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笔记之三百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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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取得政权后，想通过复古和改革，巩固其政权。王莽的新政，往往脱离实际，非但没有对巩固政权产生作用，反而为其政权的快速覆灭埋下了伏笔。班固的评论是深刻的，揭示出王莽新政的问题要害之处。《资治通鉴》卷三十七记载了有关事件，原文如下：
冬，雷，桐华。
以统睦侯陈崇为司命，主司察上公以下。又以说符侯崔发等为中城、四关将军，主十二城门及绕霤、羊头、肴黾、汧陇之固，皆以五威冠其号。
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
是岁，真定、常山大雨雹。
王莽中始建国二年
春，二月，赦天下。
五威将帅七十二人还奏事，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绶为民，无违命者。独故广阳王嘉以献符命，鲁王闵以献神书，中山王成都以献书言莽德，皆封列侯。
班固论曰：昔周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馀，所以亲亲贤贤，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故盛则周、召相其治，致刑错；衰则五伯扶其弱，与共守；天下谓之共主，强大弗之敢倾。历载八百馀年，数极德尽，降为庶人，用天年终。秦讪笑三代，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无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土籓翼之卫；陈、吴奋其白梃，刘、项随而毙之。故曰，周过其历，秦不及期，国势然也。
汉兴之初，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渡河、济，渐于海，为齐、赵；穀、泗以往，奄有龟、蒙，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亘九嶷，为长沙。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而籓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其正矣。
虽然，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分齐、赵，景帝削吴、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籓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馀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无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颛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阶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
国师公刘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筦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筦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钱府官。司市常以四时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贾，各为其市平。民卖五谷、布帛、丝绵之物不售者，均官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物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又民有乏绝欲赊贷者，钱府予之；每月百钱收息三钱。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诸取金、银、连、锡、鸟、兽、鱼、鳖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羲和鲁匡复奏请榷酒酤，莽从之。又禁民不得挟弩、铠，犯者徙西海。
这段文字的白话文意思是，冬季，出现打雷、桐树开花的反常天象。
王莽任命统睦侯陈崇担任司命，负责监察上公及以下所有官员；又任命说符侯崔发等人出任中城、四关将军，分别掌管长安十二城门，以及绕霤、羊头、肴黾、汧陇这些险要关隘，所有官职名号前都冠以“五威”二字。
他还派出五十名谏大夫，分别前往各地郡国主持铸钱事务。
这一年，真定、常山一带降下大冰雹。
时间进入王莽新朝始建国二年。
春季二月，全国颁布大赦令。
此前派出的七十二名五威将帅返回京城奏报事务：所有此前被降为公爵的汉朝诸侯王，全都主动上交印绶贬为平民，没有违抗命令的。只有原广阳王刘嘉因进献符命、原鲁王刘闵因进献神书、原中山王刘成都因上书称颂王莽功德，被破例封为列侯。
