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都,又称雩都。《尔雅·释天》:“螮蝀谓之雩,螮蝀,虹也。”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在此渡过第一条河,史称“长征第一渡”,从而开启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 

  于都的山水还记得1934的那个夜晚。

  农历九月的赣南,秋风已经带了凉意。入夜之后,雾气从河面上升起来,贴着地面缓缓流动。

  第一批火把在下午五点多钟亮起。不是刻意的点火仪式——那只是傍晚时分,队伍开始向渡口集结时,有人顺手点燃了松明子。火光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来,沿河岸拉成一条蜿蜒的长龙。从高处看,像一条静静燃烧的河流。

  没有军号。没有人喊口令。队伍里偶尔传出压低嗓音的催促:“快,跟上。”脚步声很重,杂沓地踩在卵石和沙土上。很多战士赤着脚,不是因为找不到鞋,是因为要把仅有的一双草鞋留到对岸之后。赤脚踩过河滩的碎石,发出细碎的摩擦声。

  河水冰凉。十月的于都河,水位已经回落,但最深处仍可没过大腿。先头部队试探着踏入水中,冻得倒吸一口凉气。但没有人停下。一个跟着一个,手拉着手,裤腿卷到大腿根,枪支举过头顶,一步一步向对岸挪去。

  这是在1934年10月中旬。第五次反“围剿”打了整整一年,广昌失守,兴国告急,中央苏区的版图被一块一块撕碎。1934年10月10日晚,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直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部队退入于都的时候,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东面是闽西山地,西面是赣江,北面是步步紧逼的国民党北路军,南面是粤军陈济棠的防线。于都,这块中央苏区最后一片完整根据地,成了一座孤岛般的集结点。

  这支队伍里,有十七岁的江西少年,有三十出头的湖南连长,有四十多岁的挑夫。他们中的大多数,刚刚经历高虎脑、驿前、石城等一系列防御战的溃退。有人身上还缠着绷带,绷带下面透出暗红的血渍。有人背包已经打好了,里面只有两双草鞋、一把干粮、一颗手榴弹。有人什么也没有,只有肩上那支枪。

  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上级只说“向西转移”,至于西到哪里,要走多久,没有人告诉他们。有些老兵私下议论:“怕是要打到湖南去。”有人摇头:“湖南?怕是更远。”

  那个夜晚,于都河沿岸八个渡口同时启动。从于都县城往南到梓山、花桥、孟口,二十多里的河岸线上,火把明明灭灭,人影穿梭。这是长征的第一夜。


  

  于都的草木不会忘记接下来四天的情景。

  六百多米宽的于都河,五个渡口需要架设浮桥。沿岸三十万于都老百姓几乎都被动员起来。不是靠命令,是靠消息的传递。一个村传一个村,一个人传一个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挨家挨户敲门:“红军要架桥,有没有门板?有没有床板?有没有杉木?”

  没有人犹豫。门板卸下来,床板抽出来,老人说:“把我那副棺材板也拿去。”年轻人说:“我们家有一根房梁木。”一位曾姓大爷把自己备好了的寿材捐了出来,红军战士不忍收下,他却说“红军战士连命都舍得,我的棺材板又算什么。”周恩来在听到此事之后,无限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架桥的军民不分昼夜。白天要隐蔽,敌机天天来侦察。看到敌机飞来,岸上的人迅速躲进灌木丛,浮桥拆除,木板沉入岸边浅水中,绳索藏进芦苇荡。飞机兜两个圈,什么都看不见,悻悻飞走。然后人又从草丛里钻出来,从水里捞出木板,重新绑扎、铺设。

  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下午5点半之前搭浮桥,第二天早上6点半之前,把浮桥拆掉,架了拆拆了架15次之多。下午架,清晨拆。如此循环,周而复始。

  这样,四天时间,三十万人,五座浮桥。八万六千余人,就这样过了于都河。

  其中,于都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先后有6.8万人参加了红军,1.7万于都子弟参加长征,留下姓名记载的烈士多达16356人。 


