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故事,世人多铭记雪山草地的绝境跋涉、泸定桥头的浴血冲锋,却甚少知晓,在重庆綦江石壕、安稳的重山之间,有中央红军在重庆留下的足迹。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渝的唯一过境地,綦江因这段光荣历史而被系在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上,成为“国家长征文化公园”重要组成部分。重庆也因此有幸成为中国红军长征经过的第十二个省级行政区。 


       漫漫长路与拳拳初心

       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后,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军委制订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与泸州之间的赤水一带北渡长江,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1月17日,中央红军从遵义挥师北上。其中红一军团8000多人,在周恩来、董必武及军团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等率领下,于1月21日翻越桐梓县尧龙山崇山险隘,挺进綦江石壕、安稳羊角一线。红军剑指重庆,实则佯攻。蒋介石急忙调集大军拦截。殊不知,红军虚晃一枪,然后调头向西。22日,红军从石壕出发,经贵州温水、习水、向土城进军。最终红军四渡赤水,调出滇军,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堵。(图为红一军团司令部驻地——禹王宫)

       綦江的石壕和安稳,藏在大娄山的褶皱里。从重庆主城往南走,过了綦江县城,车就开始爬坡。盘山路一圈一圈绕上去,窗外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对面是直插云天的峭壁。若是雨天,云雾就从谷底升起来,把山头裹得严严实实,路也看不清了,人仿佛悬在半空中。当年红一军团就是从这条路过来的,翻过尧龙山,趟过綦江河,往赤水方向去。90年前的正月间,这山里头比现在冷得多。

       老人们说,那年的雪下得大,坡坡坎坎都是冰凌子,走一步滑一步。红军穿着单衣草鞋,从贵州那边翻过来,进到綦江地界。队伍拉得老长,前面已经到了石壕场,后面的还没出贵州。他们从江西一路走过来,走了上万里,吃的苦比这山上的石头还多。多少人倒在路上就没起来。可队伍还在走,一直往北走。

       我站在石壕镇的一个山垭口,脚下是当年红军走过的古道。青石板被雨水和岁月磨得溜光,石缝里长满了青苔和蕨草。往南望去,贵州的地界就在几里之外。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可90年前那支队伍走过之后,这山这路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春夏之交,九盘山间云影悠然,石壕老街的青石板温润如初,百年红军桥静卧清溪,禹王庙飞檐黛瓦,风骨犹存。抚过斑驳老墙,聆听乡翁闲谈当年“红军的故事”。九十载岁月流转,深藏深山的红色故事依旧鲜活滚烫,这里的老百姓至今心心念念,难以忘怀。

(图为石壕红军桥)


       借宿门板与红苕稀饭

       石壕场上有个老人,姓赵,今年八十多岁了,他爷爷当年亲眼见过红军进镇子。老人家摆起龙门阵来,眼睛就亮了。他说爷爷那阵子才二十出头,正月初几头,突然听见场口传来脚步声。镇上的人吓惨了——那时候兵荒马乱,过兵不是好事,要么抢粮,要么拉夫。家家户户赶紧关门闭户,把值钱的东西往地窖里藏。结果等了大半天,没听见砸门的声音。从门缝往外看,只见一队兵坐在街沿边上,抱着枪,靠着墙,安安静静的。 有个当官的在挨家挨户喊话:“老乡们莫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赵家爷爷壮着胆子开了一条门缝。看见那些兵穿得破破烂烂,脸冻得通红,脚上裹着稻草,有的鞋子都走烂了,脚趾头露在外面。他心软了,把门打开,说外面冷,进来坐嘛。那个当兵的笑了一下,说老乡,我们人多,不进屋打扰。要是方便的话,借你家门板用一用,在屋檐下头打个地铺就成。

    “借门板?”这事搁在别的队伍身上,门板早就卸下来劈柴烧火了。可红军不一样,他们真的是来“借”的。赵家爷爷把门板卸下来,铺了稻草,几个兵挤在上面睡了一晚。第二天天没亮,队伍要走了,他们把门板重新装上去,用袖子把灰擦了又擦,还往灶台上放了几个铜板。临走时在院坝头站得整整齐齐,给赵家爷爷鞠了一躬。

