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沧浪河畔”之大学轶事

1988年高考后，我幸运考取了大学，成为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父亲背着我沉重的行囊辗转送我到学校，交学费，领卡，他脸上苍老的皱纹告诉我，我仍需继续努力，开启了我的大学生活。

那一年，招生登记表照片上的我，不到二十岁，那时营养不良的体重不到90斤，同龄人里个头明显瘦小，怯生生一个没长成的萝卜头，满头柔软的黑发，眼睛里露出惶惑，衣服最上面的扣子勒着脖子，扣得严严实实，整个人像是刚从一个瓶子里倒出来。

原先一直觉得大学是一道又深又宽的壕沟，我无论如何跳不过去，面前无路可走。父母是普通双职工，父亲随奶奶的家族基因，我随父亲的嫡传基因，天生个头矮小，而我家族的叔伯和姐妹身高都很“国标”。父母很担心我日后的出路：这么小的个头将来能干什么活？清洁管理所扫马路都没人要！为此常挂在嘴边唠叨：要拼命学呀，将来考上大学吃饭不用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年高考，我侥幸成为父亲全厂10多名职工子女中，唯一考上大学的。儿子争气，父母增光，父亲平生第一次很大方地花了100多块钱摆了四桌状元酒席，请来了七大姑八大姨热热闹闹了一番，庆贺我们潘氏家族出了第一个大学生。

我沉浸在考上大学的满心喜悦中，我可以不用父母为我今后的生计操劳了。我考上的是江苏商业专科学校工商行政管理专业，这是我填写的第三志愿。报考的第一、二志愿分别中国人民大学和苏州大学历史系，上高中时我尤其喜爱历史学科，满分100分的高考历史试卷，我竟然考了98的高分，但遗憾高考总分数不够，没考上如愿的大学。我不知道当年怎么会报商业专科管理专业，真的是饥不择食，贫不择妻，全是冲着以后的饭碗。

我像一只鸭蛋混进了一堆鸡蛋里，“管理系工商管理专业的那一个”成了我的标签。刚进入大学，比起高中阶段，课程少了，晚自修少了，考试少了，没有了补课，没有了周月测试，几个月前还超负荷备战高考的紧张氛围，一下子像一盘散沙闲了下来，我多少有些不适应，心里也没底，不是担心拉下功课，而是担心不能出类拔萃，因此上课格外专心，连课外劳动也比大家积极。

八十年代的大学，还经常开展集体劳动，希望使学生保持劳动人民本色、锻炼思想品格，至于有多少人因此保持住了本色从来没有评估过。学校的劳动主要是搞大扫除，把校园马路旁、池塘边、教学楼和宿舍区空地的杂草用锄头挖起来，堆在一起放火烧掉。绿树成荫的校园到处浓烟滚滚，有点像一个烽火连天的战场。我埋头弯腰挥着锄头，心里却觉得这些杂草留着挺好，虽然显得杂乱无章，但绿意可人，铲掉以后光秃秃的，大风一吹尘土飞扬。

这世界上有的人对环境整洁像“原教旨主义者”，对杂草丛生、野花乱开有一种先天性的厌恶，他们总喜欢什么都弄得整齐划一。他们一定没听说过罗素那句名言: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换一双眼睛，杂草丛生就是生机勃勃，没有杂草丛生怎么会有生态多样，没有杂草丛生怎么会有百花齐放？呵呵，不敢引申了。好在杂草的生命力顽强，锄头落处，大火焚烧，几场雨水之后又像大地的胡子一样疯长起来。十几年后，我曾回了一趟母校，看到曾经挥汗如雨锄过的草地上，野草葳蕤，深可没足，看到学生们像牛羊一样自由散漫地在草地上或坐或卧，不禁有几分唏嘘。

