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刘秉荣老师神交已久。35年前,我们都在北京军区工作,他搞文艺创作,我写新闻报道,那时就喜欢读他写的红军题材纪实文学。千禧年后,我转岗从事军战史研究,撰写高级将领传记,经常跑图书馆找资料,到新华书店买新书,总能接触到他创作的红色经典著作,比如《中国工农红军全传》,比如《八路军新四军全传》,等等,有53部3878万字,盈帙满笥,目不暇接。我不止一次的想:这是怎样一位红色作家,为中国工农红军“树碑立传”坚持了30余年!我要向他“取经”,还要用笨拙的笔写写他,这次银河悦读征文给了我这个机会。


  满室书稿,半生心血

  走进刘老师的书房,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一排排高及天花板的书架。书架上挤满了各类史料典籍,有些书页已经泛黄卷边,看得出被翻阅过无数次。书桌的正中央,摊开着一部厚厚的稿本,密密麻麻的字迹间还夹着许多便签和照片。老人就坐在窗前,阳光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映出一层淡淡的金辉。

  年逾八旬的刘老师,锐气不减当年,虽依然保持着每天伏案写作的习惯。他1965年入伍,同年入党,从一名炮兵部队的战士,一步步成长为军旅作家、国家一级作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迄今,他已出版著作70余部,发表作品数百篇,总字数超过5000万,勤奋笔耕,著作等身。其中,《中国工农红军全传》《红一方面军纪实》《红二方面军纪实》《红四方面军纪实》等53部、3878万字,被认定为红色经典主题著作。2023年8月,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向他颁发了“个人创作出版红色经典主题著作字数之最”的证书。

  面对这份殊荣,刘老师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激动。他轻轻摩挲着证书的封面,语气平淡却坚定:“我这一辈子,就想把红军的故事写清楚、写透彻。这个纪录不是我个人的荣耀,而是那些牺牲在路上的红军将士们的荣耀。”


  缘起贺龙,走进历史深处

  刘老师与红军史的结缘,始于1980年。那年夏天,他被调到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工作。贺龙元帅是他自小敬仰的英雄,能够参与编写元帅传记,他感到既光荣又惶恐。当他真正扎进史料堆里之后,才发现鲜活的资料甚少。要为这位赋有传奇色彩的军事家立传,必须首先理清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乃至整个红军的历史脉络。

  “贺老总的一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奋斗史的一个缩影。”刘老师说。他从此一头扎进了浩瀚的档案和文献之中,一干就是40多年。为了写好《贺龙全传》,他查阅了上万册历史档案,采访了数百位老将军、老红军,甚至包括一些当年与红军交过手的国民党将领。前后花费了26年时间,终于在贺龙元帅诞辰110周年(2006年)之际,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4卷,230余万字。捧着沉甸甸的书稿,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总算没有辜负贺老总的在天之灵。”后来,《贺龙全传》获全国广播长书金奖、全军第五届图书奖。

  写完贺老总,刘老师并没有停下脚步。他意识到,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远比一位元帅的生平更加波澜壮阔、更加可歌可泣。那些在湘江边浴血奋战的战士,那些在雪山草地上艰难前行的队伍,那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从未动摇信仰的英雄们,他们的故事不应该被遗忘,他们的精神当传承后人。于是,一个更加宏大的写作计划在他心中成型——他要为整支红军“树碑立传”。


  足踏千山,笔写万水

  为了写好这部《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刘老师几乎走遍了红军走过的地方。从井冈山到瑞金,从湘鄂西到川陕边,从金沙江畔到泸定桥上,从夹金山到大草地……他背着相机和笔记本,沿着长征的路线一站一站地走。有的地方交通不便,他就步行;有的地方气候恶劣,他咬咬牙也要坚持。

  “不到现场去,你永远体会不到红军当年有多难。”他回忆起一次前往川西高原考察的经历。那是一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垭口,空气稀薄,寒风刺骨。他站在那里,想象着八十多年前,一群衣衫褴褛、脚穿草鞋的红军战士,是如何顶着风雪翻过这座山的。他们的队伍里有伤员、有女兵、还有孩子。很多人在路上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他站在垭口上,情不自禁地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

  刘老师采访过的老红军,大多已经离世。每次见到那些满脸皱纹、身上还留着弹片伤疤的老人,他都会静静地坐在旁边,听他们讲那些尘封已久的故事。有一位老红军拉着他的手说:“小刘啊,你一定要把我们的事写下来。我们这一代人快走光了,再不写,以后就没人知道了。”这句话,刘老师记了一辈子。每当他写作遇到困难、感到疲惫的时候,这句话就会在耳边响起,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秉笔直书,传之后世

  刘老师的写作原则是八个字:“史料翔实,秉笔直书。”他不回避历史的艰难和曲折,也不掩饰敌我双方的激烈博弈。在《中国工农红军全传》中,他不仅写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运筹帷幄,也写了蒋介石、陈诚、何应钦等国民党军政首脑对红军“围剿”的详细经过。他坚信,只有把对手写清楚,才能让读者真正理解红军是在怎样险恶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8册巨著,涵盖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等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它像一幅恢弘的画卷,将红军十年奋斗的历程徐徐展开。书中既有大战略、大战役的宏观叙述,也有普通战士、普通百姓的细微故事。有评论家说,刘秉荣的红军史著作,是“用脚走出来的历史,用心写出来的信史”。

  除了《中国工农红军全传》,他还分别撰写了《红一方面军纪实》《红二方面军纪实》《红四方面军纪实》。三部著作各自独立又相互呼应,完整地呈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不同的战斗历程和各自的光荣与牺牲。其中,《红二方面军长征实录》详细记述了红二、六军团转战湘鄂川黔滇边,冲破国民党层层“追剿”,最终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的壮举。这些书加起来,总字数超过千万,成为研究红军历史不可绕过的重要文献。


  灯火阑珊,初心不改

  如今的刘老师仍然每天伏案写作。他的爱人说他:“写红军,把命都快搭上了”,他只是笑笑。他常说,自己这辈子赶上了好时候,当兵、入党、写作,国家还给发津贴、发奖金,他有什么理由不把这件事做好?

  我问老师,写了这么多年红色题材,会不会觉得枯燥?老师摇摇头:“怎么会枯燥呢?每一次翻开史料,我都能感受到那些英雄的呼吸。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热血、他们的牺牲,都在文字里活着。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对他们的一点敬意。”

  在交谈中,刘老师多次提到,红军精神是需要传承的,也永远值得传承。他们为什么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因为他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我写了几千万字,就是想把这种信仰的力量传递给后人。希望年轻的朋友们多读历史,从革命先辈的事迹中汲取精神营养,铭记历史,不忘初心,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为此,他将自己的许多著作捐赠给了国家图书馆、武警指挥学院,以及家乡天津宝坻的学校。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读到这些书,了解那段峥嵘岁月,懂得今天的和平与幸福是多么来之不易。

  夜幕降临,刘老师的书房里又亮起了灯。他端坐在书桌前,铺开稿纸,继续写着。窗外万家灯火,屋内墨香如故。这位老兵,这位作家,依然在用他的笔,为红军树碑,为英雄立传。

      刘秉荣老师以一生笔墨书写长征、传承长征,正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精神践行者!

  

     (文中配图由刘秉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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