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风骨 薪火照山河

　　一

　　1919年5月3日，晚上七点，北河沿，北大法科第三院大礼堂。

　　人很多。有人后来回忆说有一千人，也有人说是七八百。总之很多，礼堂坐满了，门口还有人站着。

　　邵飘萍先上台讲山东问题。讲完以后，有人发表演说，越讲越激动。

　　后来有一个学生，名叫刘仁静，那年十八岁，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菜刀，说要在会场上自杀。

　　还有一个学生，名叫谢绍敏，把中指放在嘴里咬破，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

　　会议开了很久，到了深夜，也没散。

　　后来许德珩在回忆录里说，他们本来打算5月7日再去天安门，因为那天是国耻纪念日，可以减轻学校当局的责任，对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都有保护。

　　但5月3日晚上，事情起了变化，决定改到第二天，5月4日。

　　许德珩说，当时他埋怨许德珩——应该是许德珩在回忆时埋怨某人——埋怨他们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

　　但埋怨归埋怨，决定了的事不能改，于是他也签了字。

　　西斋的同学，那天晚上没睡觉。

　　罗家伦后来回忆说，他们用之前发电报省下来的三百多块钱，买了竹布，请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的同学帮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

　　许德珩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写标语，一直搞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他们带着这些旗子，去了天安门。

　　二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

　　关于那天天气，说法不一。

　　鲁迅在日记里写了一个“昙”字，意思是多云。

　　杨振声说：“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片风云。”

　　范云说：“四日的天气很晴朗，刮了几阵不厉害的风。”

　　冰心回忆说：“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

　　王统照说得更仔细：“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

　　到底有风没风，风大不大，没人说清楚。

　　但那天确实有槐花香，这个很多人记得。

　　那天的气温，王统照说：“刚入五月的北京天气，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颇烦闷，也正是初穿单衣的首夏。……快近十时，阳光渐热，大家拥立谈论，额汗蒸发。”

　　北京高师学生陈其樵说：“前日着棉，今日着单，北京气候之不定如此！”

　　那天学生们穿什么衣服？

　　许德珩后来回忆说：“当时北大的学生‘不穿制服，也没有制服，一般是长袍马褂，时髦一点的穿长衫和西服裤’。”

　　王统照也回忆说：“学生几乎十之八九是长衫人。”

　　天安门广场上，金水桥前，竖起了大小白旗数十面，写的都是“反对列强，惩办卖国贼”的口号，谢绍敏的“还我青岛”血书，也悬挂在内。

　　罗家伦用白话文写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印了两万份，是当天唯一的宣传品。

　　那天到底来了多少人？

　　说法也不一样。

　　范云说，上午十点吃饭，北大集合的学生约一千人，到广场后约五六千人。

　　北京高师学生俞劲认为，人数在六七千，同校学生夏明钢认为，人数在万人左右。

　　也有认为少于此数者，如王抚洲认为：“天安门集合开会时的人数，有人记载二三万人，有人记载为一万多。据我当时的估计，最多不过二千人。”

　　警察总监吴炳湘的密电称学生“二三千人”，宪兵排长白歧昌的报告称“聚集学生约千余人”。

　　那天下午一点，学生队伍从天安门出发，往东交民巷走。

　　他们的目的，是去各国公使馆，递交陈词，请各国公使转达本国政府，替中国在和会主持公道。

　　但到了东交民巷西口，被外国巡捕拦住了，不准通行。

　　据许德珩的回忆录记载，他们试图交涉，但“正值各公使不在，外国巡捕并不准由东交民巷穿行”。

　　他们在那里等了很久，有人后来回忆说，等了两个多小时。

　　气氛很紧张。

　　这时，队伍中不知是谁喊道：“去找曹汝霖算账去！”

　　于是大家掉头，往赵家楼走。

　　三

　　赵家楼胡同很窄。

　　周予同后来回忆：“赵家楼的胡同并不阔大，只容得四人一行。”

　　胡同里，曹汝霖的住宅门外，站着保安警察。

　　据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记载，门外驻守的是保安四队的队员，分别把守着曹宅的四个门，门内挎刀的是保安三队队员。

