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史记》百三十篇,上记轩辕,下迄汉武,叙帝王之兴废,录卿相之沉浮,亦收闾巷布衣、羁旅忠臣、赴死侠士之事迹。司马迁不以爵禄厚薄、功业大小为人物臧否之衡,独立人格精神为价值圭臬,于《屈原贾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中塑造屈原、蔺相如、荆轲等一众理想人格范本。此数人,境遇穷达悬殊,身份贵贱有别:屈原为宗室贤臣,遭谗流放;蔺相如出身舍人,凭口舌折强秦;荆轲为燕地布衣,以身赴国难。三者立身行事各有路径,然皆凝司马迁心中至善人格之要义:守忠持节、重义轻利、不屈强权、以身践心。司马迁借人物行事、太史公论赞,完整构建一套超越权势、功业、生死的人格价值体系。本文先析屈原、蔺相如、荆轲三类理想人物承载的人格内涵,再论此种价值观念对后世文史、士人精神、民间教化之深远影响,终立足全民阅读时代,分理论研读、思辨体悟、写作实践三层,阐明今人研习司马迁人格观之可行路径,征引原文,条分缕析,兼顾古典义理与当代实践之用。
一、《史记》三类理想人物所彰显的司马迁人格价值内核
司马迁作传,取舍自有标准。凡其倾心推崇、奉为理想范式之人,必具备三重共通人格特质:其一,精神独立,不为权势富贵折心;其二,道义至上,私利、生死皆可置之度外;其三,本心自守,世道浊乱而不改立身准则。屈原代表忠君忧国、清节自守的士大夫人格;蔺相如代表隐忍大局、智勇相济的贤臣人格;荆轲代表知恩赴义、舍身酬知己的布衣侠士人格。三者互补,完整呈现司马迁完整的人格价值理想。
(一)屈原:浊世独清,坚守本心的忠贞气节人格
屈原为司马迁笔下文人忠臣之最高典范,《屈原贾生列传》是七十列传中抒情性最强、寄寓史家自我情志最深的篇目。彼时楚廷奸佞当道,上官大夫、靳尚妒贤嫉能,怀王昏聩不察,外受秦国欺辱,内逐骨鲠之臣。屈原身为楚之同姓,心怀美政理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却遭谗被疏,一放汉北,再逐江南。
司马迁于叙事中层层铺展屈原人格价值:
第一,人格尊严高于仕途功名,宁弃高位不折本心。上官大夫欲夺屈原草拟之宪令,屈原不肯屈从,不与奸佞同流合污。太史公引《离骚》自序之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世俗皆趋附权贵、追逐利禄,屈原独守美政、坚守清白,仕途荣辱不能动摇其内心取舍。在司马迁价值体系中,官职、俸禄、君主恩宠皆为身外之物,内心道义与人格清白方为立身根本。
第二,家国大义重于个体生死,以生命捍卫理想。怀王客死秦国,楚日以衰,屈原见故国沉沦,奸邪满朝,自知理想无实现之日,却不肯变节从俗。渔父劝其“与世推移”,随波逐流以求全身,屈原答曰:“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最终怀石自沉汨罗。司马迁高度肯定此种选择:生死不足以胁迫人格,若苟活须玷污本心,则舍生守清,是人格价值的终极彰显。
第三,穷厄不改精神独立,以文字寄托人格理想。司马迁在论赞中直言“余读《离骚》《天问》《哀郢》,悲其志。”屈原一生困顿,无建功立业之机,却以辞赋立不朽人格。在司马迁看来,外在功业并非衡量人的标尺,精神、气节、独立思考,足以使人超越王侯将相,流传千古。
太史公曰:“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此句直接点明司马迁核心判断:人格之洁、行事之廉,是超越成败、穷通的永恒价值,纵使不见容于世,精神价值永不磨灭。司马迁自身遭李陵之祸,腐刑受辱,隐忍苟活以成《史记》,其不屈之志,与屈原浊世守清的人格追求一脉相承。
(二)蔺相如:智勇相济、以大局为先的隐忍道义人格
蔺相如出身低微,初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无世家根基,无沙场战功,仅凭两番出使秦国,保全赵国和氏璧与赵王尊严,后位居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司马迁塑造蔺相如,意在阐释一种兼顾刚柔、公私分明的理想贤臣人格,其人格价值分为两层。
