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特稿】从“奇特的入党申请书”到“最后的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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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高玉宝一生与“7”有缘，与人民军队有缘。他出生在解放军诞生之年的1927年，与解放军同岁。他1947年参解放军，直到逝世都在部队，是地道的“老兵”。
父亲是2019年12月去世的。在去世前尚清醒的时，又一遍遍和我细讲他的一生。每当讲起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后来共20多次见过毛主席的时候，他眼睛就放光，病态好像就退去似的。纵观他的一生，其实他这辈子主要做了四件事，而且每件都做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
第一件事，就是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打天下。他到老都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支枪的枪号是“627965号”，那是支三八式马枪。1947年20岁的他从家乡参军，经历了解放战争生与死的洗礼和考验。在这件事上，他做得相当不错，在战火中他立过六次大功、两次小功，是人民功臣。
第二件事，是他刻苦识字学文化，竟然从一个文盲战士成长为“战士作家”。建国初期，那场全军、全民的文化大扫盲运动，是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做了中国几千年来历代政府都没有做过的大好事，是我们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立下的最大历史功德之一。父亲在这件事上也做得极为典型，他成了提起全国扫盲运动绕不开的标杆人物和楷模。所以有一位部队作家曾撰文说“高玉宝是中国人民文化翻身的象征”。
父亲高玉宝与解放军同岁，是地道的“老兵”
第三件事，是他讲了一辈子红色传统和刻苦学习的报告，从高玉宝哥哥讲到叔叔，讲到爷爷，讲到80多岁的老爷爷。他在全国讲过几千场，担任着上百个学校的辅导员和名誉校长等职务，五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能做到这一点，在全国恐怕很少。
第四件事，是他一生都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终身自觉学雷锋，做好事，成为“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获得者“全军优秀共产党员”“全军优秀离休干部”和“100位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等等。
父亲临终前在病床上成天和我不厌其烦地聊着，有那么多的嘱咐、那么多的期望、那么多的割舍不掉。特别是他深情地嘱咐我别忘了把他最后的党费交给组织，说那是他对“妈妈”最后的心意表达。
他还让我背诵他入党时从内心流出来的、自认为是“大鼓词”的顺口溜：“党是妈妈我是娃，叫我干啥就干啥，不折不扣不讲价，永远听我妈妈话”。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会理解这种感情，会觉得，这能是“真的吗？”“不太真实吧？”可这就是我亲眼看到一个共产党培养起来的老战士临终前的真实场景。这就是那一代共产党人，至死不会变的铁打信念。
老话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父亲为什么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人民军队有那么深的感情，是有原因的。没经历旧社会的苦难，没经过战火淬炼和人民军队的锻炼，是很难体会深刻的。
父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姐妹依照父亲的遗愿，将他和母亲葬在了塔山阻击战我军16号阵地上。那里有一座“塔山阻击战老战士墓园”，墓园的西侧制高点上就是塔山烈士陵园，那里埋葬着在塔山战斗中牺牲的747位父亲的战友烈士。
安葬完父母，就感到有种急迫的愿望：趁着身体还行，重走父亲的人生路。于是我整理和阅读了父亲遗留的许多日记、笔记、书信、回忆录和诸多军史资料，做了寻访路线的军史考证和充分准备。然后我和妻子来燕开车，从父亲的故乡出发，由辽南向北，再向西、向南、入关，再向南、向西南，直至祖国的南疆。开车来回几次，累计走了有上万公里，与父亲来了一场在不同时空同一地点的相逢。这正应了那句歌词：“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一、遍尝旧社会的苦难，懂得了为穷人翻身打天下
父亲是个苦孩子，生在旧社会贫农家庭，受尽了苦难。年幼时的他看别的孩子上学，也哭闹要去，被我的爷爷骂。因为家穷，教书的周老先生免收学费，让父亲上了仅一个月的农村小学堂。
才8岁的父亲，因地主逼债，被迫辍学去了地主家抵债放猪、喂猪、起肥、干农活。他第一次去地主家还带着书包，结果被地主扯坏，书本撕碎。在地主家挨打受骂，成天喝稀饭，多喝一碗半碗也不行。
他赶猪路过小学堂，圈住猪，他想见先生再要讨书本自己读，结果被路过的地主发现，一顿暴打，从此断了上学的念头。快过年时父亲病倒，竟被地主赶回家，一年白干了，一粒粮、一分工钱都没得到。
乡下过不下去了，父亲全家被迫离开故乡去大连讨生活，就住在大连“三不管”地界附近的朱家屯贫民窟。9岁的父亲当童工、卖苦力，还曾沿街乞讨、卖冰棍、捡垃圾，还常给死人穿白孝衣、扛小旗、送殡，往往一次仅挣5分钱。童年的父亲真是尝尽了社会底层百姓生活的苦难。
