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迁之愁

    元旦前三天，我搬进了市中心的新居。二十六层，甲室，两厅四室。落地窗外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天际线，夜里万家灯火，像一捧打翻的碎钻。朋友们来贺喜，提着红酒和兰花，说这回你算是苦尽甘来了。我笑着应承，给他们沏茶、削水果，却总觉得这屋子里的暖气不够热，后背隐隐透着一层薄凉的汗。

     我高兴不起来。从踏进这扇门开始，就没真正高兴过。
     搬家那天，隔壁乙室也在搬。两个搬家公司的人马在电梯口挤成一锅粥，纸箱摞得比人高，吆喝声此起彼伏。我侧身让一只箱子过去，抬头，正对上一张久违的脸。王处。他老了，鬓角白了，从前那种签字画押时的笃定气韵，像褪了色的窗帘，还在，但旧了。我们同时愣了一下，是他先笑起来，说，是你啊。我说，王处，真巧。巧得过了头。同一个楼层，同一天搬家，连装东西的纸箱都是一个牌子、一个型号——二十四瓶装啤酒的那种，拎手处印着青岛啤酒的绿色商标。他那边走廊里摞着七八只，我这边的玄关前也摞着七八只。远远看去，像两家合买了一趟货。从前我们一起共事，他在单位分管房子和车子，好处是实实在在的。后来他出事了，分房那点事被掀到台面上，撤职，处分留着尾巴，以观后效。不久后他就从单位消失了，像从没在这栋楼里上过班。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到他，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他，还住在一起。

