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AI就政策理论研究问题的三次对话及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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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编写回忆录中遇到了如何正确记述自己三十七年前发表的学术论文——《政策终止论》——的学术定位的问题。我对这方面的情况固然有所了解，但是毕竟认识有限，用文字把几十年前的情况记载下来，无疑应该慎之又慎。我已经85岁，无法重返茫无边际的文献海洋，像年轻时那样去检索和查对资料。于是便想求之AI。不知它能否助我一臂之力？
2026年6月21日上午，我与AI做了两次对话：
第一次对话,我向AI提问：范绍庆怎样肯定中国学者最早提出政策终结议题的是莫旭麟和韦剑峰？
AI回答全文如下：
范绍庆在其2014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公共政策终结：启动、执行和关闭问题研究》的国内研究进展章节中，明确指出中国学者最早提出政策终结议题的是莫旭麟和韦剑峰，二人撰写的《论政策终止》发表在1989年第四期的《学术论坛》上，这是国内该领域最早的相关成果记录。
他通过梳理国内政策终结研究的发展脉络，将该文献作为国内政策终结议题的起点，明确了这一学术定位，填补了早期国内该领域研究溯源的空白。
屏幕在AI的回答下面，预设有三个问题：范绍庆还有哪些相关论述？范绍庆对政策终结的研究有何贡献？莫旭麟和韦剑峰的政策终结研究有何特点？
我点击了第三个问题。于是，开始了我和AI的第二次对话。第二次对话AI的回答全文如下：
结合此前提到的“二人是国内最早提出政策终结议题的学者”这一背景，他们的政策终结研究有以下鲜明特点：
1. 开创性地位突出
二人是国内最早涉足该领域的学者，1989年发表《论政策终止》首次在国内正式提出政策终结相关议题，填补了当时国内该领域研究方向的空白，是国内政策终结研究的起点性成果。
2. 研究起步早于本土化探索
他们的研究处于国内政策终结研究的萌芽阶段，早于后续国内结合本土政策场景开展的。
理论适配与本土化分析工作，为后续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搭建了最初的议题框架。
3. 聚焦基础议题引入
该阶段研究以引入、阐释政策的基础概念为核心，为后续国内学界引进、消化西方成熟
的政策终结理论，以及用相关理论分析本土政策现象打下了最初的学术基础。
看了AI这两个回答，我感觉其所言事实与历史大致相符，但它的评价，似有过于夸张之嫌。
为慎重起见，第二天，即6月22日上午，我又与AI做了第三次对话：
问：能否详细梳理我国学者对政策终结的研究历程？
AI的回答全文如下：
我国学者对政策终结的研究整体呈现起步晚、阶段性特征鲜明，成果分布呈倒U型的发展脉络，结合此前已提及的基础背景，可将其完整历程划分为三个核心阶段：
一 .萌芽与空白阶段（20世纪90年代前）
这个阶段，当时国内公共政策学科尚在起步建设阶段，研究重心集中在政策制定、执行等前端环节，对政策生命周期的收尾环节关注度极低，仅有的相关内容也散落在行政改革、法规清理的零散讨论中，未形成独立的研究方向。
二. 起步与探索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4年）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先后启动内三次大规模公共政策集中清理（1980-1987年、1996-1997年、2000年至今）尤其是加入WTO前后全国大范围清理与国际规则不符的政策法规，现实需求倒逼学界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国内学者张金马率先明确提出“政策终结是主动的政治行为，需经慎重评估与利益协调”的本土定义，打破了此前完全依赖国外理论引介的局面。2005年之前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总量极少属于典型的基础性引入阶段。
三. 繁荣与深化阶段（2005年-2012年）
2005年起相关研究成果开始快速增长，2012年达到研究顶峰，当年相关主题的学术。
论文产出达10篇，形成了国内政策终结研究的唯一一次高峰。
这个阶段诞生了大量标志性成果：丁煌等学者从博弈论视角分析政策终结的利益冲突机制……
这个回答与昨天的回答几乎完全不同。
综合AI两天所述，有必要弄清以下几点：
一． AI在第一次对话中说，范绍庆先生的书写了“中国学者最早提出政策终结议题的是莫旭麟和韦剑峰”，是否确有其事？
二．AI在第三次对话中说，20世纪90年代前，“我国学术界几乎没有针对政策终结的专门研究，相关议题完全处于空白状态”。这个说法对吗？
三．AI在第三次对话中说，“20世纪90年代前”，国内学术界的政策终结研究处于“完全依赖国外理论引介的局面”。这个说法对吗？
四．AI在第三次对话中说，“20世纪90年代前”，国内学界对政策生命周期的收尾环节关注度极低”；国内学术界的政策终结研究“未形成独立的研究方向”。这个说法对吗？
五．AI在第三次对话中说，“20世纪90年代前”，国内学界“研究重心集中在政策制定、执行等前端环节”。这个说法对吗？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于2026年6月23日特意去广西图书馆查了三本书：
第一本，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政策学原理》，
第二本，《学术论坛》1989年第4期，
第三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公共政策终结：启动、执行和关闭问题研究》。
查阅中，我对有关部分都拍了照片。现在逐一回答以上五个问题：
一． AI在第一次对话中说，范绍庆先生的书写了“中国学者最早提出政策终结议题的是莫旭麟和韦剑峰”，是否确有其事？
二． AI在第三次对话中说，20世纪90年代前，“我国学术界几乎没有针对政策终结的专门研究，相关议题完全处于空白状态”。这个说法对吗？
这两个问题彼此相关，所以放在一起来回答。
