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就站在那里仰望,许久,许久。这是一尊崭新的塑像,他依着朴素,一手攥着肩背布包,另一手握着书卷,一脸的英气和自信,昂首挺胸,步履坚定。这应该是包拯十年尽孝之后再出发的姿态。那一年,他三十九岁。

  这尊塑像,就位于安徽肥东县包公镇新落成的包公故里文化园的广场上。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文化园的一些地方,还有头戴官帽的包公系列卡通文创产品,如盲盒、冰箱贴,甚至冰激凌图案,这些一反常态的设计,给人一种亲切与温暖的感觉。

  长期以来,包拯的形象都固化在河南开封府,固化在戏台上和传说中,那庄严的官服和官帽,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黑脸,均达到神奇神化的程度。他一脸肃穆,正气凛然,按律执法,杀伐果断。这个黑脸包公,成了正义之神。

  其实,走进包公故里文化园,再来了解包公,就会感到包拯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寻常人,只是在二十九岁考中进士出仕为官之后,因父母年老病弱而辞官尽孝,并长达十年之久,而后再为国家尽忠的壮举,令人肃然起敬。有道是,忠孝不能两全。而包拯就做到了“忠孝两全”,于世人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包拯在十年尽孝的时间里,苦读史书,厚积薄发。正如马丽春女士在《大宋名臣包拯》里所言:“包拯的十年守孝史,也是十年读书史。这十年的沉潜、思考和观察,给他攒下了巨大的能量。”

  包拯进入官府的初期,尽管遇到的一些只是民事纠纷的小事,但也反映出他的大智慧。比如,那个著名的“牛舌案”。这是包拯重新出仕后任天长县令时遇到的事情。

  那天,包县令坐在公堂上,一位农民前来告状,说他家的牛舌头被人割了。在北宋时期,牛和马作为生产力,都是被官府法律保护的动物,不得私自随便宰杀。这头牛舌头被割,不能吃草,只有死路一条。可是,是谁跟这位农民有仇,干出这样的事情呢?包公通过仔细询问,了解具体情况后,对这位农民说,你回去把牛杀了,到集市上卖肉,还能换点钱回来。这位农民疑惑地问,杀牛不是要犯法吗?包县令说,按我说的去做,犯不犯法与你无关。这位农民回家就把牛杀了。

  第二天一早,有人来报案,说他看见村里有个农民私自杀牛。包拯一看举报者,长得贼眉鼠眼的,就不像好人,突然一拍惊堂木,大声质问:你为什么割人家的牛舌头?还敢跑来报案,胆子太大了!举报者干了坏事,毕竟心虚,一时间吓傻了,只得招供。但是,他追问包拯,包大人,您怎么能知道是我割了牛舌头?包拯说,这很简单,割牛舌头的人肯定与这位牛主人有仇,我就索性让牛主人把牛杀了。杀牛是犯法的事情,与牛主人有仇的人肯定会来举报,想让牛主人被鞭打,发配劳役。你这个割牛舌头的人不就来了吗?这叫自投罗网。这家伙赶紧跪下求饶,说他们两家有点小仇恨,因一时糊涂,干了坏事,愿意赔给牛主人一头牛。

  这件事一时间便传扬开来,并传到了京城,还被写进宋代的法学著作《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中,成为经典案例。

  接着,包拯在任端州知府时,为一位老砚工的冤案平反昭雪,更体现了他的睿智。

  广东端州的端砚,在全国“四大名砚”中排在首位,即端砚、洮河砚、歙砚和澄泥砚。当时有个老砚工雕刻了一方砚台,精美绝伦。有个富人要出十两银子购买,被老砚工一口拒绝了。这个富人自恃有钱,官府里还有关系,就诬告老砚工,说这方砚台是从他家偷走的。谁知,端州前任太守昏庸至极,也不去调查,居然就判处老砚工有罪,并勒令交出那方砚台。前太守肯定是收了富人的贿赂,才胡乱断案的。这事并不复杂,正直的包拯到狱中一调查,就弄得一清二楚了。包拯不仅为老砚工的案子公开平反,还治了那位富人的罪。

  后来,包拯历任,“不持一砚归”的故事,更是让他清正廉洁的形象大放异彩。

  在包公故里文化园浏览包公人生故事,或阅读一些作家撰写的有关包公的文学作品,还能发现作为平常人的包公的可爱与可敬。有则逸事,颇有趣味。我把马丽春女士撰写的这个逸事“拿来”,再做一次“广而告之”。

  北宋庆历七年(1047)四月,包拯被提拔为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陕西转运使,去了陕西。从中原进陕西经过华阴县。时任华阴县令姚嗣宗,人称“关中诗豪”。华阴县城内有座西岳庙,里面有座旧的碑楼。牌楼内有唐玄宗封西岳写的御书碑,高数十丈。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时带兵进入庙内,看到老百姓都躲到碑楼上了,一怒之下便点火烧楼,碑被烧得面目全非,十字只存二三。包拯初到陕西,显然不知道这个故事。

