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口：红星照耀的山河

　　大巴山的风，带着松涛与泥土的芬芳，吹过九十年前的烽火岁月，也吹拂着这座小城的万家灯火。   

　　在川渝陕结合部，有一座独特风土人情的灵秀之地一一城口县。它踞三省门户，扼四方咽喉，是重庆最北边的小县城。山围全城，峰石从生，“九山半水半分田”，是它地薄贫瘠的写照。八台山横亘，山高路险，交通极度落后，一直是世人固有认知。   

　　但它不缺资源，更不缺大地"绿色"。它还是独树一帜的川渝最"红"的存在：首家川陕苏维埃城口政权，傲视川渝大地。尤其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烽火岁月里，以一腔赤诚，燃起一团不灭火焰，成为川东红军的策源地，红色政权的试验场。李先念、徐向前、王维舟——这些如惊雷般载入历史的名字，都曾在此勒马驻足，留下过他们征战的足迹。               　　

　　（ 一 ）    

　　川渝人说起城口，总绕不开“偏远”二字。八台山像山门神亘立，山一重叠一重，路一道弯一道，抬望，壁立千仞。低头，深谷险滩。说它是川陕边上的一座偏隅，亦不为过。土地薄、收成少，交通闭塞，外人眼里，不过是边地瘠土。       

　　正是这份旁人眼中的偏僻贫瘠，藏着最动人的生机。城口之绿，是铺天盖地的原始植被，全县，八成以上土地是森林，群山如黛，林海如涛。八台山终年云雾缭绕，海拔三千多米，冬天银装素裹，雪白一片。夏天清风穿林，凉意入骨。而群山阻隔，关山难越，也给这片土地，留下一种最原始的安宁，和被时光呵护般的秘境。    

　　也正因如此，九十年前，让盘踞一方的四川军阀刘湘、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各自为政的势力，鞭长莫及，也让一股红色的力量，在这层层山峦间悄悄立足扎根，县、镇、乡、村，苏维埃政权一处处建立起，它像星火燃落在这片土地上，一点、一片、一城，终成燎原之势。    

　　在那烽火年代的四川全省，唯有城口，把红旗插遍了每一寸土地。    

　　我第一次到城口，是一九九零年盛夏。 当时的城口县尚属四川万县地区管辖，它也是八县一市中最偏远之地。自万县市出发，经开县，穿宣汉，翻八台山，一路颠簸，如赴战场。

　　八台山者，海拔三千米，终年云雾锁顶。山路如蛇，盘旋于绝壁之间，弯急坡陡，稍有不慎，便会坠崖车毁人亡。当地有顺口溜："车技不过关，莫走云贵川"。老辈人也曾讲，当年就是老司机过此，无不是双手紧握方向盘，目不斜视，如临大敌；乘客皆屏息敛气，不敢言语。从万县市到城口县城八小时车程，实为一场生死赌注。城口县城不大，3、2条石板老街，连通县城与乡镇。全县人口不过二十余万，民风素朴，待人实诚。无支柱产业，却有满山矿藏；无喧嚣市声，却有参天古木。名副其实的“绿色之城”。    

　　会议结束后，当地同事陪我探访红迹。第一次走进县苏维埃政权公园，那些斑驳的石刻、泛黄的标语，陈旧的照片，忽然有了温度。      

　　我陡然想起，儿时看过的那部电影《红孩儿》中的场景，茂密的山林、蜿蜒的小道，还响着激昂的歌声：“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拿起刀枪参加红军，打倒军阀地主，保卫苏维埃。”眼前的山，眼前的树，竟与银幕上别无二致。             

　　（ 二 ）    

　　城口的红色烽火，首燃于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工农运动陷入低潮。白色恐怖如寒潮席卷全国。王维舟，这位以下川东军事负责人身份的共产党员，受命从武汉悄然回到家乡宣汉。他的行囊简单，使命沉重——在白色恐怖最盛时，回到最危险的地方。      

　　他联络了宣汉第九高小校长李家俊、达县万家镇唐伯壮等党员，他们以教职为掩护，奔走在乡村农友中。借当地最温情的围炉夜话方式，向农友乡民宣讲革命道理。一家家的走访，一户户的宣传，逐个点燃他们心中的希望。     

