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沧浪河畔”之东方红小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校。在我的记忆深处，东方红小学就像一轮从东方线上冉冉升起的太阳，总是那么火红，那么灿烂。火红得让沧浪河面都闪耀着金色，灿烂了我的整个童年。

我的母校东方红小学，最早创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原名为城南小学，后来文革期间改为一个充满时代特征的校名——“东方红小学”。校址原是兴化古昭阳十二景“三闾遗庙”的景区遗址。相传楚国令尹昭阳受封古兴化之地时，带来了屈景昭三姓（闾）子弟，“三闾大夫”屈原行吟于沧浪河畔，留下许多感时忧民的诗篇。至大唐盛世，一座宏伟的“三闾大夫庙”于沧浪河畔落成，来供奉屈原和他的胞姐女嬃，怀念这位“千古忠贞千古仰，一生清醒一生忧”的爱国诗人。上世纪40年代，“三闾大夫庙”毁于战火。

东方红小学原先只有一座方方正正的操场，有大门，有围墙。大门朝东开，北侧是一些青砖黛瓦砌筑的平房，向北穿过一条深巷，眼前是商铺林立、人来人往的南大街。南侧就是沧浪河，像一条碧绿的玉带横亘在学校南侧旁。有河则必有桥。学校大门紧靠一座混凝土双曲拱桥，桥名忠东桥，东西向形似长虹，横跨沧浪河，东接花园垛，西连南大街。据说，早先的沧浪河南北两岸之间是建于明代中期的通文桥。北接城岸，南接沧浪河中的一座大岛——百花洲。这座通文桥和百花洲的最初主人是宗周、宗臣父子。“嘉靖七子”之一，被誉为“中原才了”的儿子宗臣，他的《宗子相集》有一半是在这座百花洲上完成的。上世纪50年代，在沧浪河建起了一座桥，人们习惯地叫它“花园桥”（即现在的忠东桥）。桥的南端是花园垛。明朝东林党人的兴化解学龙在沧浪之畔的高垛上筑了一座园林，被称为“解家花园”，后简称为“花园垛”。桥的北端便是东方红小学（先前为“三闾大夫庙”遗址）。忠东桥身呈弧形，中间高高拱起，没有桥墩，4只小型运输船同时通过，河面上摆放了成群的木排。桥下两侧自下而上、由大到小排有10个洞孔，调皮的学生常逃课躲进桥洞里戏弄玩耍于此。

上世纪70年代，东方红小学是大南门最热闹、最有生气的地方。成天里，不是书声琅琅，就是歌声飞扬；不是整齐的“唰唰唰”的跑步声，就是杂沓的“咚咚吹”的打球声。还有那操场的欢呼声，尖叫声和一浪高过一浪的“加油”声，响彻在校园的上空。除了放假和礼拜天，天天都那样的喧闹，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那时候，我挎着帆布的书包，进了校门，迎门是一面高大的影壁墙，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毛主席语录:“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褐红色大字。我们的教室是一排的北屋，最西头是一、二年级，最东头是五年级，中间靠东是三、四年级，靠东是一明一暗连着的两间房，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学校的操场只有一截子南围墙，北边和西边不用垒，以邻里人家房子的后墙和东山墙权当围墙。西边那户人家的房子是座大瓦房，日头升高时会投下来老大一截子阴影，天热的时候，我们下了课都好往那里躲，靠在房凉儿里很惬意，那面墙上也因此留下了好多我们的涂鸦，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有“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有“不许乱写乱画”，而更多的则是些“坏话”如“某某某是小狗”，“某某某坏”，“某某某好尿炕”等等。有人写，就有人擦；有人画，就有人抹，墙上总是画得乱七八糟的，后来的想写没处写了，就踮起脚来，使劲地往高处够着写，把他的“心里话”发表在最显眼的地方。

操场的北边和西围墙外，各有一片桃树林子，春天里开了满枝的桃花，是很热闹好看的。但桃子稍长大一些，我们便不再往那里去，怕落偷桃子的嫌疑。校场的西边，并排着两台水泥乒乓球案子，下了课或放了学后，高年级的同学时常飞也似的跑到那里去占案子。案子很简陋，常用破砖头甚至一根不算歪拧的树枝摆在中间，充作隔网，双方你来我往地推来、挡去，拉球、扣球，围着看的一圈人也跟着欢呼雀跃、不亦乐乎，直到上课的钟声响起，或者天色暗得看不清对方发过来的那粒球儿，乒乓球案子那里才会安静下来。