  

  濂溪路48号,何屋。

  这是一栋赣南常见的土木结构民居,青瓦灰墙,院子不大,有一棵老樟树。树干很粗,两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树冠撑开,遮住了半个院子。


  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从瑞金来到于都。他病了,疟疾断断续续发作了半个多月,烧退了又起来,起来又退。脸色蜡黄,颧骨突出,走路的时候偶尔要扶一下墙。随行的警卫员陈昌奉后来回忆:“主席瘦得很,衣服穿在身上直晃荡。”

  病中的毛泽东并没有躺下。他住进何屋,当天就开始走访。他访问了许多基层群众,实地到茶梓、小溪、畚岭、罗家渡等地进行调查,了解国民党的封锁情况,询问哪条路通向南线粤军阵地,问于都河哪个渡口水最浅、流速最慢。

  他随身带着一本地图册——是那种粗纸张、手工绘制的简易军用地图,已经翻得起了毛边。他用铅笔在地图上画出几条线,圈出几个地名:孟口、鲤鱼潭、石尾、会昌……后来这些地点,全部成为红军主力渡河的渡口。

  9月下旬,毛泽东的疟疾渐渐好了。一个早晨,他推开何屋的木门,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秋天的阳光照在老樟树上,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他背着手,慢慢走到院门口,朝东门渡口的方向望了一眼。那条路不长,从何屋到于都河东门渡口,大约二三百步。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从何屋出发,向东门渡口走去。没有人送行。于都河就在前方,浮桥已经架好。

  他走在浮桥上,桥板在脚下微微晃动。走了一半,他停下脚步,回头望了一眼。暮色中的于都县城只留下一片模糊的轮廓,炊烟和雾气混在一起,灰蒙蒙的。他看了几秒钟,转过身,继续向前走。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一天,军委纵队第一纵队从瑞金出发,当晚到达于都河边的孟口、麻地圩一带。毛泽东随第一纵队行动。他安然地过了于都河。

  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他重新获得了指挥权。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夹金山,过松潘草地。

  那是怎样的征程?血衣裹身,九死一生。那是怎样的悲壮?几近山穷水尽,一路枪林弹雨。两万五千里,三百六十八天,平均每三天一次战斗,每三百米倒下一名战士。雪山上冻死的人来不及掩埋,草地里陷进泥沼的人来不及拉回。

  但队伍没有散。出发时八万六千余人,到达陕北时,不足八千。他带着这支队伍,一直走到延安,走到西柏坡,走到北京,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战天斗地的故事,走出了一条伟大民族的新生之路。


  

  于都,是一个出发之地,也是一个彩虹呈现的地方——“雩”者,虹也。当那条“红飘带”第一次升起,一支九死一生的队伍,正是从这里启程,扛起整个民族救亡的希望。

  于都,也是一个光芒之地,一个鱼水交融的地方。几万双草鞋,串联起一幅雄浑的中国地图,穿越过乱云飞渡、惊涛骇浪。在这里,红军和人民没有盟誓,没有口号。他们只用最朴素的动作——拆下门板、脱下鞋子、踏入冰河——诠释了什么叫团结,什么叫献身,什么叫勇气,什么叫担当。

  今天,于都河两岸已经变了模样。浮桥早已被钢筋混凝土的大桥取代。何屋修缮一新,老樟树还在,枝叶比九十年前更茂盛。东门渡口立了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长征第一渡”五个字。

  站在这里,你就能想到:当年红军在于都河畔的火把,既是谋生的火,也是寻道的光。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那么于都就是这部史诗的序篇,“长征精神”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军民鱼水情以及坚定的革命信念,都从这一序篇中孕育、腾越、升华……

  它向人们昭示着:出发,不仅是为了抵达,更是为了证明——

  在最黑的夜里,我们依然可以点燃火把。无论走过怎样的路,我们依然有勇气——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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