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伟大建党精神到中共精神核心谱系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到今年为止，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一百零五年的光辉历程。当初的一粒种子，经过发芽开花，已长成了今天的参天大树，也由当初仅有的五十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一亿多名党员，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这些成绩的取得，伟大宝贵的建党精神无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和内核，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独有的政治基因，它科学深刻地揭示和诠释了党的初心使命与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一脉相承的精神特质。

　　一百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驱者们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怕一切的责任担当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种精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独有的精神，贯穿于我们党发展的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世界上任何政党的根本所在，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的力量源泉，是指引我们党能够在大风大浪中稳步前行的指路明灯，只要我们坚持这个精神，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发展，什么时候偏离了这个精神，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受挫折，这个精神来之不易，是无数共产党人的牺牲奋斗，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斗争中求生存和发展的结果，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重蹈历史的周期律，我们必须把这种精神永远地坚持下去。

　　伟大的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的总源头，贯穿于党的百多年奋斗历程。伟大的建党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根和魂，它又如同流淌在党的肌体里的血脉一样，维系着党的生命和健康。尽管还有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我们党正在下决心清除这些寄生在党的肌体上的“牛皮癣”，正在扎紧使干部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的篱笆，还人民群众一个风清气正的环境。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以流之浊而诬其原之清，正因为党中央的坚决反腐，清除了党内的腐败分子，为伟大建党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党的队伍更加纯洁，让人民群众重新看到了希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及党的二十大均强调，要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将其作为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伟大的建党精神正指引我们党带领我国人民朝着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阔步前行。

　　一

　　一百多年前，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人类指明了发展方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陆续出现。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随着党的早期组织在全国一些地区的建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立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便开始酝酿着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代表、来华接替魏金斯基工作的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来帮助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正式建党。在了解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之后，他们建议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小组受领了这一任务之后，便立即写信给北京等地的党小组，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中旬全国各地代表相继到达上海，同时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已经基本上就绪。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今兴业路七十六号）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十二人，代表了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由于陈独秀、李大钊未能来上海，因此会议便由张国焘主持，周佛海参与了会议记录工作。7月30日晚，会议突遭暗探侦查，为防不测，不得不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继续开会，才完成了会议的一切议程。这次会议非常特殊，一次会议，两个地点，召开党的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就遇到了这个情况，这在党的历次会议上还是没有过的，足见敌人的强大和中国革命任务之艰难。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陈独秀因在广州任职，李大钊因北大校务繁忙均未能参加会议。张国焘担任了大会主席，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犹如东方一道闪光，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航程，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二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舰扣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渐沦为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国情决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为防止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还必须把我国建成一个繁荣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艰巨任务的完成需要我们一代代共产党人来完成，没有伟大建党精神这个信念来支撑，没有这个精神之魂、行动之本，是不能实现的。只要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每一级组织、每一个党员都坚持伟大的建党精神，中国革命必能早日成功；如果不坚持建党精神，用其他什么精神来代替建党精神，中国革命就要走弯路，就会使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走入歧途，人民的千秋大业还会毁于一旦，我们党一百多年的奋斗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前进的征程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同公开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同自己内部那些放弃建党精神的各种机会主义作斗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就是因为放弃了建党精神，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没有遵义会议的召开、没有党中央率领一军团的单独北上，中国革命可能就此止步，一切归零，这已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所以说我们党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不仅是我们党同公开敌人作斗争，也是同自己内部机会主义作斗争的结果。伟大的建党精神使我们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产生了指导全党工作的毛泽东思想，才让我们能够走到今天。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苏联及东欧国家共产党丢掉政权的惨痛教训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提醒着我们时刻都不能忘记伟大的建党精神，让我们从两个近乎改变了党和红军命运的王明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分裂行为对党的危害，从党的六大尤其是遵义会议之后到党的七大才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不易，来说明我党建党精神的伟大。

　　三

　　首先我们说共产国际，它帮助了我们建党，也给中共带来了麻烦。当然，不可否认，共产国际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遵守共产国际的要求是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尤其是一些重大问题必须经共产国际同意，虽然是对各国共产党负责，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限制了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情况制定的方针政策作用的发挥，这样就使各国共产党都养成了一切以共产国际马首是瞻，不结合自己的实际，畏头畏脚，不敢越雷池半步的习惯。

