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耳洞里的除夕

　　外头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烟花把半边天都映得通红。我坐在暖和的屋里，看着电视里的欢声笑语，手下意识地摸着那枚旧军功章。看着窗外的热闹，心却一下子沉了下去，飘回了四十多年前，飘回了那个让我记了一辈子的南疆猫耳洞。

　　那年我也才二十出头，年轻得甚至还没学会掩饰心里的脆弱。外头的人家都在包饺子、吃年夜饭，炊烟袅袅，灯笼高挂，那是别人家的年味。可我们待的那个“猫耳洞”，说白了就是在大山沟的土坡上掏了个坑。里头又潮又湿，亚热带的闷热让人喘不过气，头顶老往下滴水，空气里全是泥土的腥气混着硝烟味。地上铺的那点干茅草，早就被汗水和湿气沤得发黑。洞里黑灯瞎火，就点着根快烧完的蜡烛，风一吹，火苗子晃晃悠悠，照着大伙儿那张沾满泥巴、胡子拉碴的脸，忽明忽暗。

　　那一刻，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是害怕，而是那种孤独中夹着自豪的感觉。你知道自己离家乡千里万里，却也知道，正因为你们在这里，家乡的年夜饭才能热气腾腾。

　　那天晚上，班长从怀里掏出几块压得硬邦邦的压缩饼干，还有一小壶不知道藏了多久的白酒。饼干一人分两块，酒壶在手里转了一圈，谁也没舍得大口喝，也就是抿一小口润润嗓子。那烈酒一下肚，辣得喉咙生疼，但身上确实暖和了不少，心里头那股想家的劲儿也被压下去了一些。有个四川来的小战友，一边啃着饼干一边吸溜鼻子，小声念叨着想吃他妈做的回锅肉。大伙儿听了都笑，笑着笑着，眼圈就红了。

　　我看着他，心里突然涌起一阵酸楚——我们谁不是这样呢？脑海里闪过的，是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是父亲点燃鞭炮时的笑脸，是妹妹趴在窗口盼哥哥回家的眼神。可这些画面，只能在心里翻来覆去地看，不能真的伸手去碰。因为一旦穿上这身军装，就意味着你把个人的团圆交给了国家的安宁。

　　班长当时把酒壶往地上一顿，跟我们说：“今儿是年三十。咱们蹲在这儿受冻，身后的老百姓才能安安稳稳在家过年。咱们多守一会儿，家里人就多一分太平。”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锤子一样敲在我们心上。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冷也值得，饿也值得，想家也值得。

　　大伙儿听完都没吭声，就在那儿默默啃着干巴巴的饼干。说实话，谁不想家啊？谁不想爹妈？但既然穿上了这身军装，那就没得挑了。那一晚上，我们几个人谁也没敢合眼，轮流盯着外头的动静。为了壮胆也为了听个响，我们把吃完的空罐头盒剪成带尖刺的形状，扔在陡坡下的小路上当报警器。

　　外头风刮得呼呼响，偶尔远处还会传来几声零星的枪响。每听到一声，大家的心就猛地一揪，赶紧攥紧手里的枪，死死盯着黑漆漆的洞口，直到确认声音停了、警报没拉响，才敢慢慢松口气。那一晚，心里头就一个念头：守住这儿，别让敌人过来。守住这道防线，就是守住身后的万家灯火。

　　我常常想，那时候的我们，其实已经不再只是为自己活着。我们的心跳，连着千里之外的父母妻儿；我们的呼吸，守着无数陌生人的梦。那种责任感，会在深夜里变得格外沉重，也会在黎明时变成一种隐秘的光荣感。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日子好了，儿孙满堂，年夜饭桌上的菜热了又热。可每到这时候，我总觉得嘴里还留着当年压缩饼干的干涩味儿。那味道，不只是干粮的味道，更是一种提醒——提醒我曾年轻过，曾在那样的夜里，把生命和信念一起压进枪膛。

　　我看着窗外漫天的烟花，心里忽然就踏实了。当年在那个又黑又湿的猫耳洞里，我们那一帮年轻娃娃，把青春和热血都埋在了南疆的土里，图个啥？不就图的是这一刻吗？图的就是这外头的鞭炮声能盖过枪炮声，图的就是千家万户的灯光能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