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笔记之三百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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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成帝执政时期，有熟悉历史的大臣向他进谏，劝说他改变堵塞言路、诛杀直臣，导致贤才退缩、群臣缄默的现状。如果汉成帝接受这些建议，西汉王朝或可延续，但汉成帝固执己见，拒绝接受这些建议。在《资治通鉴》卷三十一结尾部分记载了梅福全面系统的建议，他总结了秦朝以来尤其是刘邦建立汉朝以来的历史，用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劝说汉成帝。他的谏言十分中肯，请看原文如下：
十一月，尉氏男子樊并等十三人谋反，杀陈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称将军；徒李潭、称忠、锺祖、訾顺共杀并，以闻，皆封为侯。
十二月，山阳铁官徙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及汝南都尉。汝南太守严捕斩令等。迁为大司农。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书曰：“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如转圜，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陈平起于亡命而为谋主，韩信拔于行陈而建上将；故天下之士云合归汉，争进奇异，知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勇士极其节，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举秦如鸿毛，取楚若拾遗，此高祖所以无敌于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衒鬻者不可胜数，汉家得贤，于此为盛。使孝武皇帝听用其计，升平可致，于是积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缘间而起；所以计虑不成而谋议泄者，以众贤聚于本朝，故其大臣势陵，不敢和从也。方今布衣乃窥国家之隙，见间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阳亡徒苏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党与，索随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轻量大臣，无所畏忌，国家之权轻，故匹夫欲与上争衡也。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庙堂之议，非草茅所言也。臣诚恐身涂野草，尸并卒伍，故数上书求见，辄报罢。臣闻齐桓之时，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关自鬻；缪公行伯，由余归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书求见者，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赐以一束之帛，若此，则天下之士，发愤懑，吐忠言，嘉谋日闻于上，天下条贯，国家表里，烂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广，士民之数，能言之类至众多也；然其俊桀指世陈政，言成文章，质之先圣而不缪，施之当世合时务，若此者亦无几人。故爵禄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厉世摩钝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则不然，张诽谤之罔以为汉驱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诚能勿失其柄，天下虽有不顺，莫敢触其锋，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为汉世宗也。“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鸢鹊遭害，则仁鸟增逝，愚者蒙戮，则智士深退。间者愚民上疏，多触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众。自阳朔以来，天下以言为讳，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顺上指，莫有执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书，陛下之所善，试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资质忠直，敢面引廷争，孝元皇帝擢之，以厉具臣而矫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恶恶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法，下无讳之诏，博览兼听，谋及疏贱，令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外戚之权，日以益隆。陛下不见其形，愿察其景！建始以来，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灾亡与比数，阴盛阳微，金铁为飞，此何景也？汉兴以来，社稷三危：吕，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亲亲之道，全之为右，当与之贤师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宠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骄逆，至于夷灭，此失亲亲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贤，不能为子孙虑，故权臣易世则危。《书》曰：‘毋若火，始庸庸。’势陵于君，权隆于主，然后防之，亦无及已！”上不纳。