学习不紧张，便有了空余时间，星期六晚饭后，我照例去校园隔壁的工人文化宫大礼堂去看电影。绿色的电影票只要壹角钱，后来涨到了伍角。大学几年，我看了多如牛毛的外国电影，《古堡幽灵》《摩羯星一号》《走向深渊》《大篷车》《卡桑德拉大桥》《老枪》《苔丝》《三十九级台阶》…… 印象最深的是《英俊少年》的主人公那张满是雀斑的脸，唱的那首歌像云雀一样动听。日本电影最多，《砂器》《追捕》《华丽家族》《金环蚀》《人证》《啊，野麦岭》《莆田进行曲》，还有《寅次郎的故事》，那个主人公神经兮兮，像雷锋一样热心助人。这些外国电影都是洁本，偶尔出现两个人接吻或是抱在一起的镜头，观众席上激素分泌过剩的我们男生就会发出尖锐的口哨声，十分刺耳，随后的笑声还引起了一阵骚动。

那时候，我在校学生会任宣传干事，负责校园刊物《江苏商专》编辑和绘图排版工作，因为更多地接触文字刊物，我那时脑子里盘桓着当一个作家的念头。课余时间，除了看各种小说，练习绘画插图外，还一直写些散文诗歌等文学之类，却一直不敢投稿。有一次，学校学生会组织了一次文学创作大赛，我用“金石”的笔名，交了一篇散文，居然在校报登了出来。捧着那张登有配插图的我的文章的校刊，我的虚荣心升到了沸点。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印成铅字。文字印在纸上与抄在稿纸上有天壤之别，就像土戏台的演员登上星光大道，变得一板一眼，顺眉顺眼。我感觉到全班同学对我刮目相看，我不再是“鸡蛋”中的“鸭蛋”，而是鸡蛋中的双黄蛋，飞机中的战斗机。我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学青年”。多年以后，我重新翻看《江苏商专》刊登的这篇散文，为自己当年的文字羞愧莫名。文章无比幼稚而矫情，我居然把自己虚构成一个青年女老师，一个善良节俭、大公无私的老头对“我”十分关爱，临死时还把不多的存款留给学校买图书。天啦，我居然写过这样的东东！

后来，我写过许多类似的文章，它们被班里的“书法家”林亦男用秀丽飘逸的毛笔小行书抄写后，发表在管理系的墙报专栏上。你想象不到当年大学里出文学专栏的激情，大家写诗作文，买来白纸由毛笔字漂亮的同学抄写，那时我还擅长美术，通常晚上加个般配上插图、题花，再利用午休时间张贴出去。出一期专栏要牺牲一个星期的课余时间，每天中午和晚上打了饭，我像担心“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媳妇取悦婆婆一样，特意跑到墙报栏，看看有多少人围观，要是观者如堵，就像演员获得潮水般的掌声一样觉得没有白费工夫。学校的墙报栏是各个系争奇斗艳的竞技场，我们管理系的墙报总是“我花开后百花杀”，像足球场上的10号马拉多纳最为吸引眼球。那时候我在校学生会宣传部负责编辑校园文学刊物《江苏商专》和管理系墙报，真的把自己的职业当成“为人作嫁衣”，而不是挣钱。我们像足球世界杯决赛中阿根廷的教练，编发一部引起反响的好作品，就像教练看到马拉多纳过关闯将进了一球，狂喜怒放，比马拉多纳还要兴奋。

短暂的大学三年期间，我不仅是一名投身于校园刊物编辑的“文学青年”，还是一名热衷于美术绘画的“文艺青年”。

我自幼喜爱写写画画，中小学生期间师从兴化名画家乔以乾老师利用课余和寒暑节假日，学练中国花鸟画。上了大学后，我在担负校学生会宣传工作期间，又重新拿起画笔，在办好校黑板报和宣传栏、创作《江苏商》专刊插图的同时，皆抽暇练笔，默默耕耘于斗室，孜孜不倦于丹青，矻矻不辍于笔墨。经过两年多的笔耕不辍，有了一定的积累，便萌发举办大学生个人画展的初衷想法。一个大学生要举办个人画展，这对于非美术专业的我来说是一个挺大的挑战。虽说在本校史无前例，但我还是敢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我坚信，只要努力尝试，一切皆有可能。