　　悄然间，区镇农会建立，乡村武装秘密集结。一支名为“川东游击军”的队伍，在城口、万源交界的群山间，树起“城万红军”的旗帜。   

　　这是川渝巴山第一支地方红军武装。指挥所设在双河乡刘家大院。     

　　一九二九年，王维舟荐举李家俊为总指挥，在固军坝发动武装起义。红旗漫卷处，一举攻克城口县城。川东北乃至四川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在枪炮声中诞生。虽然后来因敌军重兵围剿，县城得而又失，但那些撤进深山的队伍，保存了大巴山的革命火种。     

　　同时，川东大地上的红色烈焰，相互呼应，多处燃起：梁山虎城镇、达川南岳镇、大树镇等地，曾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忠县黄钦坝为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涪陵罗云坝、石柱鱼池坝等地武装，按部署分别攻打所在县城。枪声此起彼伏，红旗先后倒下。第二路、第三路的总指挥，或被敌所擒，或阵前牺牲。起义很快被镇压。           

　　王维舟没有被失败打倒。在他的组织领导下，蔡奎率部隐入梁山百里漕的密林，蒋琼林在开江后厢云雾间扎下根基，冉南轩在宣汉清溪的山村中秘密整训。他们坚持“上山打游击"。野果充饥，岩洞栖身，信念为火。     

　　当四川省委决定重组川东游击军，王维舟任总指挥。他将部队整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活动，互为犄角。经过2年时间整训，队伍发展至三千多人。那些散落在山间火种，终于连成燎原之势。            

　　一九三三年秋，徐向前、李先念指挥红四方面军挺进宣汉，策应城口，取得"宣达战役"胜利。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执掌帅印。时机成熟，红军再次攻克城口县城，并在葛城镇召开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还颁布了《土地法令》《劳动法令》《婚姻条例》等。这些写在粗糙纸张上的条文，如惊雷般响彻巴山，震动全川。    

　　随后，从县苏维埃政府，到坪坝的区苏维埃，到岔溪河的乡苏维埃，再到最偏远的村落农民协会，红色政权如雨后春笋成长，县区乡村四级政权全面建立。全县一千五百平方公里土地，尽成苏维埃版图。川陕根据地的东线，有了铁壁般的屏障。这在川渝革命史上，绝无仅有。    

　　在庙坝，贫农团丈量土地，将地主的田产按人口分给无地的农民。在黄溪，合作社的开张，将盐巴、布匹、煤油这些以前被奸商囤积居奇物资，平价供给百姓。在坪坝，村苏维埃成立了赤卫队。配合红军巡逻放哨。    

　　更有那“安民告示”，用大巴山的“五字句”山歌传唱，“穷人快回家，莫听土豪话，红军是救星，打的是土豪，杀的是劣绅”。歌词朴实，直抒胸意。老农、妇女、孩子们学着呤唱这些歌谣。不识字的乡民，就这样记住了红军，记住了谁是自己的队伍。        

　　政权初立，百废待兴，更需铁纪护航。   

　　城口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还设立了独立的革命司法机构，门前高悬两条标语：“严拿敌人侦探！”，“肃清反动残余！”审判程序公开透明，重大案件允许群众旁听。那些世代受欺压的穷人，第一次看见反动“官吏”被审，真正相信这世道变了。    

　　曾有某区一位聂姓苏维埃主席，在分配土地时收受地主蔡云益贿赂，偏袒富户，多分好田。消息传出，群情激愤。革命法庭迅速介入，查证属实后，依法将其撤职查办，并在全县通报。红军政策深得人心。              

　　更令人动容的是，战火中的新政权坚持文教新生，文明破晓，改变乡民文化素质的群众路线。各乡镇先后创建列宁小学，教材由红军干部亲手编写。除宣讲革命道理外，还教识字、算术。许多贫苦儿童、中青年第一次拿起笔，学会写下“工农”“平等” “自由”。他们学会写自己名字，学会写“红军”。 

　　诚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当有流血牺牲。新生红色政权，亦要血战保卫。   

　　当红色政权落地，敌人视为眼中钉。四川军阀刘湘多次调集重兵，妄图剿灭苏维埃。 红军几场硬仗，几番血战，以血肉之躯，誓死捍卫着这片热地——   分水垭、甑子坪，六月伏击。红297团设下口袋阵，待敌深入，四百余敌军，或毙或俘，枪支弹药尽数缴获。        

　　三排山、旗杆山，下旬反击。红九军73团与红三十三军297团联合作战，两侧包抄，敌溃兵四散奔逃。    

　　七月，敌人重兵压境。红军主动放弃县城，化整为零，转战深山外围。白天隐于密林，夜间突袭敌营。游击战的精髓，玩得得心应手。敌人空有重兵，疲于奔命。    

　　铜鼓岭上，红军浴血七昼夜，惨烈至极。140名红军战士，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死守阵地七天七夜。弹尽粮绝，就用石头砸，用刺刀拼。他们倒下的时候，还微笑望着战友们远去的背影方向。   