  这天,县令姚嗣宗陪同新任转运使包拯参观岳庙。包拯发现御字碑被破坏的不像样子,便问县官:“可惜了,好好的碑,被谁烧的?”姚嗣宗一听这话,便知包拯不清楚黄巢起义烧碑楼的事情,就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幽幽地说:“被贼烧的。”包拯便说:“那县官干什么用?”姚县官说:“县里只有三四十个弓手,对付不了贼啊!”一听这话,包拯大怒,气愤地说:“岂有此理,如果奈何不了贼,那要县官干什么?那是什么样的贼?怎么还抓不到他?”眼见玩笑开大了,姚嗣宗只好说:“这个贼姓黄,名巢。”包拯这才知道自己被姚嗣宗捉弄了,便不再说一句话,只是默然离开。

  这样一件让包拯尴尬的事情,估计姚县官是有意开了一个玩笑,也符合姚嗣宗的性格。因为姚嗣宗的顶头上司诗人尹洙这样评论他,说姚才气很大,又很调皮。有才气,但不循规蹈矩。其实,包拯初到陕西,不知道“黄巢烧碑”事情,也属正常。被捉弄后,默然离去,也符合他的性格特点。

  其实,包拯无论作为地方官员,还是后来做开封府尹;无论是为百姓办实事,还是为朝廷建言献策,甚至“谏言”弹劾官员,都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他只所以说话办事理直气壮,甚至“言吐激愤”据理力争,也都是凭借真凭实据而无私无畏的。当然,在开封,包拯的事业达到了最辉煌的“高光时刻”,也是他从一名“政府高官”而走向神坛的时间段。

  比如,那场“假皇子风波”。皇祐二年(1050),包拯升职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做了谏官。东京皇宫外,有个叫冷清的人,自称是宋仁宗的儿子,要进宫认亲。冷清说他母亲当年是宫女,怀孕后出宫生下他。说这话时,还有个胖和尚为他作证所言不虚。这事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开封府太守钱明逸听说后,第一反应这里面有名堂,便下令让人把冷清带来闻讯。没想到,这个冷清见到坐在大堂上的太守不但不害怕,反而大喝一声:“明逸,安得不起?”钱明逸闻言大吃一惊,居然乖乖站了起来。一会儿,他回过神来,感觉不对,就摆了摆衣袖,坐了下去。谁知,冷清又扔来一句话:“大胆钱明逸,见了皇子,你居然如此无理,该当何罪?”冷清的狐假虎威,话一多,便漏出破绽了。钱明逸只好以冷清有精神病为由,把他流放汝州。

  不久,有人上奏,钱太守的做法不妥。如果冷清是真皇子,就不应该流放;如果是冒充皇子,就应该抓来杀头。这事,仁宗皇帝最有发言权,自己是否临幸过冷清的母亲,哪能记得清楚呢?在真假难辨之际,仁宗便诏令翰林学士赵槩和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包拯出马。赵槩和包拯是同年进士,一个稳重踏实,学问渊博;一个思维缜密,调查专业。两个人强强联合,很快查清了事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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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清母亲王氏确实做过宫女,因宫里失火被遣送回家。出宫后,嫁给了民间医生冷绪,并生了头胎女儿,二胎冷清。由此可知,冷清必是冷绪的亲生儿子,而不是皇子。至于那个教唆犯胖和尚,跟不务正业的冷清狼狈为奸,就是为了招摇撞骗得些好处。这个胖和尚叫高继安,当过兵,因犯有前科,因罪被流放,后托病放免。这个人好结交权贵,学有一套诡异心理分析术,行走江湖。当然,他与冷清沆瀣一气,还有更大的野心,就是皇帝一旦认了冷清的皇子身份,仁宗当时无子,那以后的天下就是冷清的,他也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两人都被杀头,做“弥天大谎”美梦去了。

  我们看到,在包公所处的北宋仁宗时代,真是英才辈出,“星”河灿烂。有至今仍如雷贯耳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还有当时声震朝野晏殊、文彦博、富弼、宋庠、宋祁等,尽管周边有辽国、西夏不时侵扰,内部矛盾不断出现,但总体没有大的动荡,所以才会涌现出大批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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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那个群星璀璨时代,这些风流人物多因文章而名垂千古,而包拯却是独树一帜,以斐然政绩做到史无前例而流芳百世。特别是开封府执政时期,许多案例演变成了传奇,千百年来,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黑包公”,一个正义清官的化身,而充盈在天地之间,光照千秋。

  正如包拯的自题《书端州郡斋壁》: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幹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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