于是，我半年前就开始筹备，我精选了近两年创作的30幅作品进行展出，主题是小写意花鸟国画。由于作品装裱、场地布展、制作宣传等投入经费近千元，这也让我压力很大。但画展幸亏得到校系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系主任金海涛教授亲自撰写前言，邀请扬州书法名人题写了展名，并提供展览场地和部分经费。

1990年，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在收获的季节里，我的大学个人画展——“潘建中国花鸟画展”在校图书馆二楼展览厅开展。走进简易的画展展厅，30幅风格各异的写意花鸟画作品映入眼帘，作品涉猎广泛，有清雅高洁的梅兰竹菊、国色天香的富贵牡丹、勃勃生机的飞禽走兽、古朴苍劲的老松怪石……这些熟悉而平凡之动植生物，既具丰富之变化，又有生命之活力，天真烂漫，逸致横生，充满生趣，不一而足，或清雅隽秀或艳丽丰满，或婉约细腻或意境深邃，或具禅意或接地气，在似与不似间，让师生们体味到了绘画人缘物抒写的思想情怀。

画展的那天，我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神彩飞扬地给来来往往的参观师生们解释创作主题，创作动机和感想。展览开幕式后，上演现场作画，我专心致志作画，从用笔到调色，从构图到润色，从画花朵到勾枝叶……不到三十分钟，一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写意牡丹画作便大功告成。师生们聚精会神观画，整个活动现场被浓厚的艺术气息包围，呈现出古代文人雅集般的交流意趣。画展当晚，我在三楼报告厅举办一场题为《国画赏析》的专题讲座，整个报告厅现场座无虚席。参观的老师和同学们也对我讲了一些他们的感想，书柜内至今还保存画展留言簿。偶然翻看这些留言，情不自禁地追忆起画展现场的时光印记，行行文字内透析出师生们的观展感受、美好祝愿、鼓励建议和抒发个人情感。

转眼到了1991年6月，离开学校的日子越来越近，惆怅像水葫芦一样在心里疯长。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吗？新的学年谁又将住进这个宿舍呢？再下一届又会是谁？再下下一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校是一家客如云来的旅店，我们都是暂时驻足的旅人。

我进的这家“旅店”不像扬师大那么有名，但它出身不凡，是全省唯一培养商业管理人才的专科学校，尤其是烹饪专业是维扬菜系全国唯此一家，多数为国外培养中国菜的烹饪学子。我想起一九八八年刚入校那年，正值学校的30年诞辰，那些卓有成就、全国知名的校友从各地回来，有些人来自遥远的美国、加拿大和中东地区，他们在校园里徜祥，像老小孩一样指指点点，流连忘返，分辨着所闻所见与当年的区别。他们一定不知道当时有个背着书包、戴着眼镜的学生，多愁善感地看着他们，想象他们也曾风华正茂，满头黑发，脣红齿白，也曾“荡起双桨”……如今青春不再，物是人非，齿播发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几十年后，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回到这里寻觅逝去的青春吗？曹操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臂如朝露，去日苦多”，李白说，“夫天地者，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我在学校里经历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我这三年，白过了吗？我没有白过吗？

这是一个燠热而混乱的季节。现在好像哪个城市都喜欢吹噓自己“宜居”，号称烟花三月下扬州，当时给我的感觉十分闷热。每年六七月，在管理系的小红楼——它现在已经拆掉了——二楼教室里自习，身上腿上总是粘乎乎的，汗水淋漓，我口袋里带着一块手帕——当时我是多么的“伪娘”。这玩艺儿现在恐怕连商店里也不卖了。因为太热，每晚九点多钟就像犯人一样到教室外放一会儿风。

这种燠热难当、汗流浃背的夜自修将一去不复返了。大家都在为毕业去向着急和奔走。虽然是包分配，但原则上是哪个市、哪个地区来的回到哪里去。“原则上”是一扇留有“机关”的“中国特色大门”，如果你找到了机关，这扇严严实实的大门就会像《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藏宝库，随着一声“芝麻开门”訇然洞开。一些聪明人早在一年两年前就开始铺垫，纷纷申请入党，入了党毕业时就有了优先进党政机关的资格，减少被分配到基层的风险。如果你留意，一些积极分子在毕业分配表决心时说的是“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大家心照不宣，好像都有了秘密，毕竟外地毕业生能留在地级市的名额不多，谁都想成为幸运儿。