班固发表评论：当年周朝分封八百个诸侯国，其中姬姓同族就有五十多个，以此亲近亲族、尊崇贤才，和国家盛衰紧密绑定，扎深根本让政权难以动摇。周王朝强盛时，周公、召公辅佐治理，刑罚几乎闲置不用；衰微时，五霸扶持周王室共同守护天下，天下诸侯仍公认周王为共主，没有强大势力敢推翻它。历经八百多年，直到德行耗尽，周王室才最终降为平民，以自然寿数终老。秦朝嘲讽夏商周三代的分封制度，自称皇帝，却把皇室子弟贬为普通平民，内部没有骨肉亲族的根基辅佐，外部没有尺寸封地的藩卫屏障；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刘邦、项羽随即起兵，秦朝迅速灭亡。所以说，周朝享国时长远超预期，秦朝却没能传位到第二代，这是由国家根基形势决定的。
汉朝建立之初，吸取秦朝孤立无援灭亡的教训，大规模分封皇室子弟，一口气建立九个大诸侯国：雁门以东直到辽阳是燕国、代国；常山以南，沿太行山向东渡过黄河、济水，直达海边是齐国、赵国；谷水、泗水一带，覆盖龟山、蒙山是梁国、楚国；东边毗邻长江、太湖，直达会稽是荆国、吴国；北部沿淮河，覆盖庐山、衡山是淮南国；汉水以北，绵延到九嶷山是长沙国。各诸侯国封地相连，环绕汉朝东部、北部、南部三面边境，外部接壤匈奴、南越等部族。汉朝天子直接掌控的领地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从江陵以西到巴蜀，北部从云中到陇西，加上京城周边的内史地区，总共十五个郡，其中还穿插着不少公主、列侯的封地。当时大的诸侯国跨州连郡，拥有几十座城池，宫室、官制和京城完全相同，可谓矫枉过正。
即便如此，汉高祖开国之后事务繁忙，汉惠帝在位时间很短，吕后以女主身份临朝听政，天下却始终安定，没有叛乱的隐患，后来平定诸吕之乱、开启汉文帝的治世，也靠了诸侯国的拱卫作用。但后来诸侯国势力过度膨胀，小的诸侯荒淫违法，大的诸侯割据反叛，最终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所以汉文帝拆分齐国、赵国，汉景帝削夺吴楚等国封地，汉武帝推行推恩令，诸侯国自行瓦解。从那之后，齐国拆分为七个国家，赵国拆分为六个国家，梁国拆分为五个国家，淮南国拆分为三个国家。新封的皇子，封地大的也不过十几座城池，长沙、燕、代这些诸侯国虽保留旧名，却完全失去了边境的管辖权。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进一步打压诸侯，削减诸侯国的官吏编制；汉武帝时期，针对衡山王、淮南王的叛乱，颁布贬低诸侯属官地位的左官律，设置限制诸侯扩张的附益法，诸侯只能从封地收取租税，完全不能干预地方政务。到汉哀帝、汉平帝时期，这些诸侯都是远支后裔，和皇室关系早已疏远，从小在深宫长大，根本不受百姓敬重，势力和普通富户没有区别。加上汉朝后期皇位多次断绝，王莽看准朝廷内外势力衰微，毫无忌惮生出篡逆之心，借助太后的权力，假借伊尹、周公的名号，在朝堂之上作威作福，足不出户就掌控了天下大权。阴谋得逞之后，他登上皇帝之位，派出五威官吏奔赴全国，颁布符命宣扬天命。汉朝的诸侯王纷纷叩首跪拜，主动上交印绶，生怕落在别人后面，甚至有人主动称颂王莽功德谄媚求容，实在太可悲了。
国师公刘秀上奏说：“周朝设有泉府官职，收购市场上卖不出去的货物，等民众需要时再平价售卖，这就是《易经》所说的‘调理财物、端正言行、禁止百姓为非作歹’的制度。”王莽于是下诏：“《周礼》记载有赊贷制度，《乐语》记载有五均制度，各类典籍都有管控市场的相关内容。如今开设赊贷、推行五均、设置各类管控机构，目的就是平衡贫富，抑制土地兼并。”于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城、成都设立五均司市、钱府官。司市官在每年四季的第二个月，评定当地商品的上中下三等价格，定为市场基准价。百姓售卖五谷、布帛、丝绵等货物卖不出去时，由均官核验货物品质，按成本价收购；如果市场上商品价格超出基准价一钱，官府就按基准价把货物卖给百姓；如果商品价格低于基准价，允许百姓自由交易。百姓生活困乏想要申请赊贷的，由钱府官发放钱款，每借出一百钱每月收取三钱利息。同时依据《周礼》向百姓征税：田地荒废不耕种的，征收三个成年男子的赋税；城镇住宅不种植蔬果的，征收三个成年男子的布匹税；游手好闲没有职业的，征收一匹成年男子的布匹税；交不出布匹的，由官府安排劳役，由官府供给衣食。所有在山林水泽开采金银铜锡、捕猎鸟兽鱼鳖、从事畜牧的从业者，以及养蚕织布、工匠、医生、巫祝、占卜从业者、商贩商人，都要向当地官府自行申报经营所得，扣除成本之后，按利润的十分之一缴纳贡税；隐瞒不报、申报不实的，没收全部经营所得，罚做官府苦役一年。羲和鲁匡又上奏请求官府垄断酒类专卖，王莽批准推行。同时下令禁止百姓私自携带弓弩、铠甲，违反禁令的全部流放到西海郡。
这段内容承接此前的王莽改制脉络，完整展现了新朝建立第二年的核心施政动作：从监察体系、经济管控到社会管控全面铺开复古改革，班固的长篇史论更是系统复盘了从周朝到汉朝分封制度的演变逻辑，点明汉朝诸侯势力从拱卫中央到尾大不掉，最终彻底衰微的全过程，直接解释了王莽能够轻易篡夺汉朝天下的制度根源。
而王莽推行的五均六筦政策，本意是用官府力量平抑物价、抑制豪强兼并，却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官府垄断市场、强行征税的操作彻底扰乱民间经济，加上禁止民间持有铜炭、弓弩铠甲的严苛管控，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为新朝后续的全面动荡埋下了关键伏笔。
二〇二六年七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