其一,临危持刚,面对强权不失人格底气。秦王恃强欲骗取和氏璧,蔺相如于章台之上,持璧睨柱,以头碎璧相逼,怒斥秦王无信:“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秦国为当时天下最强之国,秦王手握生杀大权,蔺相如一介使臣,不卑不亢,不以赵国弱小而卑躬屈膝。司马迁借此表明:国家强弱、对方权势大小,不能压制独立人格;坚守信义与国格,便是个体人格最高之刚。
其二,私怨能忍,家国大局高于个人荣辱。渑池之会后,廉颇自恃战功,不甘位居舍人出身的蔺相如之下,扬言“我见相如,必辱之”。蔺相如每遇廉颇,辄引车避匿,门客皆耻之,请辞离去。蔺相如晓谕门人“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司马迁极推崇此种隐忍,区别于无底线退让,乃是道义主导下的自我克制。在司马迁人格观中,逞一时血气之勇、争个人尊卑高下,格局狭小;能放下个人荣辱,成全家国大义,方为更高层次的人格完善。刚于外敌,柔于同僚,公私分明,智勇兼备,构成贤臣理想人格完整范式。
廉颇闻之言,肉袒负荆登门谢罪,二人成刎颈之交。太史公借将相和故事点明:真正高贵的人格,不在出身官位,而在心中道义与大局意识。
(三)荆轲:知恩重诺、舍身赴义的布衣侠士人格
《刺客列传》为底层义士立传,荆轲为全篇核心人物。荆轲本齐人,游于燕,与田光、太子丹相交。秦灭赵,兵临燕境,太子丹恐亡国,谋刺秦王以缓国难。荆轲受太子厚待,允诺刺秦,明知此去无生还之理,依然义无反顾。司马迁于荆轲身上,寄托对平民道义人格的推崇,弥补士大夫人格之外底层百姓的价值标准。
第一,重然诺轻生死,知己之义凌驾生命。田光为保守机密自刎以激荆轲;荆轲感念太子丹礼遇,许诺以身报国。易水送别,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前路必死,不曾有半分退缩。司马迁区分世俗趋利之徒与侠士:常人趋利避害,侠士以信义、知己之情为人生准则,生死祸福不足动摇承诺。
第二,行事存大义,非逞凶好杀之徒。荆轲刺秦,非出于私怨,实为燕国百姓免遭屠戮,是救亡图存之举。太子丹急于行事,荆轲原本等待远方勇士同行,以求万全,可见其行事沉稳,并非恃勇蛮干。司马迁不单纯赞美暴力,而是推崇“义为先”的牺牲精神:凡为家国、知己、公道而赴死者,人格自有千钧之重。
第三,布衣无爵,人格平等王侯。荆轲终身无官无爵,不过游走四方的寒士,然司马迁浓墨铺陈其事,篇幅远超诸多诸侯大夫。在史家笔下,人格价值不分贵贱:王侯若苟且偷生、背信弃义,则人格卑下;布衣坚守信义、以身践诺,则人格光耀史册。此正是司马迁“重人格、轻地位”一贯史观。
(四)三类人物统合的司马迁完整人格价值体系
综观屈原、蔺相如、荆轲三人,身份、处境、行事方式截然不同,却共享司马迁认定的三重核心人格标准,构成统一价值框架:
1。道义为第一标尺:一切取舍皆以道义、家国、信义为先,财富、权位、个人恩怨、生死安危皆居其次;
2。人格具有平等性:人格高低与出身、官职、国力强弱无关,布衣可胜公卿,弱国之臣可直面强君;
3。精神独立不可剥夺:外在困境、强权压迫、生死威胁,皆不能迫使人物背弃本心;
4。人格价值具有永恒性:即便事业失败、身死道穷,只要坚守本心道义,其人其事可传世不朽,超越一时成败。
司马迁借三人传文明确否定世俗功利标准:世人多以封侯、称王、富甲天下为成功,而史家独以独立、忠义、守信、顾全大局之人格为不朽之本。此种人格观,贯穿整部《史记》,是司马迁立史、立言、立心之根本。
二、司马迁人格价值观对后世文史、士人精神与民间教化的多维影响
司马迁以屈原、蔺相如、荆轲塑造的人格范式,并非一时一家之论,自汉以降,浸润两千年华夏文明,渗透史学编撰、文人立身、民间价值、文学创作各领域,影响可分为史学、士人精神、文学、民间教化四端,兼具积极塑造作用与后世解读衍生之偏颇。
(一)对传统史学修史标准的塑造:列传取舍以德性人格为先
后世二十四史,皆承袭《史记》人格评判逻辑,将独立人格、忠义节义作为人物立传、褒贬的核心依据。