也有人很淡定。有的是反正没有门路，干脆等着“发配”回原籍；有的则是当时搞的所谓培养干部的“第三梯队”，按规定就是要分配到基层的。别人分配下去是扎根，他们分配下去则是为了锻炼，他们身上盖着一个“后备干部”的印戳。每个班都有几个同学报名，有成绩好的，但也有不少成绩不怎么好的，把它当成了“曲线救国”。他们踌躇满志，我不知道他们下去后，整天抱着这样的心机做事，岂不成了《红与黑》里的于连？那些没有列入“第三梯队”的，难道就没有提拔晋升的机会了吗？

不过这关我什么事呢？我自己最大的愿望是能进扬州工商局的商标广告管理处工作，毕竟我实习期间，代表扬州工商局参加全省商标广告运用成果展，展览会上还受到时任省委书记陈焕友握手夸赞。于是，我给有一面之交的工商局商广处李处长打电话，询问他们处室要不要人，哪怕先做临时工也行。现在想想那是一种多么幼稚的举动！我根本不懂人事程序、人情世故，希望捞到一根稻草，把一个天大的难题丢给他们。他们都客气地表示自己单位没有进人的指标，但尽量帮我打听。我就像《沧浪之水》中的梁致远刚走出校门踏入社会，既感到社会上人事关系复杂，人与人相处仿佛在演戏，你永远不知道……

许多人的去向陆续定了下来，为数不少的外地生挤进了“原则上”的大门，留在了扬州。拼爹不是今天才有的。分配回原籍的境况大都也不错，不少人直接分到了机关单位。班主任找我谈话，询问我的志愿，我说我不去商业局，哪怕是分我去原籍兴化县城工商局、乡镇工商所都行——那是两个被视为最基层岗位。班主任是七七届的老大哥，他劝我不用这样意气用事，真的去了基层你就后悔了，不能充分发挥的潜能。“不管分配到什么单位，我劝你还是先报到再说，想去别的单位以后再调动嘛。”他说。

我觉得自己成为世界上最无辜而无助的人。毕业那天，我蔫不唧唧地办理户口转移、领取介绍信、到图书馆还书、与熟人告别，大家都兴高采烈，只有我无精打采，愁肠百结。我把什物乱七八糟地塞进木箱子里。看着塞得满满当当的旧箱子，眼泪莫名其妙地扑掉了下来，我把眼泪扣在了箱子里。

校园里有很多紫荆花，花期很长，开花的时候，三三两两背着书包的身影从落英缤纷的地上走过，校园显得既青春又爱情。晚上，我一个人在校园里转着，沿着以前每天早上跑步的路线，宿舍楼——饭堂——体育场——教学楼——图书馆——饭堂——宿舍楼。我想起有一次晨跑时双手做着扩胸运动，左手拳头砰地打在一个从旁边跑的女同学胸前，幸亏她没有把我当做流氓，那种肉乎乎软绵绵的感觉像电流一样穿过我的身体和心灵。这是我第一次“碰触”到女人，但我连她的模样也没有看清。

经过体育场时，眼前的场景让我大吃一惊:足球场的草地上站、坐着、躺着成双结对的人，在影影绰绰的灯光下，千委百态，密密麻麻，这些或站或坐或躺的爱情，在夜幕下争奇斗艳，盛开怒放。之前我知道的爱情都“鬼鬼祟祟”。班里有个分别来自苏南“苏锡常”的同学，入学没多久就阴极和阳极粘在了一起，他们是大家公认的一对恋人，在同学中流传最多的说法是他们每天晚上自习到一半，就要溜到校园旁的个园假山洞内或梅岭池塘边的树林里接吻。他们的爱情遭了学校的打压，老师不只一次点名批评他们。即使是上了大学，谈情说爱仍然是不被宽容的行为。但他们“怙恶不悛”，死不悔改。我以为爱情在学校里只是“个案”，根本想象不到它是如此生机勃勃，如火如荼。

