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笔记之三百四十三 
0
在封建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皇帝也要按照既定的政策办事，否则就会造成朝廷的混乱，甚至危及朝廷的安危。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告诫执政者要遵守朝廷确定的法度。《资治通鉴》卷三十三记载的事件告诉人们，朝廷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谨慎，君主在面对各种意见和势力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坚守原则，不能轻易被他人左右。这些事件给后人以启发，原文如下：
孔光、何武奏：“迭毁之次当以时定，请与群臣杂议。”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为：“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礼》，天子七庙。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览其议，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
何武后母在蜀郡，遣吏归迎；会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盗贼，后母留止。左右或讥武事亲不笃，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归国。癸酉，以师丹为大司空。丹见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书言：“古者谅暗不言，听于冢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皆贵宠，封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未定，豫封父为孔乡侯；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诏书比下，变动政事，卒暴无渐。臣纵不能明陈大义，复曾不能牢让爵位，相随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过。间者郡国多地动水出，流杀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举错失中，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溷浊之应也。
“臣伏惟人情无子，年虽六七十，犹博取而广求。孝成皇帝深见天命，烛知至德，以壮年克己，立陛下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继体，四海安宁，百姓不惧，此先帝圣德，当合天人之功也。臣闻‘天威不违颜咫尺’，愿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观群下之从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贵，不宜仓卒若是，其不久长矣！”丹书数十上，多切直之言。
傅太后从弟子迁在左右，尤倾邪，上恶之，免官，遣归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复留迁。丞相光与大司空丹奏言：“诏书前后相反，天下疑惑，无所取信。臣请归迁故郡，以销奸党。”卒不得遣，复为侍中，其逼于傅太后，皆此类也。
议郎耿育上书冤讼陈汤曰：“甘延寿、陈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垂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竟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旋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脣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书奏，天子还汤，卒于长安。
这段文字的白话文意思是，孔光、何武上奏说：“确定轮流毁掉宗庙的次序应当按时决定，请求与群臣共同商议。”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虽有功业，但亲缘关系已尽，应当毁掉其庙。”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论说：“按照《礼》的规定，天子有七庙。七是正统的法定数目，是可以固定的。宗不在这个数目之中，宗是变通的。如果有功德就可以尊为宗，不能预先设定数目。臣愚昧地认为孝武皇帝的功业如此显著，孝宣皇帝如此尊崇地立庙祭祀，不应毁掉。”皇帝看了他们的议论，下诏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议论可行。”
