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前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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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主理人联合创办的海读书院，搬去青岛市最贵的写字楼之前，最早是在几间局促的民房里租房起步。有一回政府给楼栋做外墙保温，我们门口就成了施工现场，那段时间，每天傍晚都会有一位母亲带着孩子来捡建筑废品换钱。我不清楚相关法规如何界定这件事，但包工头确实默许母女俩捡了好一阵，之后才出面赶走了她们。我看小姑娘浑身脏兮兮的实在心疼，就把她领进教室免费听了一节课，还给她洗了脸。
旧时武行有“门前宝地”的规矩：自家武馆门前要是出了不公之事或是江湖恩怨，主事人绝不能坐视不管。我教书的地方叫“书院”，不是普通托管班或是培训班，自然见不得小姑娘跟着母亲受苦却置之不理。孟子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古代书院本就承担着乡贤的职能，小到调解邻里纠纷，大到赈济地方灾荒，在乡土社会中扮演着大家长的角色。行兼济之事帮扶弱者，本身就是教化社会的一部分。
我执教这么多年，遇到不少来“踢馆”的人：有的是登门交流，有的是在公益讲座现场提出质疑，其实本质都差不多，结果无非两种——要么败给我，要么很惨地败给我。我记得有位推崇王东岳的中年大叔，被我反驳得破了防，情绪一度失控，但最后也接受了我对“哲学家”的定义：真正的哲学家首先要提出自己独立的哲学概念，而且这个概念要能在现行逻辑学体系内被讨论。早在罗振宇推广王东岳之前，我就已经读过他的《知鱼之乐》和《物演通论》，不得不说，他的哲学体系并不符合这个标准，说到底还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底色里绕圈子。后来还有一位法学院毕业、长得极像金城武的帅哥，过来和我辩论法哲学相关的内容。其实这些切磋我都觉得挺好。
但后来来了一位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先生，措辞格外激烈。他认为，出身大院子弟的我既没有资格、也不可能和无产阶级共情。
如果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像他这样激进，那这门学问恐怕就太糟糕了。好在我后来想通了，问题出在他这个人本身，他不过是个极左派罢了。不过平心而论，他说的确实没错：我和底层共情的能力确实存在缺陷，我也说过类似“何不食肉糜”的话，比如“孩子学习不好为什么不花钱送出国呢”就是例子。但与此同时我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信徒最大的冲击就在于：这些信徒脱胎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却恰恰犯了黑格尔所批判的“直接知识”的毛病——把逻辑批判异化成了政治身份的斗争，这种落后性和古印度的种姓制度没有区别。
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另写文章展开讨论，这篇文章我要辩护一下，一个尊奉孔子的人，为什么也可以和无产阶级共情。
我暂且把我们这些孔子的信徒称为“精英主义知识分子”吧。马克思对我们这类人的助人行为的批判，核心观点是这类善行无法带来系统性改变，而且“慈善”本身就带有歧视属性——一个穷人接受援助的那一刻，就已经在身份上认同了自己被定义的“穷人”标签。马克思追求的是社会层面的系统性改造，也就是让无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除此之外，零星的公益手段不能、也不可能解决根本的阶级矛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慈善的批评非常尖锐，直接从政治学层面否定了它，认为这类慈善是虚伪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我们不能忽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慈善的理解存在很大局限性，他们提出的无产阶级内部互助，并没有脱离基督教教会内部互助的雏形。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引用了曼彻斯特帕金逊主教对慈善的理解，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直到最后也没有提出更具开创性的慈善制度。因此马克思对慈善的批判，因为其自身认知的局限而显得苍白无力。
在我看来，这一点儒家的理解远比马克思深刻，这也是中国人天性善良的体现。儒家将善行定义为内在德行的自然流露。当然，马克思的思想也提醒我们，一定要重视慈善的得体性，这件事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对弱势群体的帮助本身。关于这点孔子也提过，《论语·宪问》有言“义然后予”，慈善绝不能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
中国是个伟大的民族，当西方人从十六世还在炮制各类伦理学体系来探讨道德问题时，中国人的温良早已是一种自然的本性。助人为乐是好事，想那么多干嘛，干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