父亲在大连街头给有钱人赶马车、拾煤渣，闲余时在大连西岗博爱市场帮说书的天津人郝庆轩照看评书场子、转圈施礼收钱，以换取自己能免费听和学师傅的评书。时间一长，这些古旧的岳飞传、隋唐演义等，他竟然也能有模有样学着说出来。正是这种地摊民间文学，启蒙了父亲最初的文学兴趣。
最悲惨的是那天，父亲的妈妈靠在大连“三不管”地界路边缝补衣物赚零钱，忽然遭遇到日本巡捕驱赶一窝疯似奔跑的华人小商小贩。我的奶奶当时正怀着孕、挺着大肚子跑不快，被凶恶的鬼子巡捕“大皮靴”追上、踢倒，一把抢走了奶奶仅挣到的块八毛钱，临走又故意一脚踹到奶奶的肚子上，苦命奶奶就这样因大流血而惨死。
在大连期间父亲全家竟然先后死了四口人：有父亲的妈妈、父亲的爷爷、叔叔和一个小弟弟，最后全家又被迫回到乡下。
可刚回家乡，又碰上日伪满洲国层层征徭役，伪保长派人绑走了我的爷爷。15岁的父亲被迫偷偷去央求保长放回他那有病的父亲，由他替父出劳工。
父亲在门缝里流着眼泪偷看着被放出来的爷爷，还在作揖千谢万谢保长的开恩呢。可回家后看自己的大儿子不见了，立刻明白是咋回事，爷爷急匆匆跑回保长家央求放过他那还是个孩子的儿子，可我父亲早就被押走了。我三叔后来告诉我，那天绝望的爷爷是仰天大哭着回的家。
父亲这次出劳工，是在鞍山北、辽阳南的灵山石矿区麦子山采石场，给日本人当苦力，劈山取石修“哈大公路”，那苦日子没法说了。后来美国飞机突然轰炸鞍钢设施和矿山，霎时一片混乱。怕死的日本工头、监工全都躲没影了，采石场一下没人管，中国劳工趁机蜂拥突破围栏、铁丝网逃离，父亲也随之徒步从灵山矿逃回了老家孙家屯。
没多久，伪保长又上门，抓走了父亲，再次充数当劳工。那年父亲才17岁。这次是被押送到复县北部日寇开的华铜矿，下井当矿工。
1945年8月的一天，父亲在井下挖矿时，右手擦挤到坑道石头上，指头擦去皮露出指骨鲜血直流，连指甲全都掀掉了，疼得钻心。但凶狠鬼子监工仍旧逼迫父亲用另一只手搬矿石，直到下班时，才放他升出矿井。回到工棚，父亲发了高烧，又吐又泻，像是得了伤寒病。这种情况若被日本人查到认定是伤寒，父亲立即会被拖走扔进“万人坑”的。
为避开日本人查铺查伤寒，不能上班的父亲被好心工友卷进工棚的通铺炕被中，躲过了一次鬼子的搜查。可以后咋办？为防意外，父亲被工友背到了矿山北面的“大顶子山”上一处野外看山窝棚藏身，每到晚上，工友会偷偷送一点吃的东西给他。剩下的是生是死，就全靠父亲自己命运了。晚上，山上有成群的野狗恶犬围着窝棚闪着绿色眼光，虚弱的父亲只能敲打几下工友给的一根棍子，让恶狗知道他没有死，不敢上前嘶咬……
没想到的是，这样挨过三天后，忽然工友白天赶来报喜：日本鬼子投降了，矿上的“小鼻子”全跑了，劳工自由了，咱们得救了！这一天，正是“八一五光复日”。天降喜讯，让父亲顿时泪流满面，他被工友背下了山。回家的同乡工友们做了个担架，把奄奄一息的父亲抬回了故乡孙家屯。
父亲遭难的这两座矿山，我和来燕都开车去过。站在华铜矿已湮没在荒草中的、父亲当年下矿井的“一大井”井口遗址处，回想这些往事，你真的能具象化地感受到什么叫“国仇家恨”！
共产党来了，家乡实行了“减租减息”、组织了农会。父亲参加了党领导的民兵，后来毅然决然地同许多同乡青年带上大红花，参加了人民自己的军队——东北民主联军。
1947年12月，在丹东的凤凰城新兵团驻地，部队开展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忆苦活动。父亲因在大连时常听街头说书，也学着有了点“说书的本事”，口头表达能力比一般战友要强很多。
在诉苦大会上，父亲不像有的战友一上台就会哽咽只会哭、说不清所受过的苦。而他上台却能比较从容而且很有感染力地讲清道明自己所受的苦、遭的难，因此成了新兵团诉苦典型，常到各营带头诉苦、以作示范。新兵团训练结束后，父亲因为觉悟高、记忆好，口头表达力强，被分到了四纵12师35团团侦察通信连里当徒步通信兵。
打辽阳是父亲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战斗中，他第一次奉命到前沿送信。在过壕沟时，他碰见了同是新兵、才十八九岁的一个老乡。过沟时，父亲还跟他开个玩笑，照着他屁股打了一巴掌，这小老乡还回头朝他咧嘴一笑。可就在父亲跳过壕沟的瞬间，回头一看，那个小老乡的眉心被飞来的子弹打穿一个孔，脑后是一个大洞，旁边马上就是一滩白的脑浆、红的血。这是父亲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战场上的残酷……
在突进辽阳城魁星楼时，城楼上的残敌打伤了团部司号员小王的腿。父亲因小时候善用弹弓打鸟，所以反应快，发现敌人再次向倒地的司号员瞄准，他果断先敌开枪，救了司号员。这是他第一次开枪击毙敌人，因而战评时受到团首长的表扬。
在打鞍山的“大石头”战斗中，因战事紧张、人手奇缺，父亲奉命独自押送百多名俘虏途中遇叛乱险情，他机智平定叛乱，完成押解任务。
二、“我从心眼里要入党”，一句誓言，终生作答
鞍山解放后，父亲所在35团进驻鞍山北的“刘二堡村”。因为鞍山的解放，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庆祝胜利，并自发带着礼品礼金到部队慰问。副班长桂德禄从连里领回慰问品和慰问金，全班每人一份。父亲第一次领到了“钱”，感激得不得了。父亲后来对我讲，其实发到手的这点钱，在当时只够买三斤花生米。
沉浸在第一次有钱兴奋中的父亲，忽然看见有战友排着队在交党费。自认参军就是共产党的父亲，觉得理应感恩，是共产党救了自己，还让他参加了共产党队伍。他极为朴素地认定：他很小就没了娘，共产党就是自己再生的“妈妈”。自己就是共产党的“儿子”！儿子第一次有了钱，理应先“孝敬”妈妈。
可当人家说他不是党员不收他的钱时，父亲急了、火了，大声嚷嚷：“闹什么笑话？我都参加共产党队伍一年多，仗都打了两次了，谁说我不是共产党？”