　　档案里记载有名有姓的保安就有28人，此外还有巡警10余人、男仆人9人，总计50余人。

　　下午四点左右，学生队伍到了。

　　他们试图说服军警让他们进去，对军警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

　　据档案记载，军警有人闪开了，有人没有。

　　门还是关着。

　　后来有学生把窗户玻璃砸破，先跳进去几个人，从里面把门打开。

　　据曹宅管家燕筱亭的证词：“（学生们）砸了半天门未砸开，后将窗户玻璃砸破进去的。先进去三四个人，进去的学生将门打开的。”

　　门开了，学生涌进去。

　　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在里面，被学生发现。

　　有人以为章宗祥是曹汝霖，上去就打，打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装死。

　　后来有学生切断了电话线，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照片来一对，发现打错了，人才散了。

　　章宗祥后来被日本人送进医院，伤势证明书上写着：“章宗祥头部微有擦伤，后背及腰间有伤痕四处，左腿及右手各有一处，均未至重伤。”

　　火是怎么起来的？

　　说法不一。

　　有人说是学生点的，有人说是不小心失火。

　　反正赵家楼着火了。

　　军警赶到，学生四散，抓了三十二个人。

　　这三十二个人里，有北大的，有高师的，有工业学校的，有中国大学的，有汇文大学的。

　　许德珩在里面，易克嶷也在里面。

　　四

　　许德珩后来回忆说，他们被捕后，被捆在拉猪的手推板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

　　他说：“我和易克嶷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这话易克嶷是说给谁听的？

　　是说给押送他的警察听？是说给许德珩听？还是说给自己听？

　　他自己后来有没有想起过这句话？

　　不知道。

　　许德珩还说，他们被囚禁在一间拥挤肮脏的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大炕，摆着两个尿桶，臭气熏天。

　　每隔半小时看守便命令学生抬一下头或翻一下身，以证明还活着。

　　看守给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充饥，在屋里放一桶开水，每天中午放风一次。

　　看守们对他们这些读书人很尊敬，也很同情他们，有时还告诉他们外面的情况。

　　只有那个看守长每天都要训话，说些服从长官、不许扰乱社会秩序的老生常谈，学生们听得不耐烦，便编了一段顺口溜讽刺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牢头来训话。”

　　他们在牢房里，会想什么？

　　会想会不会判刑？会想会不会坐牢？会想家人会不会担心？

　　还是会想，值不值得？

　　没有人把这些写下来。

　　也许有人想过了，但没说。

　　也许有人没想过，就那么等着。

　　5月7日中午，这三十两个人被全部释放。

　　他们回学校了。

　　五

　　傅斯年那天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面。

　　但他提前走了，没有被捕。

　　为什么提前走？

　　后来人们猜了很多原因。

　　有人说他胆小了，有人说他不赞同暴力，有人说他累了。

　　但谁也不知道。

　　他后来在5月5日和一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打了一架，于是“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退出了学生运动。

　　这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是谁？

　　他们打架是因为什么？

　　不知道。

　　傅斯年后来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

　　五四那天他提前离开这件事，在他的回忆录里，有没有提到？

　　有没有后悔？

　　有没有想，如果那天没提前走，会不会和许德珩他们一起坐牢？

　　不知道。

　　他后来写过关于五四的文章，但在文章里，有没有写，那天，他为什么走了？

　　没有。

　　也许他觉得没必要写。

　　也许他觉得写了也说不清楚。

　　也许他觉得，历史重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

　　但那天下午，当他扛着大旗，走在天安门的队伍前面，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他会害怕吗？