　　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可以说就是从苏联学来的，近乎让中共灭顶之灾。他们完全不顾红军的实际，把红军的指挥大权拱手交给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导致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长征，在红军突破湘江已经损失过半的情况下，还要往湘西去钻蒋介石布置的口袋，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力挽狂澜，迫使李德博古不得不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全军覆灭。教条主义的瞎指挥，激起了全军的愤怒，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力主下，李德博古不得不顺应广大红军战士的要求，在遵义会议上停止了李德的瞎指挥。遵义会议后形成的领导集体，是中共唯一一次不仅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赶下了台且没有经过共产国际同意、中国人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会议，尽管中共这样作了，但这个“破规矩”的作法使得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不得不有所顾忌，由于中共及其红军还在艰苦的长征途中，这样的大动作生怕惹怒了共产国际，失去了他们的支持，为了不刺激共产国际，中国领导人也做了相应的工作。这就是：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党中央也派出了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再转道去苏联，告知共产国际遵义会议的情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不久张浩等人携带密码也先后从苏联回到陕北，终于沟通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中央便派出了任弼时、王稼祥等人去苏联报告中国党和红军的情况，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谅解。

　　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弼时、王稼祥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了中共代表团任弼时的报告，王稼祥作了补充发言，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的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为了继续执行这个政治路线，必须特别注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限制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应在敌后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说服国民党实行民主政策，提高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力等。会议作出了批准中共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另外主席团还形成了一个支持以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件。季米特洛夫特向任弼时、王稼祥说：“要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这些决议案和文件，由王稼祥带回国内交给了党中央。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尤其是季米特洛夫要王明不要再想当中共领导人的指示，使得王明的权力欲才有所收敛。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在看到共产国际已经完全承认毛泽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后，便想辞去自己名义上的负责人头衔，让毛泽东名正言顺来领导全党工作也已是水到渠成，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同意。

　　刚到延安，生活艰苦物资困乏，党中央连一个简陋的会议室都没有，谁是负责人，党的会议就在谁家开。长征路上，为了支持张闻天全力做好党的工作，鉴于张闻天仍是单身，且在苏联时就与刘英相识，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都需要有人来协助的情况，毛泽东让李富春一纸调令，便将刘英调到了中央队当秘书长。秘书长的工作就是负责中央领导人的生活，会场安排并作会议记录等，毛泽东关心促成两人结合，张闻天为此非常感谢毛泽东。但由于工作繁忙，战事紧急，直到长征到达陕北两人才走到了一起。每次中央会议在张闻天家里召开时，刘英总是忙前忙后，还要作会议记录。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常以诙谐口吻打趣二人，给紧张的工作增添了轻松气氛。刘英爽朗回应，欢声笑语时常回荡在陕北农家的院落中。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尽管张闻天仍是总负责人，但实际权力都交给了毛泽东，之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由张闻天的住处移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虽然中共领导人名义上是张闻天，而实际是毛泽东在掌权。正因为两人的密切配合，工作互补，使得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后能够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张国焘的分裂，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使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朱（德）毛（泽东）合作，使得中国工农红军找到了一条井冈山道路，张（闻天）毛（泽东）合作，使党和红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张闻天全力支持辅佐毛泽东，他的“谁有真理就跟谁走”的胸怀，为毛泽东施展领导才能，撑起了一片蓝天。张闻天以他在共产国际独有的威望，让自己作名义领导人，而实际工作则让毛泽东来做的这种独特形式支持保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优秀品质，他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勇于承担错误，延续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毛泽东的“洛甫这个人是不挣权的”，高度评价了张闻天。张闻天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甘愿抛弃自己的名利，曾经三次让贤的高风亮节永远成了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党中央向各根据地党组织发文，落款仍还是张闻天毛泽东或毛泽东张闻天，毛泽东张闻天合作领导全党的这种局面一直延续着。毛泽东不让张闻天“离岗”，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能维系住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使毛泽东能够不受共产国际的掣肘，还能起到对王明等人的遏止作用。虽然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已经在实质上领导全党，但直到党的“七大”毛泽东才成为了既是名义上又是实质上党的正式领袖。

　　四

　　王明教条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壮大带来了严重后果不是孤立的，与王明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完全听命共产国际有极大关系。正如毛泽东批评王明时所说：“王明对中国革命、对我们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而替别人想得太多了”。王明完全抛弃了中共伟大的建党精神，拉大旗作虎皮，用一些完全不符合中国特点的空洞理论来建设党和红军，哪有使中国革命不失败的道理。

