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实现了篡权，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合法，他要拿到象征皇权的玉玺。在王莽势力的压制下，太后不得不交出了玉玺，这是王莽篡汉的成功标志。《资治通鉴》卷三十六最后部分记载了这段史实，原文如下：

　　莽将即真，先奉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惊。是时以孺子未立，玺臧长乐宫。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馀，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莽又欲改太后汉家旧号，易其玺绶，恐不见听；而莽疏属王谏欲谄莽，上书言：“皇天废去汉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称尊号，当随汉废，以奉天命。”莽以其书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悖德之臣也，罪当诛！”于是冠军张永献符命铜璧文，言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诏从之。于是鸩杀王谏而封张永为贡符子。

　　班彪赞曰：三代以来，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宠。及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馀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矣！

　　这段文字是《资治通鉴》卷三十六的最后一段，其白话文意思是，王莽即将正式登基称帝，先把各类符命祥瑞的事禀报给太后王政君，太后闻讯大惊。当时因孺子刘婴尚未正式即位，传国玉玺存放在长乐宫。等到王莽正式登基，向太后索要玉玺，太后不肯交出。王莽派安阳侯王舜前去传达自己的意图，王舜素来行事谨慎，太后一向喜爱信任他。王舜见到太后，太后明白他是替王莽来要玉玺的，怒骂道：“你们父子宗族，靠着汉家的力量，几代人都享尽富贵，非但没有报答，反而趁着受人托孤的时机，篡夺国家，完全不顾恩义。像你们这样的人，连猪狗都不愿吃你们剩下的东西，天下哪有你们这样的兄弟！你既然靠着金匮符命做了新朝皇帝，改了历法、服饰制度，也该自己刻新的玉玺传给万世，何必非要这块亡国的不祥玉玺？我是汉家的老寡妇，早晚就要死了，要抱着这块玉玺一起下葬，你们永远别想拿到！”太后边说边流泪，身边的侍从也都跟着落泪，王舜也悲伤得不能自已。过了许久，他抬头对太后说：“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可说了，但王莽一定要拿到传国玺，太后难道能始终不给吗？”太后见他语气恳切，担心王莽会用强，就把汉传国玺扔到地上，递给王舜说：“我老了快要死了，你们这些兄弟，迟早要被灭族！”

　　王舜拿到玉玺后禀报王莽，王莽大喜，在未央宫渐台设下酒宴，大肆宴饮作乐。之后王莽想改掉太后的汉家尊号，更换她的印玺绶带，又怕太后不肯。王莽的远亲王谏想讨好他，上书说：“皇天废汉立新，太皇太后不该再称汉的尊号，应当跟着汉朝一同废掉，顺应天命。”王莽把奏书拿给太后看，太后说：“这话没错！”王莽却立刻说：“这是悖逆德行的臣子，罪该诛杀！”随后冠军人张永献上刻有符命的铜璧，说太皇太后应当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莽下诏采纳，用毒酒杀死王谏，封张永为贡符子。

　　班彪评论道：三代以来，王公失去天下，很少不是因为女宠。王莽的兴起，是因为孝元皇后作为汉家四代的天下之母，享国六十多年，她的兄弟们世代掌权，轮流把持朝政，出了五位大司马、十位列侯，最终促成了王莽篡汉。天下的帝位名号早已变更，元后还紧紧攥着一块玉玺不肯交给王莽，这份妇人之仁，实在可悲啊！

　　王莽实现了篡权，这段文字是西汉王朝正式终结的标志性事件，王政君摔玺的举动，是她作为汉家太后对王莽篡汉行为最激烈的反抗，也坐实了王莽“忘恩负义、篡夺汉室”的历史评价。

　　这段记载对人性的复杂进行了刻画。王政君作为王莽的亲姑母，既长期纵容王氏家族掌权，又在最后关头试图守住汉家最后的尊严，她的矛盾与无力，恰恰印证了班彪“妇人之仁”的评价。她数十年的权位纵容，最终亲手养出了篡夺自家王朝的乱臣。

　　王莽新朝的统治逻辑是，通过伪造符命随意诛杀、封赏大臣，暴露了他“托古改制、以符命代法理”的统治本质，也预示了新朝统治根基的脆弱性。


　　二〇二六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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