嚷嚷声引来路过的指导员刘存信，他耐心向父亲解释：“参加共产党的军队，不等于就参加了共产党。参加共产党得自己提出申请，还必须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吃苦耐劳、完成各项任务好，愿为穷苦人翻身打天下，不怕牺牲自己的一切，永远不能背叛，你愿意吗？”父亲毫不犹豫坚定回答：“太愿意了！”“好！”指导员拍了拍父亲的肩膀说：“那你写一份愿意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书给我！”说完，指导员有事匆匆走开了。
父亲偷偷问他最亲密的同乡、好友钟太阳，这申请书咋写？钟太阳说，“不知道，咋想咋写吧，你认识字吗？”父亲急了，又不好老问别人讨嫌，于是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决定自己写，心想，“好赖咱也上过一个月的学，还是认得几个字的”。
他看见房东大娘正在糊窗户纸，有很多换下来的旧窗纸，于是要来一张刚撕下来的大些、好点的旧纸，叠叠方正裁好，拿出一个铅笔头，就开始写了。
父亲憋了半天，心里只有一句话：“我从心眼里要入党”，脑里还不断闪现着自己的书包和书本被地主撕得粉碎踩在脚下、母亲被日本巡捕踢倒大流血惨死、在华铜矿井下那血肉模糊痛彻心扉的手、夜里躲在山上窝棚里发抖的身躯和围坐的野狗狰狞的绿眼睛……
满头汗的父亲，噙着眼泪，歪歪扭扭写出了“我从心眼里要入党”8个“字”。其实只写成了两个汉字，还有一个是错别字，其他字都不会写。他干脆用画替代：“我”写对了；“从”的繁体字是“從”，不会写，于是画了条“毛毛虫”替代；“心”干脆画了个“桃”形；“眼”就画了个大大的眼睛；“里”则画了个“梨”；“要”写了个错别字“咬”；“入”字按辽南和山东方言念“鱼”的音，于是他就画了条“鱼”；“党”字的繁体为“黨”，最难写，于是干脆画上一个挂在树上敲起来铛铛响的“钟”。
当指导员收到这份八个字的申请书愣住了：“小高，你这写的是啥呀！”父亲满脸通红地说自己不识字，只好拿画替代，并逐字解释给指导员听。
听明白了八字含义的刘存信指导员非常感动，连说：“好好，写得好，你不但会写，还会画呢。你这奇特的申请书，我收下了！希望你以后不论有多大困难，都要努力学写字，学文化，这样才会变得有出息，成为一个好战士！”父亲激动地一个立正敬礼，大声说出一个字：“是！”父亲一生都清楚地记住了那天：1948年2月24日，正好是元宵节。
因为不识字，父亲画出的这份“我从心眼里要入党”的八个字“申请书”，恐怕是史上最奇特的一份“入党申请书”吧。而且他凭此一句誓言，终生作答。
有趣的是，这个过程，也能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人类最初的文字起源，大概也是这样到了非写出来不可时产生的，是被逼出来的。
1948年6月8日，部队转移到了鞍山东面的汤河沿岸的孙家寨（今辽阳市弓长岭区汤河镇的汤河边上的孙家寨）。在该村，父亲宣誓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入党介绍人是他的排长鲍德金和张树春，候补期六个月。
当年不识字的父亲画出的这八个字滚烫、倔强的信仰表达，不仅把跟着共产党奋斗到底的信念刻在了骨子里，也发端了他后来要把穷人的苦难和对旧社会的控诉写出来而拼命识字、斗胆写书的奇迹。
入党后不久，父亲所在35团转驻鞍山东南的鸡王屯（今鞍山市千山区唐家房镇鸡王屯），进行新式军政整训大练兵。因为父亲“在练兵中工作积极、善学苦练、个人成绩突出并能帮助同志”，部队首次给他荣记大功1次小功2次。7月17日，父亲因在部队新式整军和大练兵中带病工作、利用木工技术解决了很多练兵用具问题、团结互助好，被评为“全连的好党员”，还受到连党支部发给“一条毛巾”的物质奖励。
1948年8月14日，父亲随四纵西进北宁路，进军途中35团进驻台安县雅化村待命。义县城外围战即将打响，由于父亲入党后的优异表现，连党支部特批准提前转正为中共正式党员。在支部大会上，全体党员热烈鼓掌祝贺父亲提前转正。
刘存信书记让父亲说说感想，父亲起身，背诵了他入党宣誓那天在心里涌出的四句“大鼓词”来表达心意，其实就是四句“顺口溜”：
“党是妈妈我是娃，叫我干啥就干啥，不折不扣不讲价，永远听我妈妈话。”——这句情深似海的大白话里面的字，当年父亲并不都会写，但他却牢记了一辈子。直到在去世前的病床前，父亲还让我背诵，我先背了起来，他随着背诵，我们父子俩就这样反复念背诵着、背诵着，都流了眼泪……
塔山阻击战打响了，前沿电话线常被炸断，父亲经常冒死左躲右闪地奔往枪炮大作的前沿送信、传达命令，多次遭到险情，差点牺牲，他全然不顾，坚决完成了任务。他亲眼看到断腿的机枪手和伤眼的战友配合打响重机枪，为预备队上来赢得时间。为了前沿多一个战斗力，他俩竟然拒绝护送，失明的战友背起断腿的战友，配合着走下阵地……
塔山阻击战胜利后，父亲随部队隐蔽入关，从长城的冷口关直插冀东，原东北野战军改编成第四野战军，原东野四纵改编成41军、父亲所在12师35团改编成了123师368团。然后部队直插平西地区，打响了康庄、怀来追歼战和解放张家口的战斗。
1948年12月23日下午，父亲所在368团突入张家口市后直插“大境门”，与逃敌后卫展开激烈战斗，一下围歼了敌人上万人。在追击战斗中，父亲奉命收容20多名病伤掉队战士。完成任务后，又奉命于傍晚时分，骑马出大镜门外西北方向西沟里的元宝山村、石匠窑村一带，寻找率部打扫战场清剿残敌的团参谋张李文斌。
当父亲来到元宝山村村口栓好马后进入一个农家大院寻找，突然与院中三名敌人遭遇。那三人挺着刺刀就冲了上来，父亲只能持无刺刀的马枪“以一对三”和敌搏命。他毅然开枪先击毙一敌后，竟然发现枪中没了子弹，只能不停地拼命拨挡剩下两敌的刺刀，身体渐渐不支。危机时刻，听到枪响的李文斌参谋长，从旁院跨过残墙，突然出现在两敌身后，挥战刀砍倒一敌、逃跑一敌，救下了遇险的父亲。从此，父亲就与团参谋张李文斌结下了生死之交。
再后来，就是警备北平、西苑阅兵，父亲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吉普车上那位救他出苦海的恩人毛主席。他泪流满面地随战友们山呼海啸般地呼喊，喊哑了嗓子，发誓一定终生听党的话，做一个好党员，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三、从文盲战士历炼成战士作家，成为中国人民文化翻身的象征