据查，范绍庆先生著《公共政策终结：启动、执行和关闭问题研究》一书第32页，在标题“国内研究进展”下写着：
“中国学者最早提出政策终结议题的是莫旭麟和韦剑峰，他们撰写的《论政策终止》（正确写法是：《政策终止论》）发表在1989年第4期的《学术论坛》上。”
范绍庆著《公共政策终结：启动、执行和关闭问题研究》第32页
1989年第4期的《学术论坛》上确实登载了莫旭麟和韦剑峰论文《政策终止论》。
以上照片至少证明两点：
第一，范绍庆先生的书确实写了“中国学者最早提出政策终结议题的是莫旭麟和韦剑峰，他们撰写的《论政策终止》（正确写法是：《政策终止论》）发表在1989年第4期的《学术论坛》上。”
第二，既然1989年7月15日出版的《学术论坛》第四期确实发表了莫旭麟和韦剑峰论文《政策终止论》。
上述两点说明，所谓20世纪90年代前，“我国学术界几乎没有针对政策终结的专门研究，相关议题完全处于空白状态”的说法，乃是无稽之谈。
再来谈上述五个问题中的第三、第四和第五个问题。总的看来，这三个问题都与政策理论研究的内容或框架有关。
AI认为，20世纪90年代前，我国学术界“研究重心集中在政策制定、执行等前端环节”，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政策理论框架。
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莫旭麟和韦剑峰，已在多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讨论政策终止、政策结构、政策接受、政策形式、政策的起源和本质、政策学的研究对象等政策理论问题的专论：
1988年10月，发表论文《接受与拒绝——政策运动过程的两种心理反应》于《社会科学探索》月刊；
1989年1月，发表论文《论政策的向同性》于《社会科学天地》月刊；
1989年7月，发表论文《政策终止论》于《学术论坛》月刊；
1989年10月，《粮食购销政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于《广西商业经济》月刊；
1990年1月，发表论文《农民就业选择的新曙光》于《广西经济研究》月刊；
1990年2月，发表论文《政策的起源和本质》于《社会科学家》月刊；
1992年，莫旭麟的论文《邓小平政策接受思想探析》发表于《毛泽东思想研究》月刊，同时，中国人民大学《邓小平理论》月刊全文转载；
1992年7月，莫旭麟的论文《成功在于从根本上扩大政策的接受容量》入选中国管理科学院上海分院学术委员会、《文汇报》、《解放日报》联合主办的“邓小平科学管理思想研究”征文论文集；
1993年，莫旭麟的论文《毛泽东政策结构思想探析》发表于《毛泽东思想论坛》月刊，同时，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治》月刊全文转载。
1991年2月，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莫旭麟主编的《政策学原理》。《政策学原理》第十章标题为“政策终止”。本章的篇幅为：从第269页到299页，总共30页，二万零八百字。
《政策学原理》全书未引用一句外国人的话，未转述外国人任何观点、模型。相反，本书政策的形式和结构部分引用了已故毛泽东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一段话。本书政策的接受部分，引用了邓小平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话的一段原话。
《政策学原理》的前言明确指出：“主编莫旭麟拟定了全书的理论框架并负责修改、统稿、定稿。本书的目录即是本书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由以下十二个部分构成：
第一章，政策的本质、政策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章，政策的形式与结构；
第三章，政策环境；
第四章，政策制定；
第五章，政策宣传；
第六章，政策执行；
第七章，政策监督；
第八章，政策的接受；
第九章，政策的稳定性和变动性；
第十章，政策终止；
第十一章，政策评估；
第十二章，我国现阶段的基本政策
《政策学原理》出版之后，多家媒体发表了评介文章：
《广西日报》理论版发表施平《政策教育的好教材——介绍〈政策学原理〉》一文：
“这是目前国内屈指可数的探索政策与政策运动规律的学术著作之一，是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政策教育的好教材……《政策学原理》敢于独辟蹊径，对政策的起源和本质、政策的对象、内容和方法、政策运动的一般规律等进行大胆探索。‘政策运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政策学原理》一书最重要的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无论是政策的制定或政策的实施，都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
《社会科学探索》发文评介说：“该书在探索社会主义政策学体系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概念、范畴和方法。”
1991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子报《文摘报》第868期“书讯”写道：“莫旭麟主编的《政策学原理》一书近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探索了政策运动的一般规律，为理解和运用政策提供了思考线索。”
“探索社会主义政策学体系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概念、范畴和方法”、“探索了政策运动的一般规律”，当然不可能局限于“政策制定、执行等前端环节”。实际上《政策学原理》的理论框架说明，它包含了政策运动中涉及的政策的本质、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政策的形式与结构、政策环境、政策的接受、政策终止，等等广阔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