　　那一百四十个名字，大多无从考证。只知道，他们用血染红了铜鼓岭，用生命换来了五万人的生命。    

　　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真正实现了"工农当家作主"。那时的城口，全县不过五万人口，竟有三千余热血志士勇赴国难，五百儿郎跟随红军踏上长征路。    

　　三千人，是多少家庭的儿子、丈夫、父亲？五百人，是多少村庄从此再未等回的归人？    

　　城口的山河记得。                                                   

　　（ 三 ）      

　　川陕苏维埃政权城口纪念馆内，文物琳琅。每一件，都带着岁月的重量。    

　　众多老一辈革命家照片，英姿勃发。李先念年轻坚毅的眼神，徐向前策马扬鞭雄姿，王维舟与乡民交谈笑容，黑白照片衬着红色内涵，让人敬佩无限。                                   

　　展柜中，一把黑色鹅毛扇静静躺着，木柄微黄，羽毛残存，却依旧散发着一股凛然之气。讲解员说，这是王维舟军长用过的扇子。    

　　关于这把扇子，城口的老人能讲三天三夜。他们说，王军长扇子一挥，妙计便出，敌人便灰飞烟灭。     

　　军阀刘存厚重兵压境，王维舟摇着这把扇子，在庙坝、在坪坝、在县城一带声东击西，以少胜多，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刘存厚气得跺脚。    

　　百姓传得更神：“王军长扇一挥，天兵天将都听他的。”其实这些天兵天将，是那些穿着草鞋、扛着梭镖的穷苦人组成的赤卫队。百姓这么传，因为爱戴红军，是护佑百姓及这片土地的希望。             

　　扇子展柜旁，依次展陈着旧式煤油马灯，竹蔑斗笠、蓑衣、扁担等，以及印着 "苏维埃"字样的那一枚枚布币，铜币。解说员讲到，这些都是当年红三十三军指挥部和战士们用过的物品。每一件，都沾过巴山的雨露，都听过战士们的呼吸。

        动人心怀的，还有那些泛黄照片，那些标语，幅幅瞩目。整个馆内，标语在墙，红光映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苏维埃是人民的政府"，一笔一画，都力透纸背。它们是宣传工具，更是信念的图腾。它们工整的写在纸上，镌刻在岩石中，更刻写在时光里。       

　　尤其一幅标语“红军不拿群众一两盐”，字迹已有模糊，却故事悠长。当年红军极度缺盐，每人每日仅几粒，甚至几日未沾。战士们却严守纪律，不取百姓分毫。再饿不抢百姓粮，再缺盐不动百姓一粒。百姓感念其恩，撤离时冒死送盐送鸡蛋，老百姓那一句“你们连命都不要了，一罐盐算什么”，道尽军民鱼水深情。     

　　红军在这里战斗，点亮了城口从林灯火，也点亮了城口人民心中的那一盏明灯。      

　　展馆中，最传奇的是 "红星杨"的故事。     

　　一个特制有机玻璃盒内，珍藏着几截外观灰褐色的普遍树枝。这是一种奇树折下的树枝，一段被红军鲜血染红的红星杨，它与普通树枝无二，却又很独特。    

　　这截传说中红星杨树枝标本，断面之中，赫然显现一颗端端正正的五角星，红心如血，嵌于木心，宛若军徽，恰似当年红军帽上的红星。    

　　有关"红星杨"的说法，源自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总司令为激励战士们换装，亲手将自己的帽徽上的红星埋入红星杨的根部土地。因此，每当树枝折断时，便会露出红星，成就了红星杨的传奇。这是朱总司令亲手埋下的信念所凝化。                     

　　不管是否传说，红星杨断面呈现的五角星是真实存在。它挺拔于山崖，静立于纪念馆前，看似普通，实则内藏乾坤。让人惊叹大自然的造化，鬼斧神工。           

　　关于它的"木心藏星"的秘密，还流传着一个树与魂、血与火的美丽传说。    

　　相传，红军长征西去，而在城口大山里，战火还未停歇。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三军在此浴血奋战，一次次建立苏维埃政权，又一次次在围剿中重建。山河染血，草木含悲。    