　　1925年10月，王明、俞秀松等60多人，由上海启程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24岁的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是王明崇拜的偶像，米夫又担任了列宁主义课程的教员，王明的“好学和积极发言”，赢得了米夫的好感。1929年3月，王明结束了三年半在中山大学的学习回国，年底，调中央宣传部。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和支持下，召开了中共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提议，经中共中央“同意”，确定了王明等十五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这些人同中央委员有同等的权力，米夫还亲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并拟定了准备补选的中央委员和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使得王明一步登了天，不仅成了中央委员，而且还成了政治局委员，使得他们一伙顺利的夺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从此开始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四中全会后，尽管向忠发是总书记，但实际是王明在掌权。6月，向忠发叛变，王明成了最高领导人。不久，王明便再次去了苏联。24岁的博古便成了党中央的领导人。而博古由于不懂军事，又排挤毛泽东，所以便把来中国营救牛兰夫妇的李德留在身边当了军事顾问，正是由于李德的到来，拉开了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长征。尽管遵义会议纠正和终止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指挥，但由于忙于战争，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左倾错误的政治、组织路线是不可能得到清算的。1937年11月，王明等人从苏联回国。毛泽东到延安机场迎接，他在见到王明时说，我们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之后的王明，便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凌驾于中共之上，开始了他的右倾错误。1938年3月21日，王明在武汉期间不经党中央批准，在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同时提交中共中央和国民党，由于没有提及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和悲观失望的倾向问题，没有提及武装群众问题，和改善民生的问题，因此党中央于3月25日不得不另行起草一个《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电》，提出了全面抗战的八项建议，以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

　　五

　　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在红军最为困难，更需要团结的情况下却成立了第二中央，更是背离了伟大的建党精神。作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去苏联时曾受到过列宁的接见，尤其是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使得王明等人在取得了中共领导权后，随之被派往了鄂豫皖苏区夺了根据地领导大权的张国焘，视乎让他觉得自己有了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1935年6月，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他俨然以一副唯我独尊的太上皇自居，在看到中央红军经过了五次反围剿，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损兵折将严重，所剩三万人马之后，开始了在四方面军内散布否定党中央政治、军事路线的言论，他在认为中央红军不仅丧失了打大仗的能力，其实力更不能与自己的八万人马相比后，认为以后中央就只能靠他了，个人野心随之膨胀，因而便凭借着自己人多势众拥兵自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阳奉阴违，并以种种理由和借口耍起了两面派手法拖延不执行。迫于无奈，党中央不得不以各种方式作了最大的忍耐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说服和挽救他。党中央对张国焘采取了迁就、挽救、团结、争取的作法，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错误。中央对一个军队领导人采取的这些措施和办法在之前中共的历史上还是没有过的，但又不得不为之。

　　党中央从北上抗日和两军团结的大局出发，考虑到两个方面军的实际，只得采取退一步进一步的办法，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组织上对张国焘作一些让步，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同日，中央根据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方针，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利用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兵力尚未集中，碉堡线尚未完成的时机，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但张国焘在得到了实权之后仍然不为所动，鉴于张国焘行动迟缓，为保证这一计划的实施，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常委会议，在强调两军合作重要性的同时，又对张国焘作了让步，不仅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让位于他，且任他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同时增补了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21日又决定以四方面军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由于张国焘以种种理由阻绕拖延，到7月底，致使胡宗南部乘机集中兵力于松潘，薛岳部进抵文县、平武，形成互相策应之势，此时，懋功、绥靖也被敌人占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之中，使得《松潘战役计划》已无法实现。7月31日，中革军委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由于张国焘借口“真正问题”未解决，继续拖延，招致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8月3日，中革军委为贯彻执行北上的战略方针，依据变化了的敌情，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人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敌之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及组织问题，强调了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北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会议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后补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由陈昌浩任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沙窝会议之后，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加强两军合作，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决定对两个方面军进行混编，领导人交叉任职，分左、右两路北上。即将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编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编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央随右路军行动，鉴于张国焘仍迟迟不动，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改变了夏洮战役的作战计划，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两个方面军合作，可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不仅在消灭敌人的同时，还能够迅速地北上。但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中央的战略目标已经难以实现了。