　　他会犹豫吗？

　　他会想，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吗？

　　没有人问过他。

　　他自己也没有写过。

　　六

　　刘仁静那天口袋里装着一把菜刀。

　　他后来没有用那把刀。

　　他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成了中共一大代表。

　　再后来，他被开除出党。

　　再后来，他出了车祸，死了。

　　1919年5月3日晚上，他拿出菜刀的那一瞬间，他想什么？

　　他想自杀，是为了激励别人，还是真的到了绝望的地步？

　　后来他没有用那把刀，是因为他冷静下来了，还是因为他改变了主意？

　　还是因为，有人拦住了他？

　　没有人记录过这些细节。

　　他后来有没有写过回忆文章，讲那天晚上的事？

　　如果写了，他有没有写，那把菜刀？

　　有没有写，他想自杀的那一刻？

　　我没有查到。

　　我猜，他可能写了，但写得很简单，一笔带过。

　　也可能他没写，觉得没必要。

　　也可能他写了，但没发表。

　　谁知道呢。

　　七

　　谢绍敏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

　　那块衣襟，后来还在吗？

　　血书后来被怎么样了？

　　是被收进了博物馆，还是被扔掉了，还是被人收藏了？

　　谢绍敏后来怎么样了？

　　有没有人知道？

　　我没有查到。

　　那天咬破手指的人，不止他一个。

　　夏秀峰也咬破手指写了血书。

　　还有其他学生，也写了血书。

　　血书，这种在今天看来有点极端、有点过激的行为，在当时是很常见的。

　　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别的表达方式吗？

　　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别人听吗？

　　还是因为，他们真的到了绝望的地步？

　　还是因为，他们受了某种文化的影响，觉得这是爱国的一种方式？

　　没有人问过他们。

　　他们自己也没有写过，解释过。

　　血书后来变成了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代表“青年的热血”“不屈的精神”。

　　但在那天晚上，当谢绍敏把手指放在嘴里咬破的时候，他疼不疼？

　　他怕不怕？

　　他有没有想过，咬破手指之后，会感染，会得破伤风，会死？

　　可能没想过。

　　也可能想过，但不在意。

　　也可能想过，但觉得值得。

　　谁知道呢。

　　八

　　许德珩撕了自己的白布床单，写标语，写了一夜。

　　那天晚上，西斋的灯亮了一夜。

　　墨汁的味道，布的味道，汗的味道，混在一起。

　　他写标语的时候，手抖不抖？

　　他写错了字吗？他写了又改吗？

　　他写完一条，又写一条的时候，想什么？

　　他想，这些标语，明天会被人举在手里，走在街上吗？

　　他想，如果明天出事了，这些标语，会不会成为证据吗？

　　他有没有想过，如果明天出事了，他会被抓吗？

　　他写过回忆录，在回忆录里，他有没有写这些细节？

　　没有。

　　他写的是会议的决议，游行的路线，被捕的经过，释放的时间。

　　他没有写，那天晚上，撕床单，写标语，那种感觉。

　　那种把一块好好的床单撕了，写上字，明天拿出去举在手里，可能会弄丢，可能会被撕掉，可能会被没收，可能会成为罪证，的那种感觉。

　　他没写。

　　也许他觉得没必要写。

　　也许他觉得，那些细节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但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那天晚上，撕床单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

　　我想知道，写标语的时候，手抖不抖。

　　我想知道，写错字的时候，有没有人笑。

　　我想知道，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累不累，饿不饿，困不困。

　　我想知道，这些细节。

　　但没人写。

　　九

　　1919年5月4日，北平的早晨，槐花开了。

　　冰心说，那天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

　　王统照说，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

　　那天早上，卖豆浆的摊子旁边，有人排队。

　　打更的人，走过胡同，敲锣。

　　有人起床了，有人还在睡觉。

　　有人要去游行，有人不知道今天会游行。

　　有人后来成了历史人物，有人后来被人忘了。

　　那天早上，有人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房间。

　　有人在路上，遇到了熟人，点头打招呼。

　　有人在天安门的广场上，举着旗子，站着。

　　有人在东交民巷，被拦住了，站了两个多小时。

　　有人在赵家楼，冲进了门，打了人，放了火。

　　有人被抓了，被捆在拉猪的手推板上，拉进了牢房。

　　有人提前走了，回家了。

　　那天晚上，有人躺在床上，想今天发生的事。

　　有人睡不着，有人很快睡着了。

　　有人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一切像梦一样。

　　有人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一切都变了。

　　槐花，在北平的五月，开了，又落了。

　　风吹过，花瓣落在地上，落在水里，落在人的头发上，落在旗子上。

　　后来，花瓣干了，吹散了。

　　五月过去了，夏天来了，秋天来了，冬天来了。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槐树还在那里，每年五月，开花，落花。

　　那天的槐花香，还在记忆里吗？

　　有人说记得，有人说忘了。

　　有人说，那天好像没有槐花，是我记错了。

　　有人说，那天确实有槐花，我记得很清楚。

　　记忆是不可靠的。

　　历史也是不可靠的。

　　记录下来的东西，是被人选择过的，被人过滤过的。

　　那些没被记录的细节，那些没被写出来的感受，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都消失了。

　　但它们，发生过。

　　真的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