　　据说那年冬夜，大雪封山。一队红军小战士在突围中被敌军围困于深谷。他们已断粮三日，衣衫褴楼，仍紧握枪杆，高唱战歌。最后，子弹打尽，战士们手挽着手，背靠一棵古老的杨树，高呼"红军万岁"，集体跳下悬崖。据说，那一夜，天地为之动容。风停雪止，星月无光。整座山谷的杨树都发出鸣咽，仿佛在为英烈送行。    

　　来春，冰雪消融。百姓在山发现那棵老杨树竟生出新枝。好奇的孩子折下枝条玩耍，无意间折断，发现断面之中，赫然现出一颗端端正正的五角星，红星如血，嵌于木心，宛如红军帽上的五星徽章！     

　　众人惊愕。有人说，这是烈士的忠魂入土，有人说，是烈士的热血渗入根脉。因为它长在山岗、陵园旁，看似平凡无奇，而每一节内里都藏着一颗红心五星。从此，这树便被称为"红星杨"。         

　　于是，人们相信这是天地有情，为英烈作证。在山西武乡，在新疆伊吾，在重庆城口，红星杨被一代代人守护。它们像绿色的士兵，列阵于纪念碑两侧，守护着长眠的英魂。    

　　更有老兵临终前嘱咐子孙："把我葬在红星杨下，我要和它一起生长"。    

　　那一刻，让人明白的是：这世上最动人的浪漫，不是花前月下，而是山河铭记。  

　　纪念馆门前，还有一座石刻碑字，十分独特。碑上六个大字：“人民好坐江山”，工整，俊秀，吸引每一个参观者的目光。这六个字，原本刻在巴山镇元坝村火山坡的一处石壁上。海拔九百多米，陡峭山间小道旁，一藏就是四十多年。   

　　说来也是机缘。据说，1977年由村民冉寅远兄弟及村民4人，上山砍柴时偶然发现。他们回忆当时，在半山小道旁见一块大石头上，隐隐有字的痕迹。村民说是竖向书写，字迹已不清晰，像是被人用坚刃利器刻意破坏过。凑近细看，拂去表面的苔藓和积尘，字迹一点点显露出来，虽笔画残缺，仍可见留有红色痕迹。中有一人识字，便用手照着描画，大致描出六个字的轮廓。回村后告诉了村支书。    

　　支书当过教师，有一些学识，也听过红军的故事。他上山查看，一字一字地辨认，一段尘封的历史，就这样被轻轻揭开。    

　　后经专家考证，这方石刻应为1934年红三十三军297团的宣传标语。那个红色年月，红军每到一处，便发动群众，刷写标语，镌刻口号。那些贫农石匠，跟着红军一字一字地刻写留下的。   

　　这石刻，留下的是希望，是明灯，它共同诠释着城口苏维埃文明成果，书写着百姓与红军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后来这处遗址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原迹依旧静静守在山间，而“人民好坐江山”的字样，被重新拓印、镌刻，立在纪念馆前，昭示着那个理想，终于从石壁走进了现实   

　　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主力撤离城口，踏上长征之路。      

　　临行前，他们将伤员托付给百姓，将物资分给穷人，一遍遍叮嘱：“我们还会回来！”       

　　百姓含泪相送，追出村口很远很远。有人偷偷将红军留下的碗、勺藏入墙洞，想着等红军一定还会回来；有人将红旗包实缝入房梁，想着总有一天还能升起来。一位老农，将一枚红军留下的铜扣，用红布层层包裹，埋于老屋门槛下。直到解放后，才挖出那枚铜扣，献给国家。    

　　红军走了，但火种未灭。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苏维埃的旗帜虽暂时隐去，但“打土豪、分田地”的歌声仍在山间回荡。那些碗勺，红旗，铜扣…都是百姓心中未曾熄灭的信念，一直都在城口百姓心中，在坚守，在燃烧。   

　　这座小城，也一直都在传递红军声音。    

　　走出纪念馆时，夕阳正浓。   

　　回望这座建筑，虽不宏大，却像一位沉默的时光老人，守着满屋子的红色记忆。那些石刻标语，那把鹅毛扇，那盏马灯，那些泛黄的照片，那枚埋在门槛下的铜扣——它们不说话，却仿佛说了千言万语。           

　　城口，这片被红星照耀的河山，不独属往昔，更指向未来。而我们，站在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山河里，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忘。  

