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北多山,而娄山关是这些山中最具风骨的一座。
去年初冬去娄山关,正赶上南下的寒潮席卷黔北,满山银装。接待的朋友劝我等天晴了再去,说是风雪天路不好走,上了关也望不见什么。我笑着回他一句:“雪不厚,风不大。比起当年红军攻打娄山关,今日这天气,算是好得多了。”朋友听了,不再多劝,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笑了笑。
于是,我们一行人踏雪上路。
说雪不厚,倒也不是假话。车行在盘山公路上,两边山壁上覆了一层白,薄薄的,像女子脸上敷的粉。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带着刀刃般的凉意。可这风里没有当年的硝烟,没有子弹的呼啸,也没有战马的嘶鸣。我们裹着羽绒服,坐在暖气充足的车里,听司机放了一段轻音乐——比起九十年前那个寒冷的二月,这实在算不得什么。快到娄山关时,怪事发生了:雪停了,风也不刮了。像是这山有灵,知道来的是客,便收了风雪,好让我们看得真切。车转过最后一个弯,娄山关的石碑遥遥立在前面。天色依旧是铅灰的,可地上的雪光映得四下里亮堂堂的。那些千峰万仞、峭壁绝立的山峰,此刻都戴了白冠,静静地守在关前,像沉默的士兵。当地人常说娄山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古书《贵州通志》亦记载它“万峰插天,中通一线”,号称黔北咽喉,为川黔两省往来必经之地。
车停在关下,我们徒步往关口走。雪后的山路并不难走,石阶上铺着薄雪,踩上去嘎吱作响。关口的山风迎面吹来——方才明明已经不刮了,此刻又有些意思,打在脸上,生疼。我忽然想起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里的头一句:“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彼时彼刻,此情此景,虽无雁唳长空,也无霜月残钩,但那西风是烈烈地吹着的,一如词中描摹的那样。
娄山关战斗是遵义战役的一部分。关口两侧,大尖山与小尖山巍然耸立,其东北侧的险峻制高点名曰“点金山”——海拔1447米,土质沙化,坡陡石滑。这正是1935年那场生死血战的主战场。当年,红十三团以血肉之躯硬生生攻下这个制高点。站在关口往上望,崖壁陡峭,雪覆其上,白得晃眼。我不敢想,九十年前的那个二月,红军战士是怎么在这样一个地方发起仰攻的——没有羽绒服,没有暖气的车,甚至没有一顿热饭。他们身后的西风,比今日猛烈何止十倍;他们头顶的枪弹,比今日的雪花密集何止十倍。
身边一位同伴低声说:“那时候打仗,真是不要命的。”我点了点头,没有接话。
思绪穿越回九十年前的黔北寒春。1935年2月,遵义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重新执掌红军指挥权。生死存亡之际,敌军四十万大军从四面合围而来。为了摆脱被动、扭转大局,中革军委果断下达二渡赤水的命令,目标直指:回师东进,攻克遵义北大门——娄山关。
桐梓城在24日已被红军先遣队轻松拿下,王家烈的黔军保安团望风而逃,退入娄山关天险。但真正的恶战才刚刚开始。
25日拂晓,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下令决战。红十三团在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率领下,冒着冰冷的雨雪,直指戒备森严的关口。红军战士身着单薄灰布军装,脚踏破旧草鞋,与凭借险要山头的敌人硬碰硬。红十三团主力避开关口正面火力,从东侧攀山穿插,以一营、三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占了点金山主峰!