我上二年级时，学校扩建了一次，在前头这排教室后边，又盖了长长的一排房子，比头一排还多出一个教室和两间办公室，其中一间作了校长的办公室。而且还修了操场，栽了篮球桩子和双杠、单杠，挖了个沙坑。我上到四年级时，学校再次扩建。学校要增加班数，教室不够使，就在第二排教室的后边，加盖了第三排教室。房子盖好后，附近的南城郊的学生也来东方红小学上学了。

爷爷七岁去要饭，爸爸七岁去逃荒。

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把学上。

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

这是我上一年级第一节课上《小学语文》中的一首儿歌，配着四格图画，爷爷拿着一只缺了一块的碗，穿省一件补丁叠补丁的衫:爸爸背着一个打补丁的破布袋；“我”戴着红领巾，背着书包；最后一幅是一家人站在毛主席像下，胸前握着红宝书。下面还有一段话: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孩子总是饥寒交迫。你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多么的幸福。

1975年那一年，我们一块儿入学东方红小学时，全班一共有三十来个，不管是男生还女生，到现在我已记不清同学们的名字，但他们笑起来时的模样，安静时的神情，走路时的姿势，说话时的声音，包括生气闹翻时那副气急败坏的嘴脸和眼神儿，也都能亲切地回想得起来。

小强是我们的班长，负责在上体育课时给我们排队、喊队。原地踏步走时给我们喊“一、一、一、二、一！”走步、跑步时领着我们喊：“一、二、三、四！”或者“一二三四！”有时也喊“提高警惕，保卫租国！”、“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他父亲是个厂长，这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的眼里，是个大干部，也让我们觉得很神气，连带着，我们对小强也多了几分说不上来的尊重和崇敬。当时我们想，老师让他当班长，可能与他父亲是个干部也是有关系的吧。“斗鸡”，是我们小学10分钟的课间喜欢的一项运动：一腿蹬地蹦跳；另一腿曲起，用手握住脚脖，靠在蹬地的腿上，这样膝盖冲前，互相冲击，以一方曲起的腿落地为输。记得有一次，课间小强想出妙招，将曲起的腿用绳捆在另一腿上。小强正与对手酣战，此刻上课铃响，一时无法解开死结的小强，只得单腿蹦进教室。班主任金老师见小强低头忙乱，就叫他上黑板做题。小强也是厉害，单腿踉踉跄跄地冲上黑板前，很快就把那道题解决了。在全班同学们的哄笑声中，小强单腿又是连蹦带跳地回到座位，胜利凯旋。金老师也不禁笑了，放弃惩罚他的念头。

那个时候，我们一直是男女同桌的，男女生之间是很少说话的，要是谁和谁说了什么话，就有可能遭到好事者的背后议论，好像这是件见不得人的事，好像谁的思想就不干净了，就好像会闹出什么丢脸的事似的。我和小秀同桌，和她的名字一样，她是个很内秀的女生，和她同桌相处最和平。我们之间也很少说话的。小秀是用眼睛跟我说话，比如，她想坐到座位上去，就悄悄地站在我的旁边，也不吭声，只是两眼眨巴眨巴地望着我，我便乖乖地站起来，给她腾开地方。有一次我做算术题，不会列式子，就把本子往她那边一推，她看看我，明白我是在“求援”，便把本子扯过去，在上边把式子列出来后，又把本子推回来，稍稍歪着头儿，望着我笑了笑，仍是一句话也不说。又有一次，我正在自习课上偷偷地看小人书，她忽然低声说了句:“金老师来了！”虽然她没有冲着我说，但我知道她是说给我听的，便赶紧把小人书藏了起来。当时，我心里很感激她，便扭过头去，满怀好意地望了她一眼。

那时我们的班主任金老师30多岁，浓浓的眉毛下面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像一面镜子，能够照出我们一丝一毫的过错，端正的鼻子下面有一张爱唠叨的嘴，语气总是那么含意深刻，那么奇妙，引人发笑，充满了对我们的关心和慈爱。