       90年前的綦江冬天,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一样。红军睡在屋檐下、柴房里、牛圈旁,能避风的地方就是福地。他们不是没有本事住进屋里去,是住进去了,心里头就不安生。他们晓得,这门板是一家人的命,是老百姓的门面,更是老百姓的心。你动了人家的门板不要紧,你动了人家的心,那才是大事。

       后来,赵家爷爷逢人就说,这些兵不一样,他们是真把老百姓当人看。这话一传十,十传百,等红军队伍开拔的时候,场上的老百姓没有一家关着门的。有的端出红苕稀饭,有的烧了热水,有的把自己的草鞋塞给那些打赤脚的兵。

     “借门板”三个字,听着轻巧,里头装着的是千斤重的信任。老百姓的门板,你借得走,也还得回来,但那份情义一旦给了,就再也收不回去了。90年了,赵家那两扇门板早就换了新的,可石壕人还记着这事。每年的正月间,老辈人都会跟小辈摆这个龙门阵,说当年有支队伍,借过咱家的门板。那是天底下最讲理的兵。(图为当年石壕老街)

       

       五担谷子与四条性命

       石壕镇梨园村漆树坪,至今还藏着一个洞。三块大石头夹出来的凹槽,不到十平方米,当地人叫它“红军洞”。洞里潮湿阴冷,抬头只看得见一线天,寒气从石头缝里渗进来。可就是这个连人都站不直的地方,当年藏过四个红军重伤员。

       那年红一军团一师卫生队借住在农民李树清家里。卫生队第二天要赶路,担架不够,四个江西籍的重伤员走不动,组织上就委托李树清帮忙护理。李树清那年二十二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家里人晓得这事,脸都白了,提醒他说保长放过话,藏匿红军要杀全家。李树清闷了半天,憋出一句话:“红军是好人,伤员走不动,不能不管啊!” 他把四个伤员转移到屋后山脚下的油岗咀岩洞藏起来。那洞口矮得很,弯腰才进得去,三块大石头把天遮得严严实实。

       李树清一家人轮流送饭,把饭碗藏在割草的背篼里,上面盖一层青草,装着打猪草的样子一路走过去。他妹妹李学林那年才十一岁,小丫头背着背篼,蹦蹦跳跳往山洞跑。伤员们看到她来了,高高兴兴喊她“小妹妹”,给她摆故事听。

       有一回,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挨家挨户搜查红军,闯到李树清家,一双红军胶鞋往地上一扔,逼问他人在哪儿。李树清的母亲吓得跪在地上磕头求情,李树清咬着牙不认。最后送了那些人五担谷子,才打发走。五担谷子啊,他家一年才收十担出头,一半多要交租。可李树清说,谷子没了,明年再长;人没了,就啥子都没了。

       一户普通的农家,用一家人的命,守住了一条承诺:你把我当人看,我就算豁出命,也要护着你!五担谷子换了四位红军的命。当年那个冬天,洞里头潮湿阴冷,但那洞里透进来的每一线光,都是暖暖的民心。长征从不是孤军奋战的征程,伟大胜利的背后,是万千百姓倾尽全力的托举与成全。(图为红军洞)


       红军司务长与乡民杜福生

       红军的为民初心,从来不是空洞口号,而是躬身实干的担当。红军烈士墓旁的碑林中,有一块石碑上刻着这样一首诗:“撤离顷刻值千金,宁舍千金为一针;知否英雄遗意重,拼将己命换民心。”说的就是这位司务长的故事。

       红军大部队撤离石壕后,留下一名司务长和两名战士,检查清点和归还借用群众的物品,并用银元兑换回苏区纸币,不幸遭到敌人袭击。三名红军寡不敌众,一人牺牲,一人负伤后突围,司务长则负伤被捕。

       当晩,司务长被吊在农民赵兴五坝子边的桑树上,让他供出红军的去向,他不说。用鞭子抽,用火烧,他还是不说。那个赵姓农民躲在人群里,看着司务长被打得血肉模糊,眼泪直流。他想上去求情,可自己的婆娘死死拽住他的衣角,说你去了也是送死。赵兴五见司务长伤势严重,晚上偷偷送了一碗饭菜给他。司务长怕殃及赵兴五,坚持不吃。

