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部大院警卫连里的往事

　　锦州市地处辽西地区，渤海湾东北沿岸，是进出关内的重要关口，而且面临渤海湾，战略地位及其重要。所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战略要地。

　　锦州地区的风特别大，时刻都带着辽西大地的粗粝，却也能在穿过老梧桐的枝叶时，揉出几分温柔。每当回忆起在锦州度过两年多里，我时刻不会忘记，在锦州市中央大街有一个神秘的大院。那里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的军部所在地，在这个大院里，曾经承载着我两年半的青春军旅时光，大院里每一块砖石、每一缕清风里，都藏着说不完的趣事和念想。一九七六年底，我和家乡的七名新兵顶着凛冽的寒风，来到这个大院里的军直警卫连服兵役，从那时起开启了我的军旅生涯。那时的军部大院，还保残留着辽沈战役时的几分旧模样。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两栋楼，外墙坑洼的弹痕像勋章一样嵌在砖缝里，警卫连的老兵告诉我，那是当时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的指挥所，在辽沈战役打锦州时留下的印记。我们警卫连的营房和军侦察连是一栋楼，住的是东西两头，每天的天不亮，就能听见隔壁传来的格斗喊杀声，同时也混着食堂飘来的高粱米饭香，这些成了大院里最鲜活的晨曲。

　　来到军营的前三个月是新兵排的训练，因为我们毕竟是从地方来到军营的新兵，想要成为一个合格军人，就必须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当好兵。经过三个月的新兵集训，才可以分到老兵连，新兵集训开始后，我们住在大院花园空地的棉帐篷里。因为七六年的夏季唐山发生了强烈大地震，我们冬季入伍时，余震还不断，虽然锦州市离唐山还有千八百里，为了防止余震，军部大院搭建了很多棉帐篷。警卫连的新兵都是独立训练的，为此警卫连成立了新兵排，住在军部大院花园里搭起的棉帐篷里。我们来到军营里第六天就开始了新兵集训，新兵排的集训是很艰苦的，时间紧张得叫我们这些社会小青年，在短时间内还不太适应。但是，既然来到军营，就要适应军营里的生活，这是每一个新兵必须要过的一关，而且没有退路。

　　当时我们警卫连里的新兵一共有26名，其中四川籍9人，黑龙江籍17人，一共是26名新兵，这26名新兵除了我们被直接分到警卫连的7人外，其他新兵都是从下面师团里挑选上来的。新兵排集训分为两个班。当时我被分为新兵一班，带我们新兵集训的一班长叫王凤学，他是七五年黑龙江省依安县的老兵。新兵集训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凑，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六点半前整理内务卫生。内务卫生主要是学习叠被子，每个新兵的被子，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叠得方方正正的。六点半到七点钟是洗漱时间，七点二十开始准备集合站队去食堂用早餐，饭后自由归队，回到宿舍等待集合训练，八点准时集合训练。

　　在新兵集训的三个月里，真可谓是把每一个新兵都上了夹板一样，时刻都不能松懈，否则就会被淘汰。新兵集训的内容最多的是队列训练，站姿、坐姿都要按照严格的队列要求去做。特别是队列的行进训练，是普同人很难做到的，每一个新兵必须有一定的耐力和韧劲，否则就会被落下。如果跟不上队列训练的要求，还会影响全班的队列训练的成绩。我虽然是新兵，但是在新兵集训中我不是很笨的，也不是很突出的那一个，就算中上游吧。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也逐渐适应了新兵集训的生活，一转眼两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新兵集训的科目到了熟悉武器枪支和瞄准射击，军体训练和战术训练阶段。

　　新兵集训的最后一个科目是夜间紧急集合，这个科目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自己的背包和洗漱用具，还有随身携带的物品全部打包好，然后紧急到营房外面站队集合。这样的紧急集合都是在夜间，而且还没有灯光的情况下进行，更不能吵闹，要求无声无息。有一次夜间紧急集合，挨着我的一个四川籍战友叫许华军，他在集合的时候因为慌乱，把大头鞋找不到了，结果光着脚背着背包跑到外面去站队集合了。那是三月初的天气，锦州市外面的温度还在零下十几度，可想而知光着脚在外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后来班长见到他没有穿鞋就叫他回到营房里了，其他人，站队集合跑步几百米后再回到宿舍。

　　七七年的三月中旬，警卫连的新兵训练结束了，我们都分到老兵连里了，下到老兵连的主要工作，就是站岗执勤和公差勤务。其它时间就是军事训练和文化学习，站岗执勤是我最头疼的事情。白天的哨位要求格外的严格，持枪稍息的站姿一站就是一个半小时，冬天的寒风像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连睫毛上都能结出冰碴。七八年的寒冬，有一次我站南门岗哨位上，对面是锦州最热闹的商业街，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在啃着糖葫芦，这时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腿也开始打颤。就在这时，军直吕副参谋长的吉普车缓缓驶来，我赶紧收心敬礼，这时吕副参谋长摇下车窗，笑着递过来一块包装纸皱巴巴的奶糖说：“小伙子，好样的要挺住，当兵的就得有股子硬气劲！”那奶糖放在我嘴里化开的时候，甜意顺着喉咙钻进心里，连寒风都好像温暖了几分。