　　我辈亦当铭记：无当年红军浴血，何来今朝静好？无铁骨铮铮，何来山河如画？                                           

　　（四）    

　　缘，妙不可言。    

　　人与一座城的相遇，大抵也是如此。我与城口，三次相逢。三次赴约，三种心境，一样铭记。不负遇见。尤其是第一次记忆，印象十分深刻，至今不忘。时万县市区已是酷热难耐，柏油马路路面蒸腾着热气，而城口却是另一重幽凉天地。凉风肆意拂脸，如沐甘泉。到了县城，拧开自来水管洗手，连那水都是冰得刺骨。同行的人惊呼：“这是八月吗？这还是夏天吗？”洗一把脸，整个人都神清气爽。              

　　会议之余，城口同事引路陪伴，第一次拜谒苏维埃政权公园。    

　　公园不大，却庄严肃穆。碑石巍峨，铭文肃穆，一字一句，刻着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站立碑前，一字一字地拜读。阳光透过松柏的枝叶，洒在石碑上，光影斑驳。那一刻，它不再是解说员口中的故事，而是化作扑面而来的山风，化作脚下厚重的土地，成为文字可阅的沉甸甸历史教科书。    

　　我第一次感到，原来历史是可以触摸的。 

　　第二次到城口，已是九十年代末。那是参加一个经济研讨会议。时隔十年，再次置身这座县城街巷，发觉市貌已有不少变化。记忆中那些低矮的土墙瓦房，正被现代化的楼房所替代。街道宽了，店铺多了，行人的衣着也鲜亮起来。    

　　变化是好事。可走在街巷间，我竟有些惦记——那些石板路呢？那些曾经听过红军故事的老人呢？我在新旧之间穿行，一边是日新月异的现实，一边是渐行渐远的记忆。些许感慨，更多的是欣慰。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幸福指数才是老百姓最终应得到的。      

　　第三次到城口，是新千年后的第十个年头。同事的父母老家世居于此，盛情相邀之下随往。万州与城口之间，快速新路网部分开通。自驾车2~3小时轻松抵达。想起当年翻八台山的惊险，想起八小时的颠簸，不禁感慨：路通了，山不再远，城不再偏。             

　　八月的城口，始终给人一种心旷神怡感觉。闹市的喧嚣，工作的紧张，瞬间便被这里的山野凉风冲淡，消散得无影无踪。  

　　同事的父母敦厚善良，一家人热情好客。伯母忙前忙后，伯父的家长里短，仿佛我才是远归的游子，不是初访的客人。    

　　餐桌上，摆满了山里人的心意。阴河鱼，肉嫩无刺，爽滑化口，自带一股内河溪水的清甜鲜美。伯母说，这是早上刚从河里捞的，新鲜着呢。还有城口老腊肉，烟火气浓，肥而不腻，一片入口，满嘴留香。那是来自柴火独有的岁月味道，是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馈赠。     

　　饭后，我们一行几人再次谒访了红军纪念馆。与九十年代相比，馆藏更丰，展陈更精。那些石刻标语的照片，那把王维舟的鹅毛扇，那盏斑驳的马灯，那些泛黄的老照片都还在，又仿佛更新了。讲解员换了年轻人，可讲起那些故事，眼里依然闪着敬佩的亮光。        

　　我独自站在红星杨标本前，久久不愿离去。那是一截再普通不过的树枝。已呈干枯状，细眼可见布满细密的裂纹。但断面之中，依然清晰可见那颗端端正正的五角星。那是大自然的造化，更是这片火红土地的印记。我隔着玻璃看着它，看了很久很久。    

　　同行的人催我，我说：“再等一会儿。”     我在等什么呢，等一段历史与我对话？ 还是在等"红星杨"给我那段树与魂的回应？ 我不知道。只是觉得，站在这里，心里格外安静，格外踏实。                      

　　这次相约城口，让人感概。今日之城口，公路通了，已不再是当年那个贫瘠闭塞的山城，八台山不再是天险。高速公路穿山越岭而来，县城新楼林立，百姓安居乐业。                  

　　再次站在这片热土上，心情激越——因为我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是用多少生命换来的。它曾是红星照耀的山河。   　　城口，这座藏在深山的红色小城，终于被世人看见。它的绿，是青山绿水的宝库，是这片土地的底色；它的红，是永不褪色的信仰，是这个城市的灵魂。   

　　红与绿，在这里相拥成永恒的风景。          

　　九十年，是一个轮回，又是一个新的起点。那些在黑暗中燃起火炬的人，那些把红星刻进石头、刻进人心的人，他们用生命证明了：信仰可以移山填海，理想可以点燃星辰。                   

　　而我，一个三赴城口的过客，一个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寻找历史温度的人，只想轻轻说一句：     

　　城口不朽，红军永生。     

　　红星照耀，山河长青。                            

　　20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