父亲是一个极为要强的人。有三件事触动了他发狠要学写字、要学文化，不能再当文盲“睁眼瞎”了：
一是因为不识字送错急件。1948年12月31日北平。父亲半夜奉命去三个不同方向、不同驻扎地的三个营送急件。因不识急件上大写的“壹贰叁”，结果该给一营急件错送给了二营，该给二营的又错送给三营。回来后，受到团参谋长李文斌的批评，幸亏不是战斗命令。此事对父亲刺激极大，非常难过自己不识字。同时，他第一次听到首长给他说的毛主席指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从此毛主席这句话，他铭记终生。
二是因为不识字抱着所有文件上会场。1949年3月，当警卫员不久的父亲，随团首长李文斌去驻东直门的二营开军人大会。会前首长让他回团部取一份文件。他跑步回到位于崇文门外大柳树井大街高家营胡同的团部，看到的不是一份文件，而是一堆文件。因不识字，不知该拿哪一份。时间急，路途远，父亲只好把所有文件抱着，气喘吁吁跑了十多里路，回到会场并送到主席台上的首长桌前。首长看到后一愣，当众随口说了句“让你拿一份，你咋全都抱来啦”，这话立刻引起会场上哄堂大笑，满头汗的父亲满脸通红只想哭，他难过自己不识字。
三是因为不识字，却遇热情市民追请签名题字尴尬无比。1949年6月，父亲随大军南下进入郑州。6月7日，作为警卫员，他陪同368团政治处主任李万永来到郑州站广场，查看368团过郑州的情况，遇到了欢迎大军南下的市民和学生簇拥。一些热情的男女学生，以为佩带短枪和挂着首长的望远镜的父亲也是首长，纷纷围上来让他题字签名，因为不识字，父亲弄的汗流浃背尴尬不已。
正是这三件让父亲终身难忘的尴尬之事，成了他拼命也要学字、学文化的动因。他认定要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就要努力学字学文化，绝不当毛主席批评的那种没文化的“愚蠢”人。
1949年4月，四野南下，是从零下40度寒冷的东北，走到零上40度酷热的南疆。军史记载：仅41军一个四万多人的大军，南下路上竟然病伤、牺牲减员高达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但是，父亲和他所在部队的所有战友们，还是凭着信仰的力量艰难挺进，继续追剿四处逃窜的蒋白残匪，这是怎样的一支钢铁的人民军队！
就在这样艰苦的南下近乎残酷的行军中，父亲竟然“没事找事”地做着一件自加压力的事情，就是利用休息时间抓紧学字、写书。每当休息号声响起，大多战士们就会停下脚步，在路边立刻坐下或躺下，以缓解透支的体力；一到宿营地吃过饭，所有人都会不顾一切地倒头就睡。而父亲则不是这样，他是在极限中熬炼自己，常常掐着大腿，不让自己马上睡，他要学字，他要写书。
那个年代，用来书写的纸是很珍贵、很少有的。父亲那几个来自不易的铅笔头，他又不舍得用来练写字，于是他在行军沿途捡拾片石当纸、钉子当笔。平常就是请识字的战友在石片上用钉子划上他要学的生字，然后他就照着石片上的字，用树枝棍在地上反复练习着写，直到学会。因此，他的挎包里常装着一些沉重的片石和钉子。有知道的战友们常常笑他：“小高你可真行，不累吗？”但更多的是佩服。
你想，每天行军百多里，还常有战斗，又是在南方高温40多度的湿热状态下，不用学字能坚持走下来都非常困难，何况又是早过了学龄的成年人还要边行军边自学写字？这岂不是近乎“残酷”的难上难？
父亲常常被一个个汉字憋得满头是汗，也曾打过退堂鼓。但是一想起自己是共产党员，一想起李文斌参谋长给他讲毛主席说的话，一想起自己没文化不会写字的痛苦和尴尬，就又来了劲。他认定共产党员是不能被困难所吓倒的。
于是为了克服打退堂鼓的想法出现，他强迫自己不再单纯学写汉字，干脆立即、开始、写书，边学边写、一举两得。这样会比起单纯学字，更有目标、更有动力。书是句子组成的，句子是字组成的，为了写书那就没得退路、逼得你必须同时要学会写字。
为了减少问别人字的次数，他就拿出当年画《入党申请书》的招数，凡遇到不会的字，就先画上自己能懂的符号替代继续写下去，等画符积攒多了后，再集中找人请教这些字怎么写。在问清楚、学会写后，他再替换掉所画的符号，并把没有了画符的句子，按顺序抄到另一个本子上，如此反复，不厌其烦。
因为不断苦苦认字的积累，父亲慢慢地开始能看一些读物了。书中一句话二十来个字，只要认得十三四个字，他就能解开那句话的意思。可是，他写字还是很困难，好容易写出三五个字，自己都觉得难看得很，七转八弯，斗大的几个字就能占了一页小本子，特别费纸面，他心里很是苦闷。
父亲之所以倔强地要写本自己的书，最初源于看了一本《少年毛泽东》的连环画。毛主席幼年学习的故事，深深地打动着他；特别是书中的这几句话：“毛泽东有一天忽然发生了一个疑问：他所读过的小说中，主人公为什么总是文臣武将、才子佳人，永远看不见一个耕田汉？”
父亲回想起自己从前听过的、看过的旧评书和各种“演义”确是如此。这事使他连想了好几天，为什么穷人不能成为书中的主人？于是有种大胆、莫名的冲动隐约出现，难道就自己不能写一本吗？
第二天，恰巧部队下发了作家白刃所写的一本通俗故事小册子《沉冤记》。父亲从书中惊喜地看到，“穷人这不开始上书了吗？”因为这本书使他受到了鼓舞。他从书中主人公所受的压迫和苦难联想到自己从前受的压迫和苦难，想起日本鬼子和那些汉奸地主的凶恶面孔；想起他屈死的爷爷、母亲、叔父、弟弟，还有那么多受苦的人，心里非常难过。“难道我就不能把自己的苦写本叫天下穷哥们全知道的书吗？”
他觉得自己虽识字不多，但还是有些“优势”的，他有“说书”的底子啊，他还能在诉苦大会上把自己所受的苦清楚地讲出来。他简单但又坚决地想象：如果把自己诉苦时说每句话的声音，变成一个个字写出来，不就成了一本自己的“书”了吗？
每天长途枯燥的行军，会增加战士们的劳累感。而父亲因为有“说书”的本事，往往成了队伍中的“大明星”。他的身前身后，往往跟着一群人，边走边静静地听他讲故事。那时候他竟然变成了行走的“电视连续剧”极受欢迎。有战友被他讲的英雄行侠仗义故事深深吸引，又被他卖关子的一句“且听下回分解”弄得愁眉苦脸，总担心故事中英雄人物的命运结局，有时又会大笑起来，庆幸英雄人物的成功。
