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我在青岛市图书馆做了一场关于《红楼梦》的演讲,现场来了近三百位观众。这件事之后,“红楼梦”几乎成了我做阅读推广的一个标签。事实上,《红楼梦》只不过是我格外喜爱的古典文学著作之一。而对于红学研究,我更希望能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毕竟阅读《红楼梦》本就有一定门槛,把一件有门槛的事放到大众层面推广,多多少少“不太合适”。
比如我每次去恭王府,总能看到不少大学生模样的人绕来绕去,寻找那块疑似“天香楼”出处的牌匾,大抵都是听信了某位“刘”姓专家的解读。这位专家用推理悬疑的路数解读《红楼梦》,在电视综艺的时代火遍大江南北。他还曾来过青岛,当时还在读高中的我特意去了他的签售会。我还记得他穿着一件草莓奶糖色的上衣,背着军绿色挎包,讲课声音沉稳,内容颇引人入胜。尽管他确实勾起了我对红学的兴趣,但站在学术真理的角度,我不得不说,他的研究方向走的是邪道。
在学术层面,我目前能提出的比较新颖的观点,就是“脂砚斋夫妻说”。
脂砚斋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在红学爱好者圈的热度,丝毫不亚于“曹雪芹是谁”。有人说他是“史湘云的原型”,有人说是“曹雪芹的叔叔”,还有人说是“曹雪芹自己”,前几年我的母校马瑞芳教授提出观点,认为脂砚斋是“和曹雪芹同年出生的表弟曹天佑”。我上课给学生讲过这些说法,也聊起读到脂砚斋绝笔“余常哭芹,泪亦待尽”之类的内容时,我下意识就觉得脂砚斋应该是一位女性。
其实我们对“脂砚斋”身份的猜想,或许真的不够大胆。
最近我听到一种说法,认为脂砚斋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而且是一对夫妻。我在互联网上溯源查找,找到的无非是“我从长辈那里得到绝密资料”这类陈词滥调。但“脂砚斋夫妻说”,恰恰契合了脂批中部分语义不明、逻辑不通的内容带给我的心理暗示。于是我细细考究了一番,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北京大学李明军教授在《脂砚斋身份考辨:兼论其评点中的性别意识》(《文学遗产》2020年第3期)中提到,脂批存在“忽男忽女”的矛盾现象。比如庚辰本第一回的批语“作者用史笔也,宜乎众人为之疯傻”,就是典型的旁观者视角,言辞犀利,语气冷硬;而第二十五回的批语“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今作者用‘不识字’三字,特犯不犯”,这句话又极像是描述亲眼所见的场景,还带着小女子顽皮调侃的趣味。
中国科学院王颖研究员的研究则更为扎实。她在《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5期中公布了团队的研究结果:团队通过人工智能对三万多字的脂批使用TF-IDF算法进行分析,发现脂批在针对贾宝玉、林黛玉两个人物的批注中,呈现出鲜明的“一体两面”特征:“泪”字在黛玉相关章节的出现频率是其他章节的7.2倍;“痴”字在宝玉心理描写部分的使用率激增400%。事实上,脂批中一直有两类截然不同的用词习惯交替占据主导,这两个话语体系分别关联“闺阁琐事”与“家族兴衰”,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单人完成的批注,反而更像是夫妻二人对着书稿深夜对谈的记录。
除此之外,脂批中多次出现暧昧的“余二人”表述。比如第二十一回“余二人虽不曾有此坐,然此等光景,自是经过。”再比如第二十六回“余二人批书至此,不禁泪下”。事实上,“夫妻店”式的文化创作模式在清代并不少见。NTHU黄一农教授在《二重奏:红学研究的新视野》中提到了他从旧档案里发掘出的线索——康熙五十四年《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苏州刻工朱圭与妻王氏,同刊《耕织图》,王氏校字题跋。”
或许数百年前真的有这样一番场景:一对夫妻都是曹雪芹的至交好友,妻子一边缝补衣裳一边批注,笑着说:“宝钗这句‘淡极始知花更艳’,分明就是昨天我怼他的话!”丈夫抿着茶开口回应:“你把贾政猜灯谜那段再改改,别让书商看出女子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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