我在体育场的铁丝围网旁面对遍地盛开的缤纷爱情，几乎傻眼了，这几年我真的白活了！三年呀，一千零九十五多个白天和黑夜。我想起自己的爱情。我有过爱情吗？我没有过表白，没有过约会，没有过与哪一个牵手同行，除了跑步时无意中碰到那个不知道姓名没看清长相的女生的胸口，我在校园里没有与哪个异性有过肉体的接触，哦，好像有一年在综合楼二楼教室的新年晚会上大家手牵手跳过舞。

像在中学时暗恋那样，我在大学也“爱”过人，同样是爱过被对方抛弃了还不知道。校园里的爱情，不是单相思就是捉迷藏，披着友谊的外衣，打着学习的幌子，即使心照不宣，也要若无其事；既不光明正大，也不甜蜜幸福，相反，它偷偷摸摸，荆棘丛生，苦涩凄凉。一个高我两届的师兄给同班一位女学生写了一封求爱信，居然被对方“气愤地”贴到了宿舍门口的墙上，闹出了一场轩然大波。马克思也没教你这么干呀！马克思说男女之问的关系是最自然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可以判断人的修养程度。那时候，人们只有对男女关系莫名的恐惧和扭曲的厌恶，没有男女关系方面的修养，彼此之间没有修养，隔岸观火的“局外人”也没有修养。相比之下，我们班那两位对大家的评头品足、充耳不闻、我行我素的同学，简直称得上是风毛麟磷角。

我在大学里曾经躲躲闪闪地接近过爱情。那年暑假，听说系里一个女同学放假没回家，要留在学校里为珠算比赛习训，我鬼使神差地也留了下来。爱情常常就是神出鬼没，鬼使神差。我对所有问我暑假是否回家的答复都是想在学校里学点东西。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借口，但我隐瞒了望在暑假里出现奇迹的原因。

假期的校园里像散场后的电影院，空空荡荡，连风也懒得吹，仿佛只有鸟在树上谈情说爱。我到饭堂打饭时“果然”见到了那个女同学，我非常“意外”而亲热地和她打招呼。穿着校园运动服的她英姿飒爽，活力四射，美丽动人。我居然能像一只情老鸟一样落落大方地和她聊天，而没有心跳加快。也许是不用像平时人来人往时，担心别人注目或侧目而遮遮掩掩吧。

我一直暗中喜欢着她，刚入校见到她时就让我觉得“不枉此生一遇”，有幸与这么漂亮的女生同校。有一天晚上到教室自修，她和形影不离的另一个女同学径直走到我前面的位子坐下来，让我心慌意乱，自作多情。后来她回过身问我能否借你在校园杂志发表的文章看看？我受宠若惊地连忙答应。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一次应该是上大学后我第一次和女同学这样亲近交谈。

她很爽朗地叫我有空到她宿舍里玩。时代真的不同了，现在一个独处的女性跟你说这样的话，无论如何都会令你想入非非，发生什么那是水到渠成，不发生什么大家会以为你有病。但那时候无论是邀请的她还是邀请的我，都像水晶一样没有一丝杂念。我心里揣着一只扑楞楞乱飞乱撞的小鸟，敲响她的宿舍门，她没有拾掇房间就给我打开门。我坐下后，她爬到架床的上铺匆忙撩起蚊帐，折好被子，又翻身跳下来，她的身子像鹿一样轻盈。我们隔着宿舍中间那张长桌子，啃着她拿出来的零食，聊着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的话题。桌子上方的铁丝挂着女性内衣，它们像旗帜一样鲜明，但一点也没有扰乱我们的心神。我呆了差不多一个上午，正襟危坐，秋毫无犯，后来告称离开走下楼梯时，不由自主地哼起了台湾校园歌曲《赤足走在田埂上》，感觉自己也变得像鹿一样轻快。