父亲无形成了团司政机关队伍中的活跃核心，使得大家忘记了行军的疲劳。只要小高到了哪里，那里就鼓掌起来。“欢迎小高来一段，好不好啊？“好！”只要有人提议，别的人就会立即热烈响应起来。父亲也从不推辞，立即高兴地边走边“话说……”这般讲起来。
父亲在行军路上受干部战士们的欢迎，不仅仅是因为为大家说书，而是他总能身体力行地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去主动帮助身边的同志。一路上无论对谁，他总是和蔼体贴，无微不至。每到宿营地，身边同志们的烫脚水几乎全是他烧的，并还常给同志们搭铺、生火给同志们烤淋湿的衣服。等诸事忙完，他就又开始了学字写书。这样，当他再去问人家生字怎么写，总会得到别人热情地回馈与帮助。
这些，都成了父亲继续学字、写书的优势。其实他最初理解的“书”，只是他熟悉的评书和大鼓词，他那时并不知道“小说”是何物。他是模仿小时候在大连街头天津人郝庆轩师傅说书的范式和技巧来写书，开头就写段“大鼓词”。其实这“大鼓词”到了父亲那儿，就是写成了一段押着韵脚的大白话、“顺口溜”，接着就开始写“话说～”；而在一回故事的结尾，他必写上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949年的8月20日，是父亲记了一辈子的“神圣日子”。368团走到长沙县的肖家巷村休整待命。就在这一天，他用找来的废纸剪裁规整后，细心订了个小本儿，开始了他极其艰苦的写书创作。他发誓：这书一年写不成，写它两年，两年写不成，写它五年，拼命也要把它完成。
团领导非常支持和鼓励父亲，给他创造了很多方便和机会，调他到团司令部当“军邮员”。军邮员就是每天到师部把资料、报纸、信件等取回团里来分发下去，就没啥太多事，他便可以专心埋头写书。
有一次，父亲赶到部队队伍前面分发完文件报纸、家信，有点空，他抓紧在路边坐下，以膝盖当桌子写了起来。写着写着，忽然觉得好像眼睛出了问题，本子上的字逐渐看不清了，抬起头一瞧，原来是天色渐黑。他赶忙起身，跟随后卫部队再向前追赶。等他赶到宿营地时，团司政机关队伍早已开过饭躺下休息了。但是不管行军如何苦累，父亲都能做到在工作很好完成以外，一直坚持写书，从没间断过。
生字太多始终是写作中的拦路虎。细心的父亲发现过往的部队中，凡上衣兜里插着钢笔的，一定是识字的干部、首长。于是他在路边向部队分发信件、文件时特别注意观察，遇到“目标”，及时上前敬礼、请教生字的怎么写。
在湖南金井、高桥一带的行军路上，父亲依旧在路边支个摊、分发信件和文件，并抽空写书。被生字憋得有些着急的他，张望好久没发现有“插钢笔”的目标了。忽然间看见有首长骑马过来，这哪能放过？他急忙迎上去拦马、敬礼，请首长下马歇歇。不料旁边的警卫员一声“去、去、去”，生硬地把父亲推开。
没想到这位首长马上制止了警卫员并翻身下马，和蔼地问“小战士有什么事吗？”父亲不好意思地说：“报告首长，没啥事，就是想问问您这几个字咋写？”首长一愣，接过纸笔教了父亲这几个生字的写法，然后问过父亲的姓名、部队番号，知道他认字不多却有骨气写书，于是大加赞赏、鼓励和表扬，然后才翻身上马离去。
后来才知道，这位首长竟然是父亲所在41军军长吴克华将军。他后来特别把一个叫高玉宝的战士行军打仗期间，还边学字、边写书的事，转告了欧阳文政委，让他关注和支持这个学文化的典型战士。
在军、师首长的关注下，团首长更是积极支持父亲学字、写书。后来还专门派了干事单奇，负责每天教他两个生字。团宣教股股长迟志远和团长孙凤章先后都给父亲题字，鼓励他一定要坚持把书写好。
1949年7月，部队由湖北进军湖南，大部队要通过鄂湘交界的“湘北门”。就在这段两省交界的行军路段上，父亲曾坐在路边大石头旁，边等自己所属的团过来，边继续写书。因为又遇到好多不会写的字，又一下找不好相应的画符替代，急得他直流汗。忽然看见一位穿长衫的老者，父亲认定应是当地有文化的人，于是就上前问字，结果老人看见父亲身上背有枪，吓得丢下包袱就跑。
父亲追上去还包，拼命解释说“别怕，我们不是白匪军，是解放军，就是原来的红军，我只想问问几个字怎么写”。老人这才停下来，教会了父亲急用但不会写的几个字，还好一顿称赞父亲有出息，是个好样的青年。
后来，部队打响了著名的衡宝战役。就在1949年10月4日、新中国刚成立第4天，368团李文斌参谋长、二营刘严新副营长和四连张天恩排长等在宝台山阵地查看敌情时，不幸遭敌炮火袭击而牺牲。368团全体指指战员在宝台山石灰冲南坡列队，朝空鸣枪，为李文斌等七烈士举行哀悼仪式。
父亲双泪冲天地跪在他的首长李文斌的葬坑前，将南下一路替李文斌背负的那柄救过他命的战刀，放到李文斌烈士遗体旁一同下葬。他说，永远不会忘记，那次他送错急件后，李文斌参谋长对他批评时，告诉他毛主席的那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句话。他发誓让烈士放心，再难也要甩调文盲帽子，再难也要把书写出来！
后来，部队解放桂林后，在广西展开了剿匪作战。1949年11月29日那天，部队在经过藤县境内海拔最高的古豆山（六练顶），山很陡，道很窄，人都难走，马更不好走。部队过那三架大山就爬了两天一宿。晚上9点多，在经过一个悬崖时，父亲牵着的马不幸坠落到二十多丈深的山涧摔死了。那马驮负着团里重要文件资料和报纸，还有他写书的全部草稿。
父亲不惧危险，毫不犹豫地将卡宾枪交给宣传干事王子喜，让他警戒，而他自己则顺着一尺多高的草，仰面滑下山涧，大约滑到十八九丈深的地方，一块蹦起来大石头一下把他砸倒，迷昏了过去。
王子喜见父亲没了动静，怎么呼喊也不回。于是焦急的王子喜也一把把地抓住草丛、绿植根枝下去寻找到他，把他叫醒。俩人借着微弱的月光，找到死马，确认团里的文件报纸资料和书的手稿都在。俩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钟，才把一个20多斤重的马褡子弄上山来。上山后，父亲昏迷过去，待清醒以后，在战友们搀扶下，又走了20多里山路才抵达宿营地。
