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的关键是什么？是用人。用人得当，社会安定，天下太平，朝廷运转顺畅；用人失当，则社会动荡，人心不稳，朝廷容易形成危机。《资治通鉴》卷三十四讲了汉哀帝时期用人上的得失，给人以很好的启发。原文如下：

　　孝哀皇帝中建平三年

　　春，正月，立广德夷王弟广汉为广平王。

　　癸卯，帝太太后所居桂宫正殿火。

　　上使使者召丞相平当，欲封之。当病笃，不应召。室家或谓当：“不可强起受侯印为子孙邪？”当日：“吾居大位，已负素餐责矣。起受侯印，还卧而死，死有馀罪。今不起者，所以为子孙也！”遂上书乞骸骨，上不许。三月，己酉，当薨。

　　有星孛于河鼓。

　　夏，四月，丁酉，王嘉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崇，京兆尹骏之子也。嘉以时政苛急，郡国守相数有变动，乃上疏曰：“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故继世立诸侯，象贤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居是国也，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遗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以安。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狱，劾敞贼杀人，上逮捕不下，会免；亡命十数日，宣帝征敞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举劾苛细，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上书告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故纵，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爱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壹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前苏令发，欲遣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称者，天子纳而用之。

　　这段话的白话文意思是，建平三年春天正月，朝廷立广德夷王的弟弟广汉为广平王。癸卯日，帝太太后居住的桂宫正殿发生火灾。

　　皇帝派使者去召见丞相平当，打算封他为侯。平当病重，不肯应召。家里有人劝他：“何不勉强起来接受侯印，也好为子孙谋个封荫？”平当说：“我身居高位，已经背负了尸位素餐的罪责。勉强起来受了侯印，回去躺下就死，死后罪过更大。现在不起来，正是为了子孙啊！”于是上书请求退休，皇帝不批准。三月己酉日，平当去世。

　　此时有彗星出现在河鼓星区。

　　夏季四月丁酉日，王嘉被任命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被任命为御史大夫。王崇是京兆尹王骏的儿子。王嘉认为当时政令苛刻急切，各地郡守、国相频繁更换，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圣明君王的功绩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正是这样吗！’所以设立诸侯世袭封地，是为了效法先贤。天子为他们选择辅臣，让他们世代受尊重，士民才会归附，教化才能推行。如今的郡守比古代诸侯还重要。过去选拔贤才，有的甚至从囚徒中提拔。魏尚获赦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惮；韩安国从囚徒中被起用为梁国内史，骨肉得以安定；张敞有罪当免，后来被宣帝征召为冀州刺史，最终发挥了大用。前代并非偏爱这三人，而是贪图他们的才能对国家有益。汉文帝时，官吏可以长期任职，以官为姓，上下安心，无人苟且。后来逐渐变了，官员频繁调动，监察苛刻琐碎，揭发隐私，官吏任职数月就被换掉。中等才能的人只求保全，下等才能的人一心营私。官员被轻贱，百姓也不怕他们，稍有不如意就有叛离之心。此前山阳亡命徒苏令等人横行时，竟没有一个官吏肯拼死效忠，就是因为守相的威权早已被剥夺了。孝成皇帝曾下诏安慰二千石官员，因为国家有急难要靠他们。孝宣帝也爱惜能干的官吏，弹劾奏章往往留中不发。希望陛下留心选才，记善忘过，宽容臣子的小过失，让尽力做事的人有所劝勉。如今大夫中有才能的很少，应该平时就培养储备，临事才不会无人可用。”

　　王嘉于是推荐了公孙光、满昌、萧咸、薛修等人，天子采纳任用。

　　这段话讲了一个核心道理：治国的关键在于得人、信人、容人、养人。

　　首先，人才难得，要不拘一格选用人才。魏尚、韩安国、张敞都从囚徒中被起用，因为国家需要的是才能，不是出身。

　　其次，稳定才能出政绩。汉文帝时官员长期任职，上下安心，所以政绩显著。后来频繁调动、苛刻监察，人人自危，谁还肯尽心做事？这样做的结果是，中等人才只顾保身，下等人才一心营私。

　　第三，苛刻监察反而害国。苏令之乱时，竟无一人肯死节效忠，正是因为日常的苛察早已把官员的威权和忠诚消磨殆尽。监察只挑毛病不给支持，最终把所有人都逼成了庸人。

　　第四，要记善忘过，宽容待人。对有功劳的人要记住他的好，对小过失要宽容。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第五，人才要平时储备，不能临渴掘井，需要人的时候才去选人。苏令事发时竟找不到合适的大夫去查办，只好临时拉个县令凑数。平时不培养，急时无人用，这是最大的危险。

　　把以上道理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尊重中层、信任人才、宽容过失、长期培养，国家才能安定；反之，苛察频繁、临事求人，必然人才离散，危难时无人担当。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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