      下午搬完家，工人们结账走了。我把自己扔进新买的沙发里，空荡荡的客厅回声很长。歇够了，起来拆箱。书是我的家底，满满六箱，挨个搬进书房。裁纸刀划开封口，一本一本往书架上码。第五箱，手伸进去，触感不对。不是书脊的硬挺。是软，是密，是码得整整齐齐的纸。我低头，拨开最上面那层牛皮纸。一捆一捆的新钞，像砖一样码着，银行封条还没撕。我数了三遍。五十万。蹲在地上，膝盖硌着地板，半天没站起来。窗外暮色四合，新家的第一盏灯亮得很迟疑。那晚我没睡。
      关了灯，仰面躺着，天花板是一片空洞的白。五十万，在我的书房里，隔着两道门、一堵墙。而墙的那一边，是王处。同样款式的啤酒箱。搬运工两头乱窜。他那边摞着七八只。我这边也摞着七八只。哪一个环节错了，哪一双手拎错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箱钱，是他的。可他的箱子里，为什么是钱？五十万。不存银行，不置房产，不见天日，藏在啤酒箱里，夹在家当中间，搬进一套还没打算住人的新房。我闭上眼睛，又睁开。凌晨三点，窗外城市不眠，远处高架桥上有车流声，像潮水，一阵一阵涌来又退去。我在潮水声里想：那七八只箱子装的全是钱么？
       第二天一早，我去敲乙室的门。没人应。贴着门板听，里面静得像从未有人来过。我又敲了一遍，三下，五后变成徒劳地叩在那扇沉默的防盗门上。
       下到物业，小姑娘翻着登记簿说，乙室的业主交代了，东西先存进来，人得过完年才搬。您是邻居？要不我帮您留个言？我说不用了。
       电梯上行，轿厢四壁光可鉴人。我对着镜面里的自己，眉头拧成一个死结。人不过来。那箱钱，一时半会儿是还不回去了。起初，我把它藏在书柜最底层，上面压了一摞旧杂志。夜里睡不踏实，起来喝水，路过书房，总觉得那柜门透着一股异样的光。第二天挪到储物间，塞进角落里，拿两床羽绒被盖住。还是不安。又挪到主卧衣柜顶层，踩着凳子塞进去，外面挂一件不穿的厚大衣挡着。搬来搬去，像一只衔着滚烫栗子的猫，放不下，也咽不下。书房门开始一直关着。有客来贺，我便把那扇门带紧，说里面还在收拾，乱。朋友眼尖，问怎么搬了家还愁眉不展，是不是房贷压力大。我说是。其实不是。是那五十万像块压舱石，把我的魂魄压在这间新房子的底板上，浮不起来。我开始整夜整夜地想。想王处当年到底贪了多少。想那些分房名单、签字表格、以观后效的“尾巴”究竟有多长。想他这几年是怎么过的，从单位消失之后去了哪里，为什么偏在这时候搬家，偏搬到我隔壁，偏用同样的箱子，偏让我拎错这一只。想他知不知道丢了一箱钱，还是根本不敢声张。那七八只箱子，他搬进乙室之后有没有一一清点。发现少了一只，他是惊慌，是沉默，还是咬着牙认了——认了这笔钱就此消失在茫茫人海里，比它出现时更见不得光。更怕的是，我有时候会突然理解他。不是理解他的贪。是理解那种面对横财时的沉默。这箱子烫手，可他当年经手的那些，哪一笔不烫手？他是怎么学会捧着烫手的山芋而不出声的？夜里一个人的时候，他如何与那些箱子共处一室？这念头只闪一瞬，然后我恨不得抽自己一耳光。钱不能留。这是底线。可怎么还？直接敲门，等他终于搬进来那天，把箱子往他门口一放，说王处，那天搬家公司弄混了，你落下样东西。他认，还是不认？这钱说不清道不明，他认了就等于承认自己还有一箱子说不清道明的钱。他若矢口否认呢？笑着说这不是我的，你弄错了。然后把箱子推回来。我怎么办？趁夜塞他门缝里？可他那边根本没人，塞进去丢了算谁的？撬锁潜进去？那是私闯民宅。交给物业？物业问起来历，我怎么说？交派出所？民警做笔录，这笔钱从哪儿来，你邻居叫什么，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会有这笔钱？每一步都是死路。每一扇门都写着“此路不通”。
       我像困兽一样在这套崭新的两厅四室里打转。阳台、客厅、卧室、书房。从落地窗望出去，这个城市的天际线依旧璀璨，每一盏灯火里都有人在安睡。只有我，守着这间装潢一新的房子，守着这箱来历不明的钱，守着墙那边空无一人的乙室，辗转反侧。
      那些日子我常站在阳台上，对着隔壁那扇紧闭的窗户发呆。
      二十六层，两户的阳台只隔着一道窄窄的空调外机平台，伸伸手就能碰到。夜深人静时，我能听见那边的动静吗？不能。那边没有动静。没有灯光，没有人语，没有锅碗瓢盆、电视新闻、小孩哭闹。什么都没有。可我知道那扇窗后面，走廊里还摞着七八只同样的啤酒箱子。它们装的是什么？都是钱么？它们的主人为什么把它们丢在这里，人却迟迟不来？纠结的日子真难受，终于熬到了腊月。腊八那天，朋友约饭，我推说感冒。其实没病，只是不想见人。下楼取快递，特意绕开乙室那侧。电梯门开，下意识先看楼层按钮——没有人按26。松一口气，又觉得自己可笑。夜里又开始想。王处真的会搬来吗？他会不会一直不来，这房子只是他的一个仓库，那箱钱是仓库里遗失的一件存货。我若一直等下去，等到春天、夏天、明年，那箱钱是不是就一直压在我的衣柜里，压成一块永不解冻的冰？可我能主动联系他吗？我没有他的新号码。旧号码还存着，备注是三年前的。这几年都没打过，现在突然打过去，说什么？王处，你还记得我吗，咱们现在住隔壁，你有个箱子落我这儿了——不行。太突兀。他若警觉，他若防备，他若因为这通电话想起从前那些被掀到台面上的事，以为是谁设的局……我又把自己绕回原处。白天还好。有阳光从落地窗泼进来，米白色的窗帘被暖气烘得蓬松柔软，书房门关着，衣柜门关着，我坐在客厅喝茶，假装一切正常。可太阳一落山，那箱子就开始在某个角落里发出重量。不是真的有声。是压。是整间房子被它压得微微倾斜，我走在哪里都踩不正重心。有时候我会把它搬出来，坐在对面，和它两两相望。纸箱还是那个纸箱，青岛啤酒的商标咧嘴笑着，封口还是我拆开那道，没有复原。我不敢动里面的钱，一捆也没动。只是看。五十万。我大半辈子也没攒下这个数。如果这是我的呢？如果我哪天一开门，发现隔壁不是王处，拎错箱子的不是他，这笔钱根本没人认领……然后我站起来，把箱子塞回衣柜，挂上那件厚大衣。
       腊月二十三，小年。小区里挂起红灯笼，物业挨家挨户送福字。我家门口也贴了一张，出门倒垃圾时撞见，烫金的“福”字在灯光下明晃晃的。隔壁那扇门依然沉默。福字贴上去，像贴给一堵墙。我站在过道里，忽然想起搬家那天，王处站在同样的位置，指挥工人往门里搬箱子。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多少天前的事了？我翻手机日历，三十八天。三十八天，那箱钱在我手里捂了三十八天。而我连他会不会搬来、什么时候搬来，都不知道。
        除夕近了。菜市里人挤人，朋友在群里约年夜饭，我推说要回老家。其实不回，只是这间房子还没准备好过年。那箱钱还在衣柜顶层，压着，也沉着。我不知道它还要在那里躺多久。不知道隔壁的门什么时候会打开。不知道真到打开那天，我有没有想好该说什么、做什么。不知道这乔迁之喜，怎么搬出一千条愁肠，解也解不开。夜又深了。窗外有人放烟花，远远的，一簇一簇升起来，炸开，转瞬熄灭。我站在阳台上看，烟气飘过来，淡淡的硫磺味。隔壁那扇窗，还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