1951年1月，部队进驻了广东潮汕地区。28日这天，在潮安浮洋镇乌洋村南邻的“西郊村”一间农舍里，夹杂着画符的小说《高玉宝》草稿终于全部落笔完成。同时一直在帮助父亲改画为字、抄写书稿的营书记员尚振繁，也将父亲40多万字的手稿抄写完毕。这天，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宣教股长迟志远提议将作品发往野政首长审看。41军首长指示立即将父亲的小说初稿送到中南军区政治文化部。
很快，父亲被调到123师教导队学文化；很快，中南军区来了调令，父亲从此离开了41军老部队，来到驻汉口的中南军区政治文化部，在一位部队作家老师的指导下改书。不久，党中央机关报发表了《英雄的文艺战士高玉宝》一文，向全军、全国介绍父亲高玉宝的事迹。从此“英雄的文艺战士”名号，让高玉宝的名字响遍全军、全国，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人通过刻苦学习，甩掉了文盲帽子，有力地促进了向文化大进军的全国扫盲运动走向高潮。
后来。父亲又被调到北京军委总政文化部改书。他被称为全军的“文艺战线的英雄”，曾与海、陆、空、志愿军各位“战斗英雄”代表一起，代表着全军指战员参加1952年国庆宴会给毛主席敬酒。周恩来总理在向毛主席介绍父亲时，称他是我们的“战士作家”。从此，一位文盲士兵逆袭成为“战士作家”的事实，成为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奇迹，父亲高玉宝真的成为了中国人民文化翻身的象征。
四、“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作好事，不做坏事”
1953年年末，父亲小说前13章就要集结成书出版了。但是书名确一直定不下来，有各种说法和建议。12月7日，北京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的一次茶歇期间，军委政治文化部陈沂部长把高玉宝小说书名一直定不下来的事儿，向总政治部主任、父亲原所在的第四野战军老政委罗荣桓汇报了。罗荣桓思索后笑着对喝茶的大家说：“要我说，书名也叫《高玉宝》，高玉宝是《半夜鸡叫》里的小主人公，高玉宝已经家喻户晓，书名叫《高玉宝》肯定能给书起到推动作用”。
于是由罗帅一锤定音，形成了在中外文学史上唯一、仅有的“书名、作者名、书中主人公名三名相同的奇观”。罗帅还就此肯定说：“这样更好，我们新中国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1955年4月20日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一书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这本小说在全国形成了轰动效应。在建国初以来半个多世纪里，《高玉宝》热度不减，鼓舞了千千万万文盲最终甩掉了没文化的帽子，鼓舞着多少文化低的人们提高了文化水平，还以其对旧社会的控诉，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刻苦学习报效祖国、建设祖国。
小说的出版和带来的各种荣誉，没有使父亲“自我膨胀”、骄傲自满。他非常清醒，深深地感到，没有党的关怀，没有老部队的支持和培养，不可能有他一个苦孩子、一个文盲战士所能取得的一切、所能达到的高度。感恩、继续努力是他最大的心愿。
面对小说出版后忽然推到他眼前的大额稿费，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有人说这些稿费在当下能在北京买下一座四合院，可以出租赚更多的钱。他听着立刻脑大，自己这不成“财主”了吗？他在心里极为别扭和反感。他想的是，我本就是个穷苦人，全国还有那么多生活困难的穷苦大众，我绝不要当财主，我是共产党员！
于是他向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将军写了一封题为《我的心》的信，决心将稿费三分之二捐给解放台湾的福建前线。父亲在心中恳切地说：
“党比我亲生父母对我还要关心，是党下了很大的本钱来培养教育我。我在改书时身体不好，首长同志不但对我在生活上照顾，叫我吃中灶，而且还想一切办法给我治病。为了我更进步，首长又亲笔写信送我去人民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还给我保留了军籍。为了我学得更好，还给我订了多种杂志，纸张墨水什么都供我。过年、节时，首长又亲自打电话叫我回来过……所有这些，首长，我亲生父母也不能做到这样关心我呀！”
父亲在信中还详细叙述了他在人民大学学习，怎样得到吴玉章校长和老师们的关心，表达了他决心捐款支持解放台湾的心愿，还谈了自己是如何看待金钱问题的。他在信中说：“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我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我不能过着比人民高的生活。那么，我留着稿费那么多钱做什么用呢？我应该把它用在为人民谋幸福的地方去。”
于是，父亲将得到的稿费的一半，先分给了帮助指导他改书且有病的作家荒草老师，又按照陈沂部长“不同意捐三分之二，可以捐一半”的指示，将剩余稿费的一半捐给了福建前线部队，以慰问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友们。很快，父亲收到福建前线部队——南京部队政治部文化部就捐款之事发来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了父亲的遗物，也是在阅读父亲。我真真切切地看到，无论是在现实生活的感受中，还是在人们所写关于他的文章叙说中，父亲高玉宝一生，都是老百姓口中所说的那种“好人”。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风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审视父亲高玉宝的人生经历，基本可以说，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看了他的一些日记，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早期日记、笔记、回忆材料，知道了许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从20多岁到他80多岁，他一直是习惯性地、一有机会就会主动作好事。如：