……

赤足走在窄窄的田埂上

听着脚步噼啪噼啪响

伴随着声声亲切的呼唤

……

但一切无疾而终。开学以后我们重新变得疏远起来——我们曾经亲密过吗？虽然有同学曾经拿我们开过玩笑，让我无比的受用，但他们自己显然也没有当真。毕业后“原则上回原籍”的规定，让我觉得眼前隔着一条鸿沟。她来自苏南大城市，我的籍贯是苏北小城，我们只能是《红灯记》中李玉和对鸿山所说的，两股道上跑的车。我的《师生录》上，留着她像男人一样硬朗的笔迹:

风吹灭了蜡烛，吹旺了篝火。

——俄罗斯谚语

毕业前夕，我们忙乱地合影留念，并找老师和同学在专门制作《师生录》上题词。我找到金海涛老师时，他问了我的去向。我一下子像见到最亲的人一样，把苦闷像水壶拧开塞子一样倒了出来。我说要是分到乡镇去环境太封闭了，工作太单调了，我想到一个能更多地施展我商标广告管理特长的机关单位，以后还是想成为一个业务精湛的管理人员。

金老师有些怜惜地看着我——现在想起来那就是一种“过来人”的眼光，面对年轻人的无知、执拗、自以为是，他的眼光充满包容、淡定。“你也不必把到基层与进机关看得那么水火不容，只有在基层历练后进机关才是广阔发展的空间。”他嗬嗬一笑，“不过，人各有志。”他在我的《师生录》写下了我一直记得的一段话:

目标始终如一！此乃马克思最满意于自己的一种品德。书与潘建同学共勉。

题过字后，金老师说:“这样吧，我给你写封信，有没有用试一试。”

我第二天到金海涛老师家里取了他写的信。揣着这封让我感到有了盼头的信，我在一个早晨悄悄离开了学校。一直相处的像亲兄弟同班同桌的葛金钟一定要给我送行，我撒谎说还没决定几点钟走。我不愿别人看到我逃亡的样子。

大学毕业的那天，宿舍里太凌乱了，同学们在忙着收拾东西。我为一些物品的去留问题头痛，最后决定，把录音带留给学弟，不重要的书籍卖给旧书摊，而床下一些款式的破鞋子，被赋予了光荣的历史使命，那就是留在原地，迎接下一届新生的到来。午后的教学楼前，几个学生会干部正在悬挂条幅，忙碌的样子像参加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有同学腋下夹站几本书，手中拎着大号水杯，提前跑到教室去占座，面部表情像去偷地里的嫩黄瓜。操场上几个男生正在踢球，也许是运动过量，他们都在点无精打采，那只足球在草地上不情愿地跑来跑去，似乎快要长出毛来变成一条狮子狗。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大学生生活场景，不知道许多年过后，还会不会被忆起。

我一个人走出像火场一样凌乱的宿舍，穿过像战场一样扔满什物的走廊，走到像市场一样许多人正在吆吆喝喝搬运行李的楼下。我回头仰望了一眼我住了三年的404宿舍，还没走的两位舍友走出门口，在走廊上朝我挥着手，我也朝他们挥挥手，一如徐志摩《再别康桥》诗中“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依依惜别。

我抄近路走到学校大门，一些人站在那儿留影。有人叫我给他们照相。我在取景框里看到他们神情庄重，脸上似笑非笑。我一边按下快门，一边想到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学校了。我曾经发誓要留在这个城市里，现在却灰不溜秋地离开。三年前入学时看到的那轮像巨大的蛋黄一样的落日，是否注定了我现在晦暗不明的去向？我的心里灰扑扑的像蒙着一层尘埃。

我在校门外的候车亭等了六七分钟，一直没有公交车来。后来来了一辆哒哒怪叫着的机动三轮车，我拎着包登上了车。十来分钟后到达长途车站时，奇怪地看到候车厅里空空荡荡的，这时候广播里说开往兴化马上发车，停止验票。我三步并作两步抢进站台，刚爬上车，咣的一声，车子就开动了。 天晓得什么回事，我的表才八点四十一，整整慢了一个小时。

这天杀的夏时制！活该它那么短命，实行没几年就废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