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定律是19世纪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一项社会规律,核心是“关键少数”决定“多数结果”,侧重于事物分布的不平衡性,如今被广泛应用社会各个领域的分析中。而今天我们谈的“二巴定律”,是关中农村流传的一句俗语,意思是人的一生就是为了嘴巴和鸡巴。这虽然有点粗俗,上不了台面,但仔细考量,便有点惊愕,两个字道尽了世间万物存续的底层逻辑——生存与繁衍。

  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植物为生存与繁衍,演化出多样的策略,核心可以归纳为获取资源、抵御威胁、繁衍后代三大纬度。花草之所以向阳而生,是为了争夺光照资源,树木之所以向地而生,是为了获取水分和营养;叶子为针状的,是为了减少水分的蒸腾,以适应干旱寒冷的环境,叶子为肉质的,是为了水分的储存,应对缺水的生存条件。玫瑰、仙人掌体表长刺,是为了阻止动物的啃食,保护植株本体;苹果、猕猴桃未成熟时发涩发苦,也是为了阻止动物的啃食,亦保障种子发育成熟。牡丹花瓣鲜艳,是为了吸引昆虫的眼眸,前来授粉;菊花花蜜香甜,是为了昆虫传播它基因;苍耳种子带钩,是为了黏在动物体表远距离传播,蒲公英种子带翅,是为了借风力播种。这些都是植物为延续种群演化的精妙策略。

  从动物学的角度而言,动物为生存与繁衍,同样演化出多元的策略,核心依旧是获取食物、规避危险、种族繁衍三大维度,不过动物比植物有了一定的社会性。为了高效的获取食物,动物进化了自己的取食结构:如鹰锋利的爪喙,适合于撕咬猎物;啄木鸟的尖喙能凿开树皮捉虫。部分动物还进化出协作性的社会结构:如狮子、狼,通过群体协作围猎大型猎物;蚂蚁通过分工,高效获取食物。还有动物进化出特殊的消化机制:如牛演化出4个胃,储存发酵消化纤维;熊可以随季节切换食物,确保食物来源稳定。

  为了规避危险,躲避天敌,动物演化出各类防御技能。部分动物擅长伪装,融入环境躲避天敌的视线:如变色龙随环境变色,竹节虫形似树枝,枯叶蝶翅膀像枯叶,毒箭蛙用鲜艳体色警告“有毒”,避免被攻击。部分动物具备快速逃生能力,躲避天敌侵害,如免子善于奔跑,岩羊善于攀援,以此摆脱天敌的追捕。还有的动物善于防御,躲避伤害,如乌贼可以喷墨,干扰天敌的视线,刺猬缩成刺球,抵御伤害。群体协作也成为动物避险的重要方式,如斑马群通过密集条纹,让捕食者难以锁定单个目标;狒狒分工警戒(成年个体站岗,幼崽在中间),降低被捕食概率。

  为了繁衍和种群的延续,动物会通过各类方式展现自身的优势,完成求偶交配。如狮子高大威猛的身躯,孔雀斑斓华丽的羽毛,画眉甜美嘹亮的歌喉,萤火虫耀眼闪光的信号,皆是为吸引异性,获得交配机会。大马哈鱼逆流千里回到出生地产卵,确保卵在适宜的环境孵化,海龟选择沙质海滩排卵,利用环境保护幼龟。在性选择的干预下,部分动物甚至出现过度进化的情况,孔雀尾羽长的太长,影响到自身的飞翔;盘羊的头角太长,影响到在树林中的速度。动物间的种内争斗,也都是在进食和发情时发生,只要一方逃走,争斗立马结束,一般不会伤及性命,本质都是为了争夺生存和繁衍的机会。

  再看人类社会,人类是由动物演化而来,自然也遵循生存与繁衍这一底层逻辑,即获取资源、规避危险、种族繁衍。纵观人类历史,资源争夺始终是冲突与战争的重要诱因。远古时期,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发生了“阪泉之战”,炎黄联盟与蚩尤部落发生了“涿鹿之战”。春秋战国时期,550年共发生了1300--1400次大小战争,如城濮之战、桂陵之战、长平之战等,背后皆有诸侯国争夺土地、人口、粮食等资源动因。持续两千多年的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战争,核心也是围绕土地、草场、物资等生存资源展开。近代以来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无不是列强为了获取中国的资源与市场而发动的侵略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列强为了瓜分世界资源、划分势力范围而发动的。现代以来,美国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也多与石油资源、地缘资源利益密切相关。

  不过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战争的惨烈程度在不断地升级。动物之间一般是个体争斗,大多发生在发情期,不过只要一方战败,胜利者不会赶尽杀绝,而人类是制敌于死地而后快。部落联盟时期,由于人口较少,战争规模也小,参战人数多为上千人,伤亡不过几百人;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动辄就是几十万人参与,长平之战更是出现坑杀40万人的惨剧。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1600万以上的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突破7000万,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除了战争获取资源外,人类还不断地改进工具、技术创新、社会协作、认知提升,不断优化生存策略。技术创新是人类发展的“引擎”,社会协作是燃料,认知进化是框架,三者共同支撑人类的持续发展。工具不断迭代: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从青铜器到铁制农具,从蒸汽机到电力驱动,从计算机到机器人,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技术不断创新:农业上通过育种、灌溉等农业技术,提高粮食增产;工业上通过开采、冶炼等技术,扩大矿产资源;能源上通过太阳能、风能等,替代有限能源;医疗伤通过医疗技术,抵御疾病延长寿命。分工不断细化:由农耕为中心的简单化、固定化,向工商业为中心的精细化、专业化发展。人类有抽象思维,有语言文字,能把过往的经验传承下去,能用对自然的认知指导人类的行为,也就是“知识是第一生产力”。

  在种族延续方面,人类的婚配制度也随着这会的发展不断演变。氏族部落时期实行“走婚制”,避免族内乱伦,保障后代健康;随着人口的增加,到了王权时期实行“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进一步避免近亲婚配的风险;现代社会,随着人口的暴增,血亲关系逐渐稀释,婚姻自由成了婚配的主基调,更贴合人类情感和社会发展需求。

  尤为可贵的是,人类在生存与繁衍的基础需求之上,逐步诞生了更高的精神追求,实现了从生物本能到文明精神的跨越。公元前 800年至公元前 200年的轴心时代,在世界多个文明区域同时出现了思想的突破,奠定了人类精神与文化的基础,并诞生了影响至今的思想巨匠与精神导师,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西方哲学基础;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开创了佛教思想体系;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等,构建起儒家、道家、墨家等核心思想流派。这些先贤的思想,塑造了不同文明的价值观与文化路径,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源头,让人类超越了单存的生存本能,拥有了道德、哲学、艺术等精神维度,这是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文明高度。

  由此可见,“二巴”定律不仅揭示了万物进化的内在根源,也避开了抽象理论的晦涩难懂,成为了人类智慧传递的“轻载体”、社会生活的“指南针”、民间智慧的“活化石”,在某种意义上说与“二八定律”有异曲同工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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