1960年3月初，在人大新闻系学习的父亲，参加了到北京北郊和平公社二站六大队（位于皇姑坟）助农劳动。一天半夜，一位中年女社员哭着找到父亲高玉宝，说丈夫（李应山）不在家，女孩得脑膜炎昏迷、抽风，没车进城。父亲二话不说，抱起孩子冒着风雪拼命小跑七八多里，经一个多小时的跋涉，终于赶到北新桥一所医院抢救，女孩得救。
1960年9月24日中午，父亲随人大新闻系和党史系400多名同学正在丰台第一农场劳动，忽听到附近的丰台火车站警笛响起，浓烟滚滚。有人喊“不好，有火车着火了”！父亲高玉宝第一个冲了出去，紧接着同学们都冲向了车站。遇到停在轨道上的一列长长的火车阻隔，父亲带头从车底爬过去冲向着火的列车车厢，把随时可能爆炸的硫酸瓦罐一个个抱出，把一桶桶百多斤的火碱桶滚出，避免了一场硫酸火碱爆炸的灾难。
1963年6月25日，身为旅大军人俱乐部文艺干事的父亲在沈阳参加辽宁省文联一届二次扩大会后，乘火车回大连。在车上他遇一个腿脚不便的老大娘由其儿子送上了车，于是一路上主动照顾大娘。第二天抵达大连站后，父亲把老人东西全背在自己身上，搀扶大娘下车、出站，直至将老人的东西和大娘交给她来接的亲人，才放心离去。
1964年3月13日，身为旅大警备区文化部干事的父亲，去父亲农村作社会调查，在复县洪屯村准备访问谢四哥时，赶上人家正给人修理大车，于是他立即动手帮助人家一块修大车，边修边调查解放前华铜矿劳工的情况。
1964年3月23日，父亲到永宁公社调查解放前敌人的“镐头队”为害的情况，他挽起袖子帮助老乡担水，帮助公社办公室和宿舍收拾卫生，不论走到哪他都发扬着解放军“缸满院净”的传统作风。并还积极主动用家乡话，通俗解答社员们啥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
1964年4月，父亲在农村乡下走屯穿村搞社会调查，顺便帮村民捎口信、捎东西，充当“邮递员”，深受村民社员的欢迎。在去访问被“搞头队”害死的村民家属时，恰巧碰到家中没人。在等待中他看见其邻居一位七十多岁大爷在艰难劈木材，父亲就主动上前帮助大爷劈了半个多小时的木材，直到要访问的人回来。
1964年4月21日，父亲搞社会调查去土城子公社付家屯村访问三位烈士家属，因雨水多河水涨，过河时，遇见一位小脚老大娘正为过不去河发愁，他立即背起大娘淌过河。大娘高兴地直夸“好孩子，没遇到你，我就得回去了”。
1965年1月下连队锻炼来到金县得胜公社江家屯驻军75分队。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帮想家的新兵做思想工作，帮战士缝补衣服，帮厨房做饭、给战士们将红色故事、讲形势课，参加野营拉练。深受战士们的欢迎，各班的战士都抢着请父亲去他们班。
1965年11月，参加“社教工作队”的父亲，去看望东小磨子村村民李广润病在炕上的老伴，几个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病中的妈妈。父亲想起自己受苦的童年，于是主动出钱给他家买病人想吃的猪蹄、猪大油、鱼等，还从家里拿来1斤多豆油送去，并安排人请医生来看病。李广润感动得流泪。积极帮助社教工作队开展工作。
1979年6月14日，已经是旅大军人俱乐部主任的父亲，在52岁年龄时，为写《高玉宝》续集重返辽沈战役的战场。这天在义县大凌河边的街上，遇到一个三岁多小女孩掉进街中央没有盖的下水道井中。她妈妈走在前面走还没发现。听到哭声，父亲立即冲到井边，不顾井边污水污垢的脏，趴下身去，探入井中，将小孩提了上来。很快有许多多人围了上来纷纷称赞。孩子妈妈再三致谢。父亲浑身污垢衣服已不能穿，只好脱下卷入挎包中，只穿衬衣离开现场。
1994年6月12日，已是军队离休干部的父亲，在早4点多钟起来上厕所时，突然发现对面的辽宁师范大学化学系大楼里窜出火苗。他不顾已快70的高龄，急忙给大学值班室打了电话，也给消防队打了电话，随后就拿起斧和工具跑去。他叫醒门内值班人员，就冲进楼去。那楼里只有两个人看见起火也慌了。父亲指挥他们找来灭火器，他自己则挥舞起斧子砸开门上玻璃，闯进去灭了主要火源。消防队、校领导赶来时，他没说话，悄悄离开了现场。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们才发现了“辽师大化学系全体师生”一九九四年十月廿二日写的一封感谢信才知道父亲还有这样的一件事儿。
其实，父亲一生所做过的这样“很雷锋”的事还有很多、很多。他说过，他与雷锋是“同命人”。他曾多次被评为街道、干休所、区、市、省各级学雷锋标兵，他的遗物中就有沈阳军区和辽宁省等颁发给他的学雷锋金质奖章。
五、最后的党费，中国共产党万岁
父亲一生对党对人民军队的感情是极其真挚甚至是感人的。他大学毕业后，回到了部队，继续修改他的小说未发表的章节。期间他经历了所有人都经历过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风浪，受过委屈，也有过苦恼，但他经受住了政治和历史的双重考验。1991年8月，父亲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未发表的章节，经过多年的曲折，终于完成了修改，形成了《高玉宝续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父亲一辈子感恩毛主席、共产党救他出苦海，一辈子感恩部队培养他成为战士作家。为报答党恩，听党的话，他一辈子学雷锋做好事，一辈子给孩子和各界作革命传统和刻苦学习的报告，80多岁还在讲，却从不收取报告演讲费，只收少先队员献上的红领巾。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家里竟然有巨多红领巾和校外辅导员聘书。