1.正史增设专属德行列传,专门收录坚守理想人格之人。《汉书》设《苏武传》,苏武被扣匈奴十九年,牧羊北海,宁死不降,完全承袭屈原忠贞不屈人格范式;《后汉书》创立《独行列传》,收录无官爵、守道义的平民,对标荆轲布衣行义的价值取向;新旧唐书、宋史设《忠义传》,凡乱世守节、为国殉身者,尽数收录,以人格气节论高下,不看官位高低。史官修史不再单纯记录军政功业,而是主动发掘人物内在精神品格,史书兼具记事与人格教化双重功能。
2.评判君臣不以成败论,而以人格定褒贬。历代史家评价亡国之臣、乱世义士,延续司马迁标准:商亡而伯夷叔齐被称颂,楚衰而屈原万古流芳,燕国覆灭而荆轲名传千载。纵使事业全盘失败,只要坚守道义人格,史书必予正面书写;反之,权臣、帝王功业盛大,若寡恩背义、屈己从奸,则多遭史家笔伐。如《资治通鉴》评历代君臣,常引屈原忠节、蔺相如大局之义作为评判参照,形成贯穿正史的人格评价传统。
(二)对古代士大夫精神品格的塑造:立德高于立功、立言
自汉至明清,士人阶层修身准则深受司马迁人格观熏陶,形成华夏知识分子独有的精神追求。
1.树立“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立身底线。历代文人遭遇贬谪流放,多以屈原自比。贾谊谪居长沙,作《吊屈原赋》抒怀;唐代韩愈、柳宗元遭贬,皆以屈原浊世守清自勉;苏轼屡遭贬窜,一生坚守本心,文章之中屡次提及屈原清节。士人达成共识:仕途顺逆、君主好恶不能改变自我人格追求,精神独立是读书人的根本。司马迁所推崇的不折本心,成为古代文人应对人生困厄的精神支柱。
2.确立“先公后私、隐忍为国”的处事准则。宋代士大夫极重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朝堂之上,主张放下党争私怨,共扶社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蔺相如大局人格一脉相承;后世将相大臣处理朝堂矛盾,皆以公私之辨作为行事标准,克制私人意气,保全国家大局,成为古代贤臣修身典范。
3.孕育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宋末文天祥兵败被俘,拒不降元,作《正气歌》,将屈原忠节、荆轲义举视为天地正气之载体;明末陈子龙、史可法以身殉国,皆以《史记》忠义侠士人格为精神源头。外族入侵、国破家亡之际,士人不惜一死保全人格与家国大义,此种精神根源,直溯司马迁笔下三类理想人物。
(三)对古典文学人物书写范式的深远影响
后世诗文、传记、小说戏曲,人物塑造逻辑完全承袭司马迁人格标准,改变中国文学千年创作取向。
1.传记文写作重精神品格,轻身份功业。唐宋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作人物传,不专为高官权贵立传,亦为平民义士、底层工匠、失意文人撰文。韩愈《张中丞传后叙》颂扬守城殉国之士,重其忠义人格;归有光小品文书写平凡亲人,挖掘普通人内心良善,皆效仿司马迁不拘地位、独重人格的叙事思路。行文之中,不堆砌官职功绩,以言行细节凸显人物心性,“寓褒贬于叙事”,源自《史记》屈原、蔺相如列传笔法。
2.诗词戏曲反复吟咏三类理想人格,固化民族文化符号。历代咏史诗以屈原、荆轲、蔺相如为核心题材:李白诗多次歌咏屈原高洁、荆轲豪义;元杂剧《渑池会》《屈原投江》《荆轲刺秦王》,将三者故事通俗化传播,在民间普及重义守节的人格标准;明清小说《三国演义》推崇关羽重诺守信,《水浒传》赞美底层好汉忠义,内核皆源自《刺客列传》布衣重义、《廉颇蔺相如列传》公私分明的人格理念。文学不再单纯追求情节,而以塑造高尚独立人格为核心审美追求。
(四)对民间社会价值教化的渗透:形成全民朴素道义观
古代识字百姓不多,史书原文难以普及,然戏曲、话本、民间传说将屈原、荆轲、蔺相如故事代代传播,塑造底层民众朴素人格认知。民间普遍认可三条价值准则:为官者当如屈原忠直,处事者当学蔺相如顾全大局,交友做人当效仿荆轲重信守诺。乡村宗族教化、市井伦理,皆以信义、忠贞、大局为重,弱化对财富、权势的盲目崇拜。每逢乱世,民间义士挺身而出、守望相助,其精神源头皆来自《史记》塑造的人格范本。
(五)后世解读衍生的局限与偏颇