　　比起白天的严肃，夜里的岗哨就多了几分“冒险”的趣味。我们不用一直站在哨位上，按照要求只需隐蔽在门旁边的大树后面，盯着大院里和门口的动静。有天深夜轮到我站岗，月光把树影拉得老长，半夜十二点多钟，突然听见墙角的黑岸处传来稀里哗啦的声响。我瞬间绷紧了神经，端着枪猫着腰走过去，却看见一双绿色的亮光。当我轻轻的靠近时，这两眼绿光的物体，蹭的一声爬到围墙边的大树上，借着月光仔细看后，原来是一只野猫，当时可把我吓一大跳。类似这样的场景其他战友在夜岗上也常会遇到，还有一些其它的情况也被哨兵灵活的处理了。军部大院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俱乐部的大礼堂。每逢周末放电影，军直属队各连队的战士们，都排队往大礼堂有序行进，家属院的孩子们也追着跑着，把礼堂挤得满满当当的……

　　有一次大礼堂里放《地道战》的电影，在看到鬼子进村的片段时，前排的一个小战士激动地站起来喊：“同志们，冲啊！”惹得全场哄堂大笑。电影散场后，我们警卫连还要负责维持秩序，有时总能抓到几个混进来的社会青年。记得有一次，一个小伙子戴着军帽，学着战士的样子背手走路，被我们的哨兵一眼识破了，警卫连的执勤哨兵拦住他：“同志，你的帽徽戴反了！”小伙子无话可说，红着脸挠挠头，灰溜溜地溜走了。军部大院里的俱乐部是一幢很大又宽敞，能开会和文艺演出，可以放电影等多功能的大礼堂，军部直属队和有关大会议都在这里举行。这个军部大礼堂，也是我在二十岁之前，头一次见过的大礼堂，所以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军部大院里住着司令部和政治部的机关办公楼，还有军官宿舍楼，有小车排和三个直属队，其中警卫连和侦察连一栋楼。通信营的一连，也就是总机话务排，报务排和通信排都在这个大院里，通信营一连的女兵们，是军部大院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她们大多是十七八岁的姑娘，穿着合身的军装，扎着利落的马尾辫，总在饭点的时候叽叽喳喳地从办公楼里跑出来。我们警卫连的食堂和通信一连的食堂挨着，每次排队打饭就餐，总能听见她们讨论总机线路的故障，或者哪个战友的家书里寄来了好吃的。这些女兵据说大部分都是部队领导的子女，她们刚刚走出学校大门，就参军入伍了。

　　有次我站岗时，我看见一个女兵的风纪扣没扣好，犹豫了半天还是上前提醒，她脸一下子红了，连忙整理好军装，小声说了句“谢谢”，转身跑开时，辫子甩得老高。后来我们熟了，才知道她叫李莹，是总机排的一班长，手指特别灵活，能同时接三个电话还能准确记录内容。在警卫连里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年炊事班挖出炮弹的事儿，七八年的春天，我们警卫连改建食堂，在拆旧房时，清理挖地基的时候突然“当”的一声，铁锹碰到了硬东西。大家围过去一看，竟是一枚锈迹斑斑的炮弹，引信还完好无损。这下可把大家吓坏了，连长赶紧上报军部，工兵营的战士们带着探雷器赶来，小心翼翼地把炮弹挖出来。后来经过军事专家的鉴定，这是锦州战役时留下的迫击炮弹，已经失效了，即便如此也叫大家虚惊一场。

　　1979年的五一前，我和部分战友接到调令，要去参与组建守备八师23团特务连的任务，那年的4月29日我们离开了警卫连。战友们都来送行，通信连的李莹也来了，她递给我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战友，一路平安”。军车缓缓驶出南门岗，我趴在车窗上，看着那座红墙大院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在视线里。风从车窗吹进来，带着梧桐叶的清香，我突然想起吕副参谋长给我的那块奶糖，想起礼堂里的笑声，想起大院里的点点滴滴，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四十军军部大院再见了，警卫连的战友们再见了，通信营的李莹班长再见了。从此，我就真正意义上的离开了四十军军部大院，离开了警卫连，离开了战友们。

　　2017年警卫连的老战友们聚会，我再次来到锦州，这时的军部大院老楼早已被拆出重建，只有俱乐部大礼堂还在，被改名为八一大礼堂。四十军已经解散了，军部大院已经交给地方政府，正在进行修缮。后来军部大院变成了锦州市委和市政府所在地，我站在大门外，看着那熟悉的红墙和梧桐树，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哨音、格斗声和女兵们的笑声。四十军的番号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旋风部队”的精神却像大院里的老梧桐一样，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那些在大院里的故事，那些一起摸爬滚打的战友们，那些刻在青春里的记忆，早已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无论走多远，都不会褪色，也不会忘记。

　　风又吹过锦州市的中央大街，带着锦州的烟火气，我仿佛又看见那个背着军挎包的年轻战士，正踏着雪花，走进这座充满故事的红墙大院，走向属于他的青春一生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