父亲对老部队和老战友的感情至深，也令人感动。他终身从来不忘自己是一个兵，就是职位升高到有人叫他“首长”了，他还是说，“我就是一个兵，‘战士作家’嘛，永远是共产党、毛主席的一个兵”。
他最爱穿的是军装，最爱唱的歌是“我是一个兵”。他说没有老部队的培养、没有首长和战友们的支持，不可能有他的成功，不可能有文盲战士成为战士作家。在早年生活尚困难的岁月里，我们在大连的家，常常就是父亲的战友们和家属孩子们往来的接待站。
而我和弟弟的婚姻大事的介绍人都是我父亲。我的媳妇儿陈来燕，就是父亲同团老战友陈甲明的大女儿。而我的弟弟燕翔的妻子钟丽的父亲，就是和父亲同时入伍的同乡好友、又是同团、同班的战友钟太阳。
父亲一生对我们的成长影响极大。他走无论到哪里，都习惯地自觉地发扬我军“缸满院净”的作风。以至与这种作风和习惯也影响给了我们。直到现在，我和妻子无论外出在哪个饭店吃完饭，还都保持着收拾桌子、叠放碗筷以方便服务人员的习惯。外出住宾馆也是这样，在撤离之前，我们也总是习惯地将房间大致收拾规整、将被褥大致收拾整洁再走。因为我父亲就是习惯于这样，处处与人方便。
虽然现在社会进步、生活变好了，几乎没有了要扫的院子和需挑水的缸了，但是父亲传下来的这种我军“缸满院净”的优良传统作风和习惯，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种精神传承。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不能忘本，不能忘记旧社会的苦，不能忘记是谁救了我们。为了教育我们，父亲重回他儿时受苦的华铜矿时，特意从华铜矿的“万人坑”中捡拾死难华工一截肢骨，用红绸布包裹，装在他特制的小木匣中。木匣上还写着“不忘阶级苦”几个大字，并时常拿出来给我们讲他在日寇统治下的华铜矿所遭受的苦难，让我们牢记国仇家恨，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4人都是共产党员，我的儿子、侄女也都成长为共产党员。我家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之家。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们讲他那“我从心眼里要入党”的八字申请书的故事，他也善于用一定的“仪式感”来引导和教育我们，去建立坚定的政治信仰。
比如，青年时代的父亲曾作为部队“文艺战线的英雄”，与几位年轻的解放军和志愿军战斗英雄一同代表着全军的青年英雄们，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于1953年7月赴罗马尼亚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和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期间，中国代表团专门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缴获的美军步枪子弹制作的钢笔，作为参会纪念品。
回国后，父亲在这枚子弹钢笔的弹壳体上，请人专门刻上了我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以纪念他大儿子的出生。永远忘不了，当19岁的我向党组织写入党申请书和后来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时候，父亲这位老党员、老战士激动不已，他拿出了这支刻着我的名字、来自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子弹钢笔，指导我就用这支具有特殊意义的笔，写下我的“入党申请书”和填写我的“入党志愿书”。
至今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父亲很激动、很高兴，又给我讲述一遍他那奇特的“八字入党申请书”的故事。顿时在我心中充满着神圣感、庄严感、使命感和精神传承感。
2026年“七一”党的105周年的生日已经到来。想想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但我还感觉到他似乎还在辽远的空间里嘱咐我替他交党费。
记得父亲追悼会后没几天，我们兄弟姐妹就捧着父亲最后的党费，来到了部队干休所办公楼的会议室。干休所专门组织了一个接受父亲最后党费的仪式。所里全体干部战士和父亲生前所在党支部的同志们都来了。
在向支部书记同志递交党费时，我向在场的部队领导和同志们解释：今天我们兄弟姐妹是在完成爸爸的遗愿。爸爸嘱咐在他离世后，要我们替他向党组织趸交一万元党费。他说：他是一个苦命孩子，是共产党救他出了苦海、上了学，成为“战士作家”。
他把共产党看成“妈妈”，共产主义信仰永远不变。他生是党的人，死了还是。虽然死后就没了工资，但他还要每年继续交一元钱党费，要交上一万年，寓意就是：“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就是他趸交一万元的意义。
这是一名老战士、老党员就是以这种方式，在生命完全没了气息后，仍然“呐喊”出的最后心声！这就是共产党人不灭的信仰！
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完成了父亲的嘱托，真的，心中充满着国际歌的悲壮。这就是父亲高玉宝从“奇特的入党申请书”到“最后的党费”所走出了一条淬炼信仰的人生之路。
今天就是“七一”党的105周年生日。缅怀父亲这一代老共产党员，自豪我也是这伟大的党中的一亿分之一。革命自有后来人，我们万众一心跟党走，中华民族复兴、强盛就要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