后世儒生与统治者为贴合礼教,片面窄化司马迁人格观,生出两类弊端:其一,过度推崇屈原式忠君,将“忠君”等同于全部人格,忽视司马迁原本兼顾独立批判、家国百姓的内核,演化出愚忠观念;其二,片面放大荆轲暴力赴死之义,部分民间读物推崇极端轻生殉主,忽略司马迁“义为先”的前提,流于盲目尚勇。同时,后世部分文人过度追求清高避世,照搬屈原愤世自绝之路,缺少蔺相如隐忍成事的格局,走向消极避世,未能完整领会司马迁刚柔并济、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完整人格理想。此类偏颇,亦为今日全民阅读研习时所需辩证扬弃之处。
三、全民阅读背景下研习司马迁人格价值观的完整路径(理论、思辨、写作三层并举)
全民阅读旨在贯通古籍经典与现代大众生活,既要读懂《史记》原文义理,吸收司马迁重人格、轻功利的价值内核,又需规避后世片面解读带来的狭隘认知,将传统人格标准转化为当代修身、识人、写作的可用方法。本节分原典精读理论筑基、日常思辨内化认知、读写实践外化运用三大部分,条理分明,兼顾理论深度与大众可操作性。
(一)原典精读:分层研读传文与论赞,准确把握原始人格内涵,杜绝片面解读
全民阅读人群层次不一,分为普通大众浅读、爱好者深读、学习者精研三级阅读方案,征引原文对照人物人格特质,夯实理论根基。
1.基础通读(面向普通读者):锁定三篇核心传记,梳理人物关键言行
必读篇目:《屈原贾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荆轲传》,辅以各篇“太史公曰”论赞,不跳读议论文字。阅读任务:摘录体现人格选择的关键原文,对应标注人格内涵。
例:摘录“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标注屈原精神独立、守节不屈;摘录“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标注蔺相如公私分明、隐忍大局;摘录“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标注荆轲重诺赴义、舍身行道。
阅读要求:先剥离人物功业成败,单独提炼人物内心抉择,建立“人格优先于成败”的基础认知,破除当下普遍以财富、地位、成就评判他人的功利思维。
2.深度对比研读(面向经典阅读爱好者):横向对照三类人物人格异同,整合司马迁完整价值体系
设立对比研读议题:屈原、蔺相如、荆轲在“刚柔取舍、公私平衡、生死选择”上有何异同?
梳理结论:屈原主“守清批判”,面对浊世不肯妥协,以生命保全人格纯粹;蔺相如主“刚柔平衡”,对外刚强不屈,对内隐忍退让,以务实手段保全大局;荆轲主“布衣信义”,无朝堂权责,以生命兑现知己承诺。三者路径不同,核心一致:道义高于私利,人格超越生死。同时对比三篇太史公论赞,整合司马迁统一评判标准,区分古代道德与现代价值,扬弃封建愚忠、极端轻生等不合当代的内容,保留独立、忠义、守信、顾全大局的普世人格精神。
3.精研溯源(面向学生、文史研习者):结合司马迁身世理解人格观诞生根源
同步阅读《报任安书》,司马迁受腐刑之后隐忍著书,自身经历与屈原遭谗、荆轲赴死的精神共鸣深度关联。司马迁自身苟活,并非贪生,而是为完成《史记》不朽事业,属于另一种坚守人格。由此可完整理解:司马迁推崇两种人格选择,一是无路可行时舍生守节(屈原、荆轲),二是身负重任时隐忍持志(蔺相如、司马迁自身),二者无高下之分,皆以坚守内心道义为根本,避免简单将人格标准窄化为“舍身赴死”单一模式。
(二)日常思辨体悟:将司马迁人格标准运用于识人、处事、读书,内化价值认知
全民阅读不止停留书本,重在落地为日常思维方式,建立一套超越身份、成就的现代识人思辨框架。
1.建立双层人物评判思维模型
第一层:剥离对方社会标签(职位、财富、名气、成就),单独审视其道义底线、待人之心、公私取舍;第二层:再客观看待事业贡献、客观境遇。两层分开评判,不以成就掩盖德行瑕疵,不因身份低微忽视高尚人格。
实操运用:评价历史人物、公众人物、身边普通人皆可使用。如评价成功者,不因事业辉煌忽略其趋利忘义之举;评价平凡劳动者,不因身份普通,忽略其坚守信义、顾全大局的可贵品格,完全承袭司马迁不以地位论高下的核心逻辑。
2.读书会专题研讨设计(适配全民共读活动)
设置三大固定研讨议题,引导大众深度思辨:
议题一:屈原的坚守与蔺相如的隐忍是否冲突?当代人如何平衡内心原则与集体大局?