何武的后母在蜀郡，何武派官吏去迎接她，恰逢成帝去世，官吏担心路上有盗贼，何武的后母就留在了蜀郡。皇帝身边的人有的讥讽何武侍奉母亲不诚心，皇帝也想改换大臣，冬季，十月，下策书免去何武的官职，让他以列侯的身份回到封国。癸酉日，任命师丹为大司空。师丹见皇帝多次纠正改变成帝的政令，就上书说：“古时候帝王居丧期间不说话，一切听命于太宰，三年不改变父亲的政策。前不久，大行皇帝的灵柩还在堂上，就官封爵位给我等以及亲属，这些人一下子都尊贵受宠，封皇后的舅舅为阳安侯，皇后的尊号还未确定，就预先封皇后的父亲为孔乡侯；调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人。诏书接连下达，变动政事，仓促急迫没有渐进的过程。臣纵然不能明确陈述大义，又不能坚决辞让爵位，跟着白白地接受封侯，这增加了陛下的过错。近来，郡国多次发生地震、洪水泛滥，冲走淹死百姓，日月昏暗不明，五星运行失常，这都是举措失当，号令不定，法度失去条理，阴阳混乱的应验。
“臣想，人没有儿子，即使六七十岁了，还广泛地求取。孝成皇帝深切地看到天命，明白最高的德行，在壮年时克制自己，立陛下为继承人。先帝突然抛弃天下，陛下继承帝位，四海安宁，百姓不恐惧，这是先帝的圣德，应当符合天人共同的功效。臣听说‘上天的威严不离开皇帝面前一尺远’，希望陛下深思先帝立陛下的心意，暂且克制自己亲身实践，来观察群臣是否顺从教化。天下是陛下的家，亲属何愁不富贵，不应如此仓促行事，这样是不会长久的！”师丹上书几十次，大多都是恳切率直的言论。
傅太后的堂侄傅迁在皇帝身边，特别邪恶不正，皇帝厌恶他，免去他的官职，遣送他回到原郡。傅太后发怒。皇帝不得已，又把傅迁留了下来。丞相孔光和大司空师丹上奏说：“诏书前后相反，天下疑惑，无所取信。臣请求把傅迁送回原郡，以消除奸党。”最终傅迁没能被遣送，又担任了侍中，皇帝受傅太后逼迫，都是这类情况。
议郎耿育上书为陈汤伸冤说：“甘延寿、陈汤，为大汉宣扬了深入远方、建立大功的威名，洗雪了国家多年的耻辱，讨伐了极远地方不受管束的君主，擒获了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敌人，哪有能和他们相比的呢！先帝嘉奖他们，随即下达明确的诏书，宣扬记载他们的功劳，更改年号，使功绩流传无穷。这时，南郡献上白虎，边境没有警报防备。适逢先帝卧病，然而仍然至死不忘，多次派尚书责问丞相，催促确立他们的功劳；只有丞相匡衡排斥不给，只封甘延寿、陈汤几百户，这就是功臣战士失望的原因。孝成皇帝继承先帝开创的基业，凭借征伐的威势，没有战争，国家无事，然而大臣邪恶不正，想要独揽君主威权，排挤嫉妒有功之人，使陈汤孤独地蒙冤被囚禁，不能自己申明，最终无罪却被年老抛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让威名震慑敌人的大臣，自身很快遭遇不幸，又被郅支单于的残余敌人耻笑，实在可悲啊！到现在出使外族的使者，没有不陈述诛杀郅支单于的事来宣扬汉国的强盛的。借助别人的功劳来威慑敌人，抛弃别人的身体来满足谗言，难道不痛心吗！况且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强盛时必定要考虑衰败，现在国家平时没有汉文帝多年节俭积累的富饶财物，又没有汉武帝招揽延请勇猛之士、擒获敌人的大臣，只有一个陈汤罢了！假使陈汤生在别的时代，赶不上陛下，还希望国家追录他的功劳，封赏表彰他的坟墓，来鼓励后来的人。陈汤幸运地生在圣明的时代，功劳还没过多久，反而听从邪恶之臣的驱赶排斥，使他逃亡躲藏，死无葬身之地。有远见的人，没有不思量的，认为陈汤的功劳几代人都比不上，而陈汤的过错是人之常情都可能有的，陈汤尚且如此，即使再使筋骨折断，身体暴露在外，仍然会被谗言控制，被嫉妒的大臣俘虏。这就是臣为国家特别忧虑的原因。”奏书呈上，皇帝赦免了陈汤，陈汤最终死在长安。
我们阅读这段文字，可以看到这其中蕴含的道理。首先是政策制定与执行需谨慎。在确定宗庙毁次、官员任免、政策变更等重大事务时，应充分考量各方面因素，广泛听取意见，避免仓促行事。如成帝在处理何武、傅迁等官员任免时，受身边人影响或迫于傅太后压力，决策反复，引发诸多问题，影响朝廷公信力。
其次是重视功臣的待遇与评价。对于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的功臣，应给予公正合理的待遇和评价。陈汤等人为国家雪耻、立下大功，却因丞相匡衡等人的排挤，未得到应有的封赏，还遭受冤屈，这不仅让功臣心寒，也不利于激励后来者为国家效力。
第三是君主应明辨是非、坚守原则。君主在面对各种意见和势力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坚守原则，不能轻易被他人左右。皇帝在处理傅迁一事上，起初能免其官职，但因傅太后发怒就改变决定，导致政策反复，显示出其缺乏坚定的立场和决断力。
最后是谏言的重要性。臣子应积极向君主进谏，提出合理的建议和意见，以帮助君主治理国家。师丹多次上书，恳切地指出国家存在的问题和政策的不当之处；耿育为陈汤伸冤，从国家利益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陈述利害，这些谏言对于君主决策和国家治理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