　　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拖延徘徊，致使红军失去了打开北上通道和歼敌的有利战机，而国民党军却利用了红军迟迟不动的时机争取了时间，使得其逐渐从南、北、东三个方向朝红军围拢了过来。这时尾追红军的川军已占据懋功，蒋介石嫡系周浑元部已集结在雅安，胡宗南的四个师已在松潘、漳腊、包座一线布防，在巴西附近的山上也筑起了碉堡群。进到巴西的敌四十九师，被我右路军三十军消灭了两个团后，才进入到了巴西。尽管右路军面对的敌情十分严峻，但仍在巴西一带等着在阿坝附近的左路军前来会合，共同北上。然而张国焘不仅以种种借口拖延不来，还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他打电报给在右路军中的陈昌浩，不但令其右路军停止北上反而令其全部南下，并称如若违令不南下，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面对敌情和张国焘的威胁，中央作了如此大的让步，但张国焘的野心仍欲壑难填，其分裂行为不但不收敛，反而要挟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在迫不得已的危急情况下，继续说服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中央为贯彻自己北上的战略方针，避免红军的内斗和引起敌人的注意，党中央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境，于10日凌晨立即出发脱离危险，单独北上。同时命令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在阿西集合，先到俄界，会合一军团后，再继续北上。尽管左、右两路军已经分开，但如若右路军能全部北上，北进的通道也能较顺利的打开，然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却在陈昌浩、徐向前的率领下，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率部南下，造成了右路军的分裂。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真是到了雪上加霜的地步。正如徐向前在

　　《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所说的：“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再说之后的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之后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二万一千多人组成的西路军奋战河西走廊，终因敌强我弱，兵败祁连山，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其余残部由王树声、李先念率领继续坚持斗争。陈昌浩甚至说“要回去和中央斗争”，徐向前说“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离队）的错误，疚愧良深。”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穿着羊皮袄的徐向前终于回到了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在问了西路军的情况后，没有责备他，并鼓励他说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使徐向前很受感动。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组合，尽管没有像张国焘那样，破坏党的组织纪律，但使红军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党中央单独北上后，张国焘却反污党中央“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现逃跑”。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完全打乱了党中央北上的战略部署，党中央与张国焘本来是上下级关系，但此时已闹到了冰火不相容的地步。9月12日，中央在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后，立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党中央及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作出了红军要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又根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指出了张国焘的行为是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本着挽救张国焘，争取和教育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中央的这一决定没有下发。13日，张国焘却在阿坝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出了所谓的《阿坝会议决定》，攻击中央北上为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美化自己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扬言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要给以纪律制裁。多年以后，张国焘不仅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且在谁分裂了红军已是泾渭分明、大白天下的情况下，反而仍污蔑毛泽东等人。他在

　　《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他还煞有介事的写道：“历史如系事实的写道，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但中共的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众所周知，张国焘在1938年借清明节祭黄帝陵之际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且之后死在了加拿大，不论他怎么狡辩和死咬来妄图洗涮自己的罪行，但事实胜于雄辩，他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一席是永远也咬不下来的。

　　六

　　让我们从党的六大到七大这十七年中，从党中央纠正王明错误和张国焘的分裂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看建党精神的伟大。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讨论制定党的方针、路线、政策，选举党的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会等重大事项的地方，意义极其重大。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通过的章程及做出的有关决议，都是指导全党会后几年乃至一个时期的行动纲领和思想指南。早期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时间规定，随着形势的发展便有了时间的要求。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之相关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原则上五年举行一次，也可提前或延期。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总共召开过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两次大会的时间间隔来看，最短的不到一年，而最长的则有十七年，这就是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到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止的这段时间。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内外局势的复杂多变，尤其是军事斗争形势的严峻紧迫，威胁着党和红军的生存，迫使党中央不得不把军事斗争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任务。其次，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要把全国各地的代表聚到一起也非常之困难，不具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和时机所致。党中央也有过几次动议和准备，但终因各种原因不得不一再地推迟。尽管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党中央没有因此而减弱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还是通过电台联络或派人去各地，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及时传达到各级党组织的，使得地方党的工作没有因此而受到大的影响。党中央到延安之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和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统一全党的思想，已显得非常的必要。在国内外局势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七七事变的发生，民族矛盾已上升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要求党必须适应这个变化，改变过去的一切与之不适应的方针政策，党中央也曾就此动议过要召开党的七大，但由于时局紧急，全党正全力应对战争，无暇顾及其他，只得将七大的召开一再推后，直拖到了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夜。

　　党的七大为何被拖延了十七年之久，我们不妨对此做一大致的回顾。就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的原因。

