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吴起的晨曦

       1935年10月19日拂晓，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冲破千难万险，完成人类历史上最悲壮、最伟大的远征，披着淡淡晨曦，走进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

       这支队伍，就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自此，吴起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里程碑。半个月后，陕北大地上响起毛泽东的豪迈宣告：“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一

       吴起，地处陕甘交界、洛河源头，是北上宁夏、西出甘肃的咽喉要地。因战国时代魏国大将吴起曾在此驻屯，戍边护民有功而得名。这座西北军事重镇，所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标志，其实沉淀着一段不寻常的插曲。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攻克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后，抵达陇南宕昌县哈达铺。当天下午，毛泽东刚在义和昌药铺安顿下来，就安排红1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去镇上搞点报纸杂志来。傍晚，侦察连从邮政所、货栈等几个地方找到一批《大公报》《山西日报》《西京日报》等报纸。

      毛泽东如获至宝，当夜就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围着一盏油灯，一张一张地翻看报纸。突然，7月23日的天津《大公报》上一则报道吸引了大家的眼睛：“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赤军者2万。”

       接着，他们又从《大公报》和聂荣臻派人送来的一张国民党山西省政府出版的《山西日报》上，获得了更多消息：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有3个师，枪万余支；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正从陕南向陕北转移；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等等。

       毛泽东立即从这些零碎信息中得出一个结论：陕北有党的组织，刘志丹率领的队伍已打出一片天地。他的反应直接而果断：“中央要北上，去陕北！”

       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一张报纸定去向”。

       从江西走到西北、从8.6万余人走到7000人的中央红军，前行的每一步都在用生命和鲜血进行矢志不渝的探寻，途中曾数易落脚点，包括最初的挺进湘鄂西，到后来的选择川滇黔等。此时，悬在毛泽东心头的问号终于变成感叹号。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哈达铺驻扎5天，雷厉风行地展开三个步骤：

       组织整编。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决定将红1、红3军和中央纵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战略调整。9月20日，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休整补充。红军通过缴获一批国民党军遗留的粮食、食盐等物资，得到暂时补充后，迅速开展兵员补充和政治整训，尽快恢复部队战斗力。

      期间，红军颁布了《回民地区守则》，并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游击队，为后续红二、红六方面军再次途经哈达铺奠定群众基础。宣传科长彭加伦连夜创作了歌曲《到陕北去》。杨成武后来在回忆录中，称哈达铺为长征“加油站”。

     “到陕北去，到陕北去，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1935年9月23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突破国民党军防线，于27日抵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10月7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翻越海拔近3000米的六盘山主峰，继续向环县和庆阳之间前进。毛泽东登上六盘山顶峰时，心潮澎湃，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诗中充满喜悦的战斗豪情，更透出对党和红军历史性考题的深层思考：“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二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

       吴起镇共有百余户人家。当中央红军来到时，乡亲们误以为又是国民党军来“清乡”，赶紧牵牛赶羊躲进山里。得知真相后才纷纷下山，烧水煮饭慰劳自己的队伍。

       然而，硝烟并未散去。红军前脚刚进入吴起镇，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三、第六师和马家军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后脚就追至距吴起镇20里外的二道川川口。

       此时，经过漫长跋涉和连续作战的中央红军，已属名副其实的疲惫之师，粮食和弹药严重匮乏。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道：“那时干部战士骨瘦如柴。”时任中央红军总供给部部长的林伯渠，在日记里记下了急需过冬物资的数目：“羊毛衣五千套（最急）、羊毛短裤六千条（最急）……”

       更严峻的是：国民党军10余万兵马正步步逼近，准备对苏区展开“围剿”；西北军民对中央的策略缺乏了解；陕甘支队严重减员，急需补充兵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把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的战略目标就难以实现。

      毛泽东审时度势，坚定地说：“我们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这句话成为了红军的战斗口号。

       20日深夜，毛泽东在吴起镇西头打麦场上，与周恩来和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切尾巴战役”。会后，彭德怀连夜带人察看地形。吴起一带山高、沟深、路窄，正是打骑兵的天然战场。他命令3个纵队埋伏在吴起镇西南的头道川、二道川两侧山梁，形成对敌合围之势。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彭总部署细致、决心果断，要求部队隐蔽接敌、突然开火，务求速决。

