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生命册》是一本好书

　　怎样的书才算得上一本好书？人们对此各有看法，但我始终认为“相见恨晚”是衡量所有事物的通用标准。读完开篇第一句话后，我便深陷其中，就像与人初见的那一眼，一见钟情。

　　“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在城乡矛盾之中，两条主线徐徐展开，一条是走出无梁村后，“我”的奋斗历程，另一条是关于无梁村的童年回忆。首章，“我”刚走出无梁村入职大学老师，紧接着就接到了父老乡亲三番五次求“我”帮忙的电话，章末引出了一位重要人物老姑夫，“他既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仇人。”矛盾永远是小说的核心，为什么有恩，又为什么有仇？一句话就勾起了读者的好奇心。

　　“你知道什么是‘枪手’吗？”“我要说，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你信吗？”“你用尺子量过钱吗？”“什么是好？好的标尺在哪里？”“你知道八步断肠散么？”“你有坐在云端里的感受么？”“你知道什么是水土么？”“你走过鬼门关么？”“你能让筷子竖起来么？”这些都是各章节的第一句话。作者抛出了一个问题，只要读者心存好奇，这些故事便自然而然地就走进了心里，因此我轻易不敢翻阅，我怕掉入作者巧妙设计的“圈套”里，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无人打扰的宽松时间独自细细品读。

　　说了这么多有提纲挈领之效的问句，其实短句子同样精彩，而且它们皆是独自成段，以此凸显其特殊性与重要性。“欠债总是要还的。”“老姑父的眼是后来失明的。”“老万回来了。”“人的耻辱都是自己书写的。”“骆驼很晚才回来。”“我是造过假的。”“无梁村人又一次愤怒了！”“我身后有人。”如果说这些短句的爆发力是他文章的特点之一，那本文第二个特点同样以“短”为核心。

　　某一人物的口头语在多个场景中反复出现，瞬间释放出语言的张力，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这对于刻画人物性格，可谓事半功倍。老姑夫为了养活“我”这个孤儿，常找妇女说一句“给口奶吃。”每当想起老姑夫，“我”就会念叨起这句话，它意味着“我”生命的开端。而梁五方逢人常问：“你吃过大盘荆芥（见识）吗？”此言不仅塑造了其傲慢的形象，还为人们对他的嫉妒和仇视埋下了伏笔。“后来人们的目光里，陡然生出了很多黑蚂蚁。蚂蚁一窝一窝的，很恶毒地亮着。”

　　刻画“虫嫂”时，因丈夫老拐没有劳动能力，家里穷得食不果腹，她常常做些出格的事，每次被抓住就会说一句：“娃饿了。”此话多次出现，从而刻画了一位母亲为了孩子付出一切，可最终孩子却因嫌弃母亲的“脏”，而近乎与她断绝关系。人心之凉薄，令人唏嘘。此外，还有一处。她靠捡垃圾为生，又住在臭水沟旁，大儿子提醒她：“县城里有浴池，去洗个澡吧。”捡垃圾本就仅够维持生计，五块一次的浴资，她还是去洗了，从半年一次，到后来三个月一次，再到最后一个月一次。她逢人便问：“你闻闻，我身上有味么？”每问一次，作为读者的我，怎能不感到心酸？

　　核心人物“骆驼”白手起家，最终成为亿万富翁，而他的口头禅是“必是拿下”。即便他离世后，文中的“我”回忆起“骆驼”时，最先想到的仍是这句话。“骆驼”刚强、冒进又果断的性格，全被浓缩在这句口头禅里。人物语言的反复使用，对于人物塑造效果着实显著。

　　李佩甫的第三个特点，是比喻。他的比喻很特别。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的比喻美轮美奂，精彩纷呈，但李佩甫的比喻看似乏善可陈。若你以为这是缺点，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恰恰成了他独有的风格。

　　蚂蚁出现在“虫嫂”的章节。“三个儿子，大儿子眼最毒，那眼里全是蚂蚁。”看到“蚂蚁”二字，我便懂了其中微妙的心理，仇视、恨意与轻蔑交织在一起。“她的眼毒，她一眼的黑雾，那黑雾一亮一亮，就像蚂蚁窝。”这是出自梁五方之口，他猜测蔡思凡杀了他父亲（即老姑父）时说的话。“蚂蚁”的象征性已然悄无声息地成了文中人物的共识。在本就不多的比喻里，他将犀利带攻击性的目光比作黑蚂蚁。像“我发现杜老师周围出现了一些像黑蚂蚁一样的目光。”由于多次出现，所以一旦读到“黑蚂蚁”，我便知道人们心中的成见又开始作祟了。

　　最后一点，或许称不上特点，但仍然值得一提。书中收录了大量上世纪的乡土故事，题材丰富，乡土气息浓郁，让我不禁联想到了作家莫言。我曾用三天读完了《晚熟的人》，并非刻意追赶进度，而是根本停不下来。没想到《生命册》里竟有多个章节在内容、立意甚至文风上颇为相似，有时因某些相似情节错以为读的是莫言，比如老姑父、虫嫂、梁五方等扎根土地、与命运顽强抗争的人物，他们的故事里藏着只有农村人才懂的生活底色。