上小学的我，不活泼，闷声不响，也当不了班干部，当不了课代表，不知道金老师是不是为了让我改变性格，给我派了一个活：带眼保健操。

每天早晨到校，正式上课前有一节预备课，是用来做眼保健操的，由一个同学走到教室前面，坐下，然后带领全班同学做操，就是“第一节，揉天应穴”那样的，我竟然被金老师“重用”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班级的领操人，每天上学走进班级第一件事，放下书包，就要走到教室前面，面对全班同学，口中念念有词，什么什么穴其实早已经忘了，是这会儿从网上查来现买现卖的，但是其中有两句却始终记得，一直记得，就是“按太阳穴，轮刮眼眶”，可能这两句比较通俗易懂，所以一直记着。于是就有故事了，有一个差一点就成为事故的故事:

有一天上学前我在南大街店铺买了些跳跳糖，一路享受，进嘴噼里啪啦的跳跳糖，美得不轻，可是走到学校还没吃完，赶紧慌慌张张把最后的两粒跳跳糖塞进嘴里，没有来得及嚼碎咽下去，就被金老师喊上台领操了，我走到教室前面时，尴尬，张不开嘴了。

小学生在学校是不能吃零食的，那时候的规定可是真正的规定，是铁一样的纪律，没有谁敢违反。我已经无路可退了，我的嘴只能张开一条缝，我从这条缝里吐出声音来领操:第一节，揉天应穴——

金老师立刻就听出来了，她感觉有些奇怪，看了看我，又想了想，才说，你是不是嗓子疼啊？我胆怯地点点头——这是我唯一的办法，难道我可以将嘴巴张开，将舌头吐出来，把那跳跳糖在嘴中噼里啪啦的样子给老师看吗？

老师相信了我的谎言，向全班同学说，今天潘同学嗓子疼，同学们帮她一下，跟着一起念操吧，于是，那一天整个的眼保健操过程，我都含着那噼里啪啦的跳跳糖，“呜哩鸣哩”地完成了领操任务。其实我的同学，是知道我嘴里含着东西的。但是我没有被人举报。

那时候，我喜欢那么一点写作文的兴趣。金老师经常在全班同学面前读我的作文，几乎篇篇都读。时隔四十多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不高也不矮清瘦的金老师朗读我作文时的神态。她每次都读得很专注，很投入，尤其是描写几段风景词句，她读得抑扬顿挫，声情并茂，让少不更事的我，以为自己的文字真有那么大魅力。

有一天，老师让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记一次劳动》。我便写道：今天，我们去劳动基地种树。我们先挖坑，再把小树苗种在坑里，然后埋上土，埋完土就浇水，就完成了。这时候，太阳快落山了，不知哪儿飞来了一群小鸟停在我们种的小树苗上，还叽叽喳喳地叫着，好像在对我们说：“再见，同学们”。我们也一起说：“小鸟们，再见！”这次劳动让我们体会到成功，感受到快乐、高兴，锻炼我们的志气。

一百来字的作文，起码应得90分，我心中很是得意。可是，金老师只给了70分，我很纳闷。翻开作文本一看，眉批上写着：“‘挖’字下面多一撇，按照正确的抄写30遍。” “挖”字确实写错了，但是，抄写30遍，也太多了。于是，我拿着本人去找金老师。“老师，我只抄写5遍。”金老师问:“为什么?”我说:“重复太多，没兴趣;放学以后,我没空,要回家照顾奶奶。”

“那你能保证这个字今后不写错吗?”