　　关于召开党的七大，最先还要从米夫来到中国说起。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中国，他以肃清立三路线为名，极力推举王明等人，为了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其能够取得党中央的领导权，他曾提出过要召开中共七大，但由于当时党内反对王明的声音较多，米夫觉得时机尚不成熟，便决定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待王明等人在党内地位巩固之后，再召开七大。于是，他就着手作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在1930年12月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把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的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延迟”的任务。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等文件，但七大的召开仍不具备条件。3月，蒋介石在继去年11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被红军粉碎之后，又集结了二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之后的两年，又连续发动了第三、四、五次围剿。四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六月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使得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受严重破坏，已经难以立脚，且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也已不足半数。十月，王明看到党中央在上海的形势岌岌可危，便在米夫的举荐下，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在上海的党中央，则在王明未离开上海之前，就已由他提议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组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24岁的博古便被指定为负责人。从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博古就成了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党中央便由上海迁入江西苏区，和苏区中央局合署，改称中共中央局。同时，在上海组建了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白区工作。这样，原来准备要召开的七大只得就此被搁置了起来。

　　为适应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新发展，制定正确的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方针，党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批评和纠正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七七事变的爆发，红军立即改编为八路军（下辖115、120、129三个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由于党中央在延安相对地稳定，暂时不会遭国民党军的进攻，召开七大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就此开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最近时期内”召开党的七大，也初步制定出了会议的日程，并宣布成立了一个由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七大准备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并未工作。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又开会讨论召开七大的问题，会议提出，中央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包括发表为召集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给地方党发出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报告提纲等。但会议没有形成文件，程序没有启动。4月14日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的工作时说，中共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开党的七大，希望共产国际能够派人进行指导。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问题。会议还对代表名额的分配、选举代表的方法，作了若干规定。1939年6月14日和7月21日，中央书记处先后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两个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出代表待命。但这时，蒋介石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日军又加紧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七大的一切筹备工作又被暂时搁置。

　　第三次提出召开七大，是在1941年3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是我们党刚刚打退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会议决定一切准备工作要在五一节前完成，五一开会。会议还对七大议程做出决定，只要三个主要报告即可：即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并相应作出三个决议：原定的党章报告并入组织报告，职工报告改为就职工问题作专门讲演，组织问题和军事工作开始准备报告材料，各种政策条例由政策委员会加紧讨论，编辑成册，作为大会的材料。会议还审查了代表资格，确定了七大秘书处等会议机构，宣布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对召开七大做准备工作讨论的最具体的一次。会议的部分代表便在延安等候参加七大，但不久，中央又决定延期召开，这些代表只得返回。1941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之后，中央曾打算在1942年上半年召开，后因部署全党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及其他工作再一次被推迟。

　　第四次讨论召开七大，是在1943年7月17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此时党的整风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向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七大，并指定了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一些负责人来延安参加七大。8月1日，政治局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决定年底举行七大，并要求代表“须于最近期间启程来延”。之后，由于中央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并要求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等，七大又再次被延期。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历时11个月的会期，先后召开了八次全体会议。其中1945年3月16日的主席团会议讨论了七大的准备工作，决定：向六届七中全会提出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康生、高岗等16人，为七大主席团成员。确定七大的议程为：（一）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二）朱德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合并讨论。重要发言由周恩来讲统战问题，彭德怀讲华北情况，陈毅讲华中情况，高岗讲陕甘宁的情况。（三）刘少奇作关于党章问题的报告；（四）任弼时作历史问题的报告；（五）通过其它问题的决议及通电；（六）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还讨论了通过周恩来起草的关于中共七大开会及准备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问题的指示电。1945年3月31日的会议，讨论通过了准备向党的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和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1945年4月20日的会议，通过了准备向党的七大作的《军事报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党的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会议日程，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和对日的战略大反攻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延安召开，距党的六大已经过去了十七年时间。大会的主要内容是：（一）、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了抗战的前途和任务；（二）、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具体政策；（三）、制定了人民军队路线的完整体系；（四）、规定了正确的建党路线，提出了党在组织上的任务；（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七大的召开是我们党在经过了十多年的艰辛探索和付出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道路，且在斗争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已经完全能够独立自主，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结果，也是真理逐渐被全党所认识和接受而形成我们党伟大建党精神的结果。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及其重要的会议，它正确地总结了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伟大建党精神的体现，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不但领导全党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也为后来取得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伟大的建党精神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核和源头，在我们前进的征程上，还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但只要我们坚持发扬伟大建党精神，保持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我们一定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