在这场惨烈的攻坚战中,有一个名字后来被人们久久传颂——孔宪权。他是红三军团的一名作战参谋(一说红十三团营长),娄山关冲锋时被子弹打碎了左胯骨,6个窟窿眼。部队将他就地安置在郎中宋少前家中,留了30块银元,从此再无音讯。所有人都以为他牺牲了。可他活了下来——泥瓦匠、种地、修房子,隐姓埋名十五年。1950年,他在报纸上看到老领导杨勇的名字,借来半张纸,寄出一封改变命运的信。杨勇回信只有一句话:组织欢迎你归队。后来,孔宪权成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第一任馆长。有人问他怎么活下来的,他说:“宋先生救了我的命,可我还欠组织30块银元呢。”——一个人在最苦最难的时候,心里头还用着“组织”这个词。
孔宪权的故事,只是那场血战中无数英雄的一个缩影。面对战场形势,彭德怀、杨尚昆会同参谋长邓萍迅速调整部署,将正面强攻改为大纵深围歼。夜幕低垂时,红十二团替换下激战一昼夜的红十三团固守阵地。次日清晨,敌人疯狂反扑又被击退。政委钟赤兵率部冲锋,不幸腿部中弹,因失血过多且骨头粉碎,不得不截肢——以一人废一腿,铸一胜之业。
当从黑神庙败退的残兵企图逃窜时,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预感战场已成合围之势,断然下令总攻。刹那间,红军从四面八方压来:十团从左翼出击黑神庙,十一团从板桥截断退路,加上迂回的一军团主力、干部团预备队的四面夹击,被困在黑神庙深谷的黔军“双枪兵”终于全军崩溃。
捷报传遍群山。在凛冽西风和满天夕照中,毛泽东缓缓登上关口高峰,望着身下如海波涛般的千山万壑与遍地殷红的残阳,感慨万端,大笔如椽,写下了那首穿越岁月的千古名篇。而这辉煌功勋背后,是滴血的代价。据档案记载,娄山关一战共歼灭黔军两个团六百余人,但红军指战员也牺牲逾百人。
继续沿着崎岖石阶向上攀行,两侧林木幽静,风声呜咽。当历史的烽烟渐渐远去,我们终于来到山顶——小尖山,当年那个洒满鲜血的最高防御阵地。红军战斗纪念碑昂然耸立于此,底座浮雕镌刻着张爱萍上将的亲笔题字:“遵义战役牺牲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抚摸着粗糙冰凉的石壁,我的目光落在碑后那一长串烈士名录上——许多战士正值青春韶华,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五岁。还有更多无名英雄,只留下一个外号和牺牲地的简陋标记,安躺在深山残阳边,恍如“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大地上的永恒凝注。
我缓缓走进山腰的陈列馆。玻璃橱窗内,一件件沾满褐色血迹、布满弹孔的灰布军装,磨秃了棱角的锈蚀马刀,捆扎得精瘦破旧的粮袋,安静地诉说着硝烟与严寒。四周墙壁上,多幅黑白照片重现了那场艰苦惨烈的攻坚战,不少头像下面已不识字迹,只剩下一个空洞的“佚失”。当我们顺着馆内投影的长征路线模拟屏幕,看到那条代表红军行军路线的“红飘带”蜿蜒二万五千余里,穿过了十四个省,跨越了二十余条咆哮的大河,翻越了四十余座崇山峻岭时,许多游客已悄然落泪。
我站在关口上,望着四面群山沉默地矗立在雪中,心里忽然生出一种恍惚感。这些山,这些石头,它们见过多少血,听过多少枪声?四渡赤水的兵马从这里穿过,长征的脚步从这里踏过。那些当年在关上浴血拼杀的青年战士,如果他们活到今天,也已是百岁老人了。而更多的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山壁上,镌刻着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汉字深深嵌进石面,笔画遒劲,仿佛要从石头里挣脱出来。我停下脚步,缓缓吟诵: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词不长,只有46个字,却字字千钧。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35年2月28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经过娄山关,有感于战斗胜利,写下这首词。毛泽东本人后来在批注中写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一个“沉郁”,道尽了一切。胜利明明是胜利了,可词里没有狂欢,没有高昂的呐喊,只有西风的凛冽、雁叫的凄苦、马蹄的细碎、军号的呜咽——以及最后那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那“残阳如血”是胜利的颜色,更是牺牲的颜色。我在娄山关的寒风中忽然想起瞿秋白。1935年,同样风雪的二月,那个写出《多余的话》的文人,那个自称“历史的误会”的柔弱书生,正在福建长汀的牢狱中写下他最后的文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说自己只是个文人,却莫名其妙当上了“领袖之一”,将此称为“历史的误会”。他一生最不会打仗,却把自己献给了最惨烈的战争。仅仅四个月后,1935年6月18日,他便唱着《国际歌》从容走向刑场,将“残阳如血”化作了一抹绝笔的余晖。
一个在娄山关上挥毫泼墨,一个在长汀狱中提笔绝命,两条看似不相交的路,却在1935年的风雪中翻开了同一段最沉痛也最悲壮的历史。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何尝不是这首词背后最沉郁的注脚?我站在石刻前默立良久,风又大了起来,从关隘的缺口灌进来,呼啸有声,像极了擂鼓冲锋前的战号。
这时,我想起前不久读到的《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赋》:“九十载春秋,星火燎原。回首漫漫征程,革命先烈身经百战,前后捐躯十四万——何其壮哉!二万五千里,何其伟哉!湘江水赤,赤水河寒,乌蒙磅礴,大渡桥横,雪山埋骨,草地饥餐……惟信仰不灭,故胜利永恒!”是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踏上新征程的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还有许多“娄山关”式的天险需要翻越,还有许多“大渡河”“金沙江”般的急流需要突破。
下山时,雪又开始飘了,细细碎碎的,落在肩头,很快便化了。同行的朋友问我想什么,我说:娄山关,固然是一座山、一处关隘,但它又不仅仅是一座山、一处关隘。它是一道门槛——跨过去,历史就翻开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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