       警卫战士陈昌奉在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约4时半过河，从二道川口一个小庄子前面的小路正面西南上山（平台山）……发现一株很大的杜梨树。” 毛泽东就在这里同第1纵队干部召开战前动员会，强调要打好长征最后一仗，给苏区人民送上一份最好的礼物。开完会，毛泽东盖上大衣靠在大树下休息，他已胸有成竹，告诉警卫员枪打得激烈时不要叫醒他，打冷枪时再叫醒他。

       21日早晨7时左右，马鸿宾的第35师骑兵团进入伏击圈。红军立即发起进攻，将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纷纷落马溃逃，缴获了一批战马及武器弹药。

       战役期间，毛泽东还电告彭德怀：“吴起镇、金汤镇间的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人守堡，拟派队解决之。”彭德怀遂派第1纵队参谋长左权，迅速率部出击，攻破张廷芝民团盘踞的豹梁寨子，一举铲除了威胁苏区的反动武装。

       落脚陕北，首战告捷。毛泽东欣然挥毫，写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彭德怀看到诗后，谦逊地将末句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战后，当地政府把平台山改名为胜利山。

       为民屏障御敌于门外，缺衣少食却秋毫无犯。几十年后，当地赤卫队员王有余仍记得红军进入吴起时的情景：那时天气已转凉，陕北当地人已是身不离棉衣。可红军官兵们仍然穿着短褂、草鞋，帮助老乡家挑水、修窑洞。“红军同志用马尾毛补衣服，却把新棉衣送给老乡。”

     “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后来写下一首《追赋》诗：“露天麦地覆棉裳，铁杖为桩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成为生动写照。

       到达吴起镇的第二天，毛泽东派后方勤务部部长杨至诚，带着他亲笔写的要借2000块钱（大洋）以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的纸条去见徐海东。徐海东马上把经理部长找来，要他把7000块钱留下2000块，拿出5000块送给党中央，经理部坚决地照办了。后来，彭德怀见到徐海东，感慨说：那钱真是"雪里送炭"！

      短短几天里，苏区群众自发为红军筹粮数万斤，并送来猪、羊和土布等物资。当地政府还组织上百名毡匠，为红军赶制毡衣、毛袜和毛手套等过冬衣物。保安县游击队队长张明科等率部进入甘肃环县河连湾、洪德城一带，找到中央红军临时就地安置的200多名伤病员，转移到吴起镇一带安顿救治。

       红军招兵扩红的布告张贴后，吴起镇及周边的富县、子长县等地青壮年踊跃响应，出现了一个村七八十人、一家子孙数人参军入伍的喜人景象。这股“参军潮”，随着中央红军向延安进发一路延续。从1935年10月至1936年初的一个多月间，仅陕西省就有近万人报名参军，远超原定7000人的扩红任务。

       三

       今天，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的一盏马灯，令人们浮想联翩。

       展柜标签上写着：“毛泽东在吴起镇夜读所用”。灯盏底部还残留着当年未燃尽的煤油，玻璃灯罩上的一道裂纹，正是1935年10月19日夜急行军时碰刮所致。这种具象的历史遗存，让人真切地触摸到那个史诗般的秋日。

      时光回溯到90年前的10月。当陕北古镇沉入夜幕时，村民张廷杰家的窑洞里，毛泽东在这盏马灯前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首次提出震惊世界的著名论断——“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驻扎吴起镇期间，党中央先后召开了3次重要会议。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张湾子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当前任务一是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二是与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

       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指出：“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党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

       10月27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等工作。同时确定了“陕甘支队与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会合，争取在入冬前粉碎敌人对陕北的‘围剿’”的南下作战方针。

       历史选择了吴起。黄土高原上这个军事古镇，就此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里程碑。90年前那个云诡波谲的冬季，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军事胜利、战略转型、政治纠偏、群众动员、组织整合等五大任务，对当时和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穿越漫长岁月风云，毛泽东同志当年的精辟阐述，仿佛仍回荡在吴起、在陕北上空。

       落脚点——宣告党中央、中央红军实现了从“战略转移”到“战略立足”的历史性转变。

       出发点——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的新的斗争时期。

      1935年10月29日，陕甘支队发布《告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书》，号召军民团结一心，“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维埃而战斗！”

      10月30日拂晓，党中央、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离开吴起镇，向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甘泉县下寺湾进发。

       初冬的清晨，黄土高原苍茫如海，朔风呼啸。飘扬在千沟万壑间的红军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红军官兵们的目光穿透熹微的晨曦，仿佛看到了一轮喷薄欲出的红日——那是中国革命走向波澜壮阔的一抹曙光。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毛泽东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