“我能保证。”

“好,再罚你用‘只要……就’造一个句子。”

“只要不罚抄30遍,我就再也不会写错这个字了。”

金老师说:“行,我相信你。”接着, 她又讲了古代状元 庄际昌因写错一字而耽误三年前程的故事。于是,我工工整整地写了3遍“挖”字，老师非常满意。金老师的教育很细心,连一个错字也不放过。她用这种教育方式,不仅刹住了我的傲气,还让我懂得了“小错不能小看,小看酿成大患”的道理。现在想起这些往事,我都感慨万端。

过了些日子，金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 在黑板上写“老猫钓鱼”时，将“钓”写成了“钩”。我心里乐开了花，这一下，看你怎么办！因为你说“老师写错别字也一样要被罚”。哟,好像不对，像这样明显的错误，以前似乎从没出现过，莫非是存心试探我们？又过了好一会儿，还是没有人质疑。于是，我举起了手:“老师，你写错了字，是不是也要罚抄30遍呀？”金老师说:“那当然，但是不能影响上课，只能罚抄5遍。”“好吧，那你将‘钓鱼'的‘钓’字写5遍吧。”老师对我笑了笑，看了看黑板，把“钩鱼”的“钩”改成了“钓”，在“钧”字下面用红粉笔做了一个记号，又在上面注了汉语拼音，然后不仅罚抄了5遍，而且讲清了两个字的区别。金老师表扬了我的专心和坦诚，她自己还做了自我批评，表示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

在学校里，我们心里最盼望的，就是放学了。一放学，呵，我们就像放出笼的小鸟一样飞了出来。教室里、校园里霎时便热闹了起来:喊的，叫的，唱的，笑的，拉拽的，推搡的，奔跑的，打闹的，你追我赶的，勾肩搭背的，拉手踹脚的，跳绳踢毽子的，结伴做游戏的，总是要等到学生和老师渐渐地走空了，教室的门锁上了，学校大门也关上了，才会慢慢地安静下来。

晌午放了学，我们一般都要赶着回家吃饭去，热闹的时候短。下午放了学，特别是在夏天，天光要长一些，我们都不急着回家，总要先在学校里玩儿上一会儿，校园里热闹的时候也就长了。

学校里到底还是有更多好耍的地方。下午放学以后，最先热闹起来的，总是学校的操场。只要天不下雨，每天都会有一伙子耍篮球的，追的，抢的，撵的，截的，跑的，跳的，围的，堵的，“咚、咚、咚！”的拍球声，“吱--,吱--”的哨子声，还有呼儿嗨哟的欢叫声，想不热闹起来都不行的；水泥乒乓球台子那里，总像是在比赛或打擂似的，转圈儿围满了人，观战助威，你喊我叫；教室里也有人，是值日生们，每天的放学以后都要留下来打扫卫生的。他们把一只只凳子搬起来，丁零当啷地放倒在桌子上，然后开始抡着扫帚扫地，扫不了几下，就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地上的细土飞起来，浮荡了一会儿，又都落回到了桌子上。土腥味儿也跟着飞扬起来，呛人得慌。女生们便嚷嚷着要泼点儿水往下压一压，男生们则嚷嚷着嫌麻烦，这样的吵闹，几乎在每一天，几乎在每一个值日小组里，都要发生。女生厉害的，男生们拗不过，就找来个盆子，跑老远去端点儿水洒上；女生温和的，男生们就要偷懒耍滑了，嘻嘻哈哈地也就糊弄过去了……

这个时候，黄昏也正悄悄地降临，在西边的天空，飘着一朵朵、一片片火红或金黄的晚霞，好像烧着了一样地绚丽。还有琴声和歌声，随风荡漾着，那是音乐老师正在踩着脚踏琴练习唱歌呢！……多少年过去之后，我始终忘不了放学以后校园里的黄昏，像极了一幅生动的画，一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在这里，有我们天真无邪的欢乐，有夹了私心的争吵；有明媚好看的微笑，有彼此揪心的烦恼；有成绩进步时的欣喜和兴奋，也有犯了错误被批评罚站时的郁闷和懊恼。1980年的夏天过后，要升初一时，我们就转到红卫中学上学去了。在我上了大学之后，东方红小学又恢复文革前的城南小学，不久又重新做了规划，城南小学整体搬迁，与新生小学合并，成为实验小学的一部分，东方红小学（城南小学）从此消失而成为历史。

五十多年过去了，小学时代的记忆像被沧浪河流水冲刷过的石头，只剩下几片零碎的片段。可这些片段，却像时代的化石，藏着那个年代独有的印记。今天把这些“化石”挖出来，一点点拼凑，还能看见那段岁月的年轮——有欢笑，有懵懂，有辛酸，也有温暖，都清清楚楚地刻在上面，成了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珍贵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