸都发出响声在提醒他一次：“你脚底没根。”

　　十八岁，宋大明考上了大学，母亲最后一次搬家。

　　这次是父亲高升，分得了一套带阁楼的房子。

　　他用搪瓷缸装满水递给母亲，“妈，这次是第十三次了，你不用再搬了。”

　　她接过搪瓷缸放在窗台上并让缸面的红牡丹对着墙。

　　那一瞬间他意识到——她怕再搬了，怕再看到那朵花，怕它彻底掉光。

　　结婚那年，已是二十八岁的宋大明有了第一套房，搬家那天母亲来了。

　　她从包里拿出那只搪瓷缸，说：“给你，以后就是你了，仅存的老物件。”

　　宋大明接过来，感觉搪瓷缸比记忆中轻了许多。

　　她坐了一阵子，起身走了。她是挺着胸、仰着头，走的。

　　双亲相继离去，宋大明把父母合葬在一起。把那只搪瓷缸放进柜子的底层格里。

　　傍晚，“纸箱都封好了，搬到楼下，装车。”这次的新居在城郊，月租便宜三百块。

　　宋大明坐进驾驶座，后视镜里，老楼的轮廓在暮色里折成了一道黑边。

　　手机响起，是儿子的电话。

　　“爸，我找到工作了，下个月搬到公司附近。”

　　“搬几次了？”宋大明问道。

　　“第二次。”

　　挂掉电话，沉默了一会儿。

　　“我是第几次了？如果把搬出那年算作母亲的第十三次，那后来买房子、换房子、离婚、断供、搬进出租房、再搬！”车窗外刚好经过了第十三个路口，“嗯！还剩下两次。”宋大明默算着。

　　新租的房子里，宋大明又把搪瓷缸从纸箱翻出来，搁在窗台上。

　　月光打进来，缸面上红牡丹只剩一线，像一道愈合的疤，又像母亲留给他最后一句没说完的话。

　　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晚上，母亲把它转向墙的动作。

　　她在保护它，也在保护自己——让最后一点红色多留几年。

　　宋大明伸手把缸子转过来，让那朵几乎看不见的花，对着自己。

　　“先生算错了。”他喃喃着“母亲搬了十四次。最后那次，是骨灰盒里的……”

　　顿了一下，又低声道：“但我的，可能真的是十五次。”

　　搪瓷缸上有一粒灰，被月光照透了，像一粒极小的、半透明的日期。

　　隔壁传来钉钉子的声响，一下，两下，像在敲打暮鼓。

　　宋大明抬手，把灯打开。白光落下来，照在空荡荡的桌面上，照在窗户上的那只搪瓷缸上。缸面上的红牡丹在灯光下几乎看不见了。

　　他合上窗户。合得很轻。

　　好像怕惊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