　　好的作家、好的内容或许存在一种共性，但此时我还说不出是什么，那就埋头再多读些好书，相信有一天自己能说得清。合上最后一页，心潮久久不能平息，勒口上印着“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书目，我按捺不住冲动，又下单买来了《羊的门》《城的灯》，以及最新作品《平原客》。至于有没有时间读则是另一回事，只要它们摆在书架上，我的心里就踏实许多。因为这些书里藏着我的心事、我的过去，还有我的秘密。

　　三年前，我就收藏全了“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读《生命册》只因其腰封上的一句话：“一个土地背负者的心灵史诗”。近几年，土地一直是我文章里的“常客”，我也经历了一段由恨转爱的复杂心路。我想，我们同属一类人。

　　李佩甫生于五十年代，那个时代城乡对立尖锐，而我出生在九五年，虽已过去小半个世纪，我却依旧赶上一段尾巴。在文章中，我曾多次提及上小学缴纳过一笔不菲的借读费，那是父母四处筹措而来。从入校那一刻起，我身上就比别人多了一道沉重的枷锁。文中的“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常说自己是“背着整个村庄向前走”。

　　读到此处，我的心猛地一震。

　　我身上虽没有那般沉重的背负，但仅仅父母的期望便让我的童年始终笼罩在一层阴云之下。我不知要考到什么名次才算对得起他们，更不知如何偿还这笔无形的“借读费”。我曾问过父母为什么要让我借读，我可以在村子里读书的。父母的回答出奇一致：“我们想给你更好的教育，那将是你一生的底色。”孩子贪玩本是常情。若某次考得好了，往往因得意忘形而遭遇挫折，不等我反思，父亲就会用那熟悉的腔调说道：“你上这个学，不容易啊！”我便会垂下头，一重重乌云瞬间吞没我小小的身躯，宛如窒息。

　　这种感受，无人能懂。

　　不，李佩甫先生懂，文中的“我”懂。文中的“我”受不了这样的精神压力，决然辞掉大学老师的职位，而尚未成年的我，只想着通过努力逃离这股压力，去一个遥远的、无人认识我的地方，自食其力，这是我的心声，也是“大国”的心声。幼年时，大国因母亲的遭遇早早就埋下了去乌鲁木齐的愿望，其实又和乌鲁木齐无关，他只是想去一个离家远的地方。

　　这样的共鸣，还有太多。“我”没有旅馆意识，也没有电话意识。相隔五十年，这些意识早已如春风般吹遍大地。我的奶奶八十岁了，抖音、快手刷得熟练。生活在城里的我们更不可能缺乏这类意识，恰恰是这类意识太过浓烈，反而让我无比怀念那些没有手机的童年岁月。

　　妈妈戴着苇笠在太阳下挥镰割麦，我坐在树荫下无所事事地等着，土道上散落着被晒得硬邦邦的羊粪球，野草被我拔了又拔。下大雨时，我打开屋门，蹲在屋檐下，细数雨珠串成的“铃铛”，以至于后来每次读到“雨霖铃”这个词牌，这一幕都会立刻浮现，挥之不去。还有爷爷牵着牛从南坡回来，走过长长的林荫道，吃饱的牛越走越慢，牵着缰绳的爷爷也脚步迟缓，一人一牛的步子出奇一致，那样安静，那样写意。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却都是六岁前的记忆。我不知为何它们以片段的形式填满了记忆的缝隙。即使此刻落在笔下，心里仍被幸福感包裹着。

　　那些年，乡音曾将我隔绝在城市之外。人虽在城里，口音却时刻提醒我是“外人”。每次看到玩闹的人群，心里就一沉，这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那个村子里。那里的每一条狗，我都认识，不止狗，鸟、鸡、鸭、羊、牛都是我的朋友，可自从坐进整洁的教室，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我再未触碰过泥土，这也让我的心灵产生了隔阂。隐隐约约，在梦里，我还惦记着，我要回家！

　　不，不是回家，是回到土地里。那时我不知道乡下的家意味着什么，直至近日才找到答案，是因为我比同龄人更早感受到土地的情绪。它有喜怒哀乐，会呼吸，和我们人一样。

　　老杜和刘玉翠是想方设法挤进城市的两口子，文中的“我”也是在城市扎根的第一代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家庭的影子，因此彼此之间有太多的感同身受。读着第一章大段的精神独白时，我并不觉得是在读一本书，而是真的在与作者对话，并且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毫无避讳地将秘密一股脑儿地告诉我，而我也恨不得把所有想法都说出来，但面对的毕竟只是一本书，不是活生生的人，我该怎么说呢？那就写下来，于是我从一位读者化身为作者，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倾诉的心愿。

　　怎样的书才算一本好书？

　　一本能打开自己话匣子的书，甚至让读者比作者更迫切地想要表达，对自己而言，它一定是本好书。杜爱民在《书与城市》里写道：“在阅读中，首先应当确认的是自己。从自身出发，也落脚于自身，始终让阅读连接着脚下更具体的自我实践。”说得太好了。这是从《散文》里我无意读到的句子，怎能不算缘分？我顿生欢喜，搬来作为结尾，甚妙！

　　【作者简介】：作者，李哲，男，九五后，山东滨州人，硕士，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作品见刊于《唐山文学》《特别关注》《中国旅游报》《齐鲁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