       第二天,敌人继续审讯拷打,哪怕遍体鳞伤,受尽苦楚,他始终咬紧牙关,守口如瓶,未泄半句军情,未改半分气节,司务长被残忍杀害。

      行刑之日,风雪萧萧、山河含悲,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振臂高呼“红军万岁”,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綦江这片热土上。(图为司务长牺牲的地方)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收葬红军遗骸是株连全村的死罪。可当地乡民感念红军恩德,不惧牵连、不畏杀头,趁着夜色风雪,悄悄上山收敛英烈遗骨,含泪安葬忠魂,他们是当地农民杨贵华、杨现洲、杨子洲、张海。从此岁岁默默祭拜,用最朴素的善良,守护着英雄的赤诚忠骨。

       在羊角场还有一个英雄,名叫杜福生。安稳人提起来就喉咙发哽。那年,红军宣传队最后离开羊角,要去追赶大部队。路不熟,山里头岔道多,走错了就是万丈深渊。贫苦农民杜福生站出来了,说,我给你们带路。红军不敢答应。他们晓得,这地方民团凶得很,保长王福良更是心狠手辣,谁帮了红军,回头就是掉脑袋的事。宣传队的同志拉着杜福生的手说,老乡,你回去吧,我们自个儿走,不能连累你。杜福生急了,跺着脚说,你们是好人,是我们穷人的队伍,我心甘情愿为你们带路,什么也不怕! 他领着宣传队翻山越岭,一直送到贵州温水,看着红军队伍走远了,才转身往回走。回到羊角,保长王福良把他抓起来,按了个“卖客”的罪——把客人出卖给外人,在当地是最重的骂名。杜福生不认这个罪。他说,我带的是红军,是给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我没错。保长还是把他杀了。

       有人说,杜福生太犟了,何苦嘛,带个路把命搭进去了。可羊角的老人说,你们不懂,那年月穷人活得不如一条狗,只有红军把杜福生这样的人当人看。听说红军在路上碰到又冷又饿的杜福生,把自己口袋里的米倒出来,把从地主家缴来的腊肉煮给他吃。那一碗热汤下肚,杜福生就认定了,这是一群值得拿命去送的人。

       司务长把命给了綦江的百姓,杜福生把命给了红军的队伍。一命换一命,可换的不只是命,是一颗心。那颗心从红军胸膛里跳出来,跳到百姓胸膛里,再从百姓胸膛里跳回红军队伍里。就这么一代一代跳下去,跳了九十年,还在跳。

       石壕镇有一个小的红军纪念馆,讲解员是个年轻姑娘,讲起当年的故事来,眼睛里亮晶晶的。她说她奶奶的奶奶,当年就是给红军端过洗脚水的。“那时候,老百姓为啥子愿意帮红军?”她像是问我,又自己回答,“因为红军把他们当人看。别的队伍来了,你是牲畜,是壮丁,是粮仓。红军来了,你是大爷,是同志,是亲人。你说,你帮谁?”

     “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这是当地的民谣,朴素的乡音俚语,没有修饰、语言朴实,但发自内心,彻底颠覆了乡民对“兵”的传统认知。

       红军短短两日过境,没有发生震天动地的大战,也没有发生载入史册的大事。可这片巴山渝水的坡坡坎坎、乡野坝子间,却发生了一场军民相依、生死相守的温情过往,红军以心换心,百姓以命换命。深山百姓不懂深奥的革命理论,却深谙善恶是非、知恩图报。红军以命护苍生,百姓以命护红军。这场跨越生死的双向奔赴,是长征路上最温暖的底色,更印证了亘古不变的真理:“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是革命最坚实的靠山,群众是胜利最根本的底气。

       我离开的时候,又经过那个山垭口。太阳快落山了,满山的映山红开得正盛,红艳艳的一片,从山脚一直铺到天边。当年红军走过这里的时候,花还没开。可他们留下的那些东西——那扇门板,那句承诺,司务长至死不屈保护百姓的凛然正气,却开出了比映山红更长久的花。那花长在老百姓心里头,一年一年地开,一代一代地开,开到今天,还要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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