议题二:荆轲舍身刺秦在今日如何辩证看待?何为真正的“义”,如何区分盲目牺牲与坚守道义?
议题三:当下社会崇尚成功、名利,《史记》人格观能带来何种精神启发?
研讨核心导向:引导读者跳出功利主义,重新确立人格精神作为人生价值核心,打通古今价值壁垒,让古典人格标准适配现代社会伦理。
3.古今对照拓展阅读,实现古为今用
阅读经典之后,搭配当代平凡英雄、基层奉献者、坚守初心者的纪实文章。以当代普通人坚守道义、顾全集体、信守承诺的事迹,对应屈原、蔺相如、荆轲人格内核,证明司马迁推崇的人格价值具备跨越时代的生命力,消除大众“古籍道理脱离现实”的隔阂感。
(三)读写实践转化:将司马迁人格评判标准转化为现代写作能力,兼顾理论与实践
全民阅读包含读写结合的实践要求,分人物短文、议论文、文学创作三类写作训练,直接借鉴《史记》塑造理想人物的笔法与价值逻辑。
1.人物短评写作训练(基础实践)
仿照“太史公曰”论赞体例,完成百至三百字人物评议,严格遵循写作规则:开篇不介绍人物职业、成就,先叙人物内心抉择与德行表现,文末再客观评述其功业得失,点明人格方为评判根本。
示例命题:评屈原、评蔺相如、评荆轲,亦可选当代身边榜样、历史名人,长期训练以德衡人、不慕权势的叙事思维,语言追求典雅简洁,贴合古文论赞文风。
2.议论文思辨写作(进阶实践)
以《人格重于功业》《论〈史记〉三类理想人物的道义精神》等为题写作,文中精准征引三篇传记原文作为论据,分层论证司马迁人格价值观内涵、后世影响、当代启示。行文结构条理清晰,先释原典内涵,再论古今流变,最后结合全民阅读谈当代践行路径,做到有理有据、引文准确、兼具理论性。
3.记叙文、传记文学创作(高阶实践)
借鉴《史记》塑造理想人物的叙事技法:
第一,选材重心性小事,轻高光功绩。书写人物,优先选取能体现忠义、守信、顾全大局的抉择瞬间,而非单纯罗列荣誉、职位;
第二,寓褒贬于叙事,不直白贴道德标签,依靠人物言行细节自然凸显人格高下;
第三,兼顾刚柔两面,塑造立体人格,不写完美圣人,既见坚守本心的刚烈,亦有顾全大局的隐忍,复刻屈原、蔺相如立体丰满的人物塑造范式。
结语
司马迁于《史记》中塑造屈原、蔺相如、荆轲三类迥异的理想人物,并非单纯记录历史故事,而是完整输出一套独立完整的人格价值体系:人格高低不由身份、权势、功业、生死界定,唯以道义、忠信、家国大局、精神独立为永恒标尺。此种观念突破先秦至汉初以爵禄定褒贬的功利史观,深刻重塑两千年华夏史学、士人精神、文学审美与民间伦理,为民族埋下重义轻利、守节不屈的精神根脉;虽后世解读滋生愚忠、轻生等偏颇之弊,然其核心精神至今具备极强现实意义。
身处全民阅读蓬勃发展的今日,研习司马迁人格价值观,不可浅尝辄止、断章取义。当以原典精读筑牢理论根基,以日常思辨转化认知方式,以读写实践内化叙事笔法,辩证取舍传统道德内涵,剥离封建礼教中不合时宜的桎梏,萃取独立、忠义、守信、顾全大局的普世人格精神。借由《史记》理想人物窥见史家立心之本,跳出当下追逐名利、崇拜权势的单一价值误区,以古典人格智慧滋养当代精神世界,实现古籍经典古今贯通、知行合一的阅读目标。
推荐书目:岳麓书社1988年版司马迁《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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