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县城郊的二郎山,静得像一个睡过去的老人。山坡缓缓隆起,草木葱茏,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但当地人知道,这山的肚里埋着一道道伤疤,八十多年了,一直没有长好。往上走,碎石硌脚。半山腰上,一道深沟曲曲折折地横着,深浅不一,有的段落已被塌方的泥土填了大半,露出半截凹槽,像一只残缺的碗。这就是当年的战壕。

  我蹲下来,伸手摸了摸壕壁——土是硬的,硬得发黑,像被反复夯过。同行的人低声说,是血渗进去的,一层一层,干了又渗,几十年过去,土就变了颜色。我心里一紧,把手缩了回来。

  一九三六年九月,红四方面军刚走出草地。草地是泥潭、是风雨、是看不见边的绝望。人走几天,腿就软得像面条。可他们刚到岷县,没有休整,就接到命令:攻下二郎山。山上,国民党军筑起三层工事,枪口齐刷刷地朝下,像一排排獠牙。敌人弹药充足,机枪吐着火舌,子弹泼水似的往下浇。而红军的子弹袋瘪得贴着身体,每人身上不过十几发,更多的要靠拼刺刀、扔石头。即便如此,号声一响,他们还是从战壕里跃出去,用肉身去填那道火墙。

  七天七夜,山上的枪声没断过,山下的冲锋号也没断过。我沿着战壕慢慢走,有一段保存得还算完整,大约齐腰深,里面长满野草。我试着想象一个战士蹲在这里的样子——他一定很年轻,十八九岁,脸颊凹进去,嘴唇干裂,枪膛里只剩最后三颗子弹。他趁着硝烟散开的间隙,抬头看了一眼山顶。那山顶为什么那么高?高得像挂在天上。但他还是要冲。号声一响,他就跃出战壕,像一枚被弹弓弹出去的石头。

  七天七夜,他们没怎么合过眼。战斗间隙,有人靠着壕壁站着就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枪。醒来时,身边少了几个人——不知是滚下了山,还是被子弹带走了。没有人哭。哭要花力气,力气得留着冲锋。我听过一个细节:一名小战士第一次上战场,腿抖得站不稳。班长拍了拍他的肩,说:“跟紧我,别掉队。”后来冲锋时,班长倒在了他前面。小战士愣了一瞬,然后从班长身上跨过去,踩着那滩血,疯了一样往上冲,再也没抖过。这个故事很短,但我记了很久。

  那些从战壕里爬出去的人,他们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山太陡了,敌人的火力太猛了,能豁出这条命,就是最大的本事。如今的山脚立着一块牌子,写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游客偶尔来,拍几张照,感叹几句“真不容易”,就走了。

  战壕还在那里,没人修缮,也没人填平,就那么静静地卧在山腰,像一道永远合不上的伤口。下山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夕阳正从山顶滑下去,把整个山坡染得发红。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座山其实一直在说话。它不说话,是因为它喊得太久,嗓子哑了。那些战壕就是它的声带,风一吹,就发出呜呜的声响——那是八十年前的号角、枪声、呐喊,还有更细微的:子弹擦过耳边的尖啸,战友最后一口气的叹息,以及一个十八岁的战士,在跃出战壕之前,那一下沉默的、用尽全力的呼吸。

  山不会忘记。战壕也不会。它们只是不动声色地等着,等有人来,把手伸进泥土里,摸到那一层硬硬的、黑黑的——那是时间也洗不掉的东西。我们在山下活得好好的,可那山上,风一起,战壕就在喊。喊的不是仇恨,是一个人为了另一些人的明天,把自己填进今天那个瞬间。这世上最重的字,大概就是一个“冲”字。冲出去,就没打算回来。但他们冲出去了,我们才能好好地站在这里,听风从山顶吹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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