这段文字的白话文意思是，十一月，尉氏县男子樊并等十三人发动叛乱，杀死陈留太守，劫掠官吏与百姓，自称为将军；刑徒李潭、称忠、钟祖、訾顺联手杀死樊并，将此事上报朝廷，四人都被封为列侯。
十二月，山阳郡的铁官刑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打杀害地方长官，盗取武库兵器，自称为将军；他们辗转经过十九个郡国，杀死东郡太守与汝南都尉。汝南太守严䜣追捕并斩杀苏令等人，朝廷升任严䜣为大司农。
原南昌县尉、九江人梅福向皇帝上书说：从前汉高祖刘邦求取贤才如同唯恐来不及，采纳谏言如同转动圆环般顺畅；听取臣下建言不苛求其才能，提拔有功之人不追究其平素出身。陈平从逃亡之人中被起用，成为主要谋臣；韩信从普通士兵中被提拔，任命为上将军。因此天下的贤士像云一样聚集归附汉朝，争相进献奇特的谋略；有智慧的人竭尽计策，愚钝的人用尽思虑，勇敢的人竭尽节操，怯懦的人也努力效死。集合天下人的智慧，汇聚天下人的威势，因此推翻秦朝如同举起一根鸿毛，攻取楚国如同捡拾路边遗物，这就是汉高祖能无敌于天下的原因。
孝武皇帝喜好忠直的谏言，喜爱恳切的言论，封赐爵位不等待官吏考核为廉吏、茂才，奖赏赏赐不要求有显赫的功绩。因此天下的平民百姓，各自砥砺心志、竭尽精力奔赴朝廷，自我举荐的人不可胜数；汉朝得到贤才，在这个时期最为兴盛。假使孝武皇帝能听取并施行这些人的计策，天下太平便可实现。但当时却连年征战，尸骨堆积暴露荒野，只为在征讨匈奴、南越中逞一时快意，所以淮南王刘安趁机图谋叛乱；而他最终计谋不成、阴谋泄露，是因为众多贤才聚集在朝廷，淮南王的大臣被朝廷威势压制，不敢附和追随他。
如今平民百姓就能窥测国家的漏洞，趁机发动叛乱，蜀郡的叛乱就是这样。至于山阳郡的刑徒苏令一伙，践踏知名的都城与大郡，寻求党羽、找寻追随者，丝毫没有逃窜藏匿的意思。这都是因为他们轻视朝廷大臣，没有什么畏惧顾忌，国家的权威变轻，所以普通百姓才敢与君王抗衡。士人，是国家的重要根基。得到士人国家就稳固，失去士人国家就衰弱。《诗经》说：“人才济济，周文王因此安宁。”朝廷的议政，本不是我这样的乡野之人该议论的，但我实在担心自己横死荒野，尸体与士兵混杂在一起，所以多次上书请求觐见，却总是被驳回。
我听说齐桓公在位时，有人凭借会九九算术就被召见，齐桓公没有拒绝，是想以此招来更大的贤才。如今我所进言的，不只是九九算术这样的浅见，陛下却三次拒绝我，这就是天下贤士不愿前来的原因。
从前秦武王喜好勇武，任鄙就主动叩关自荐；秦穆公称霸诸侯，由余就前来归附。如今想要招揽天下贤士，百姓有上书求见的，就先让他们到尚书处询问所言内容，若言论可以采纳，就赐予微薄的俸禄、赏赐一束丝帛。如果能这样，天下的贤士就会抒发愤懑，进献忠言，陛下每天都能听到良策，天下的秩序、国家的内外形势，就能清晰明了地看清。
以天下的广阔，士民的众多，能进言的人数量极多；但其中能指出时弊、陈述政事，言论自成文章，与先圣之道相合没有谬误，用于当世又切合时务的人，也没有几个。所以爵位、俸禄、丝帛，是天下的磨刀石，是汉高祖用来激励世人、磨砺愚钝之人的工具。孔子说：“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磨利他的工具。”
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秦朝罗织诽谤的罪名，其实是为汉朝驱除障碍；如同倒拿着泰阿宝剑，把剑柄交给了楚人。因此只要能不失去权柄，天下即使有不顺从的人，也不敢触碰朝廷锋芒，这就是孝武皇帝开疆拓土、建立功业，被尊为汉世宗的原因。
如今陛下既不采纳天下人的言论，又对进言者加以杀戮。乌鸦、喜鹊被害，凤凰就会远飞；愚钝的人遭到杀戮，有智慧的人就会深深隐退。近来愚昧百姓上书，大多触犯了不急需的苛法，被交付廷尉治罪处死的人很多。从阳朔年间以来，天下人都忌讳进言，朝廷中更是严重；群臣都顺从皇上的旨意，没有坚持正道的人。怎么证明是这样呢？拿出百姓所上的、陛下认为不错的奏章，试着交给廷尉，廷尉必定会说 “此言不当说，属于大不敬”，用这件事推测，就能明白天下人为何不敢言事了。
所以京兆尹王章，本性忠诚正直，敢于在朝堂上当面直言争辩，孝元皇帝提拔他，以此激励尸位素餐的大臣、矫正歪风盛行的朝廷；可到了陛下在位时，他却连妻子儿女都被诛杀。况且惩罚恶行只应限于本人，王章并没有反叛的罪名，却祸及家人，这会折断正直之士的气节，封住谏臣的口舌。群臣都知道这件事不对，却不敢争辩，天下人以进言为戒，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
希望陛下遵循汉高祖的法度，杜绝秦朝灭亡的老路，废除不急需的法令，颁布无所忌讳的诏书，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向地位低微、关系疏远的人征询谋略，让深藏的贤才不隐匿，远方的人不被阻隔，这就是所说的 “大开四方城门，明察四方事物”。
过去的事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事还可以补救。如今君主的命令被冒犯，君主的权威被削弱，外戚的权势一天比一天强盛。陛下看不见具体的情形，希望能明察这一征兆！
从建始年间以来，日食、地震发生的频率，是春秋时期的三倍，水灾更是多到无法计数。阴气旺盛、阳气衰弱，连金属铁器都能异动，这是什么样的征兆？
汉朝建立以来，国家三次面临危亡：吕氏、霍氏、上官氏，都是皇后的娘家。亲近亲人的原则，以保全他们为上策，应当为他们安排贤良的老师、太傅，教导他们忠孝的道理。如今却给他们尊贵宠信的地位，授予国家大权，致使他们骄横叛逆，最终招致灭族，这是在亲近亲人上犯下的大错。
即使有霍光那样的贤能，也不能为子孙长远谋划，所以权势过重的大臣，一旦换代就会陷入危亡。《尚书》说：“不要像火一样，起初只是微弱小火，不及时扑灭就会燎原。” 等到大臣的权势凌驾于君主之上，权力超过君主，再想防范，就已经来不及了！皇上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汉成帝没有接受梅福的建议，失去了一次整顿朝纲的机会，加速了西汉王朝的覆灭。这里体现出这样一些道理：
民心与士心是国本。底层刑徒接连叛乱，百姓敢与朝廷抗衡，根源不在乱民本身，而在于朝廷权威下降、人才不被重用，底层怨气无处宣泄，国家根基松动。
纳谏与用贤关乎兴亡。刘邦、汉武帝广开言路、不拘一格用人才，故而能平定天下、建功立业；而当时的皇帝堵塞言路、诛杀直臣，导致贤才退缩、群臣缄默，朝廷变成 “一言堂”，危机近在眼前却无人敢说。
外戚专权是王朝大患。梅福明确指出，汉朝多次危乱都来自外戚干政，给外戚过大权力却不加约束，最终必然骄纵反叛，威胁皇权。等到权势已成再想遏制，就为时已晚。
治国之道在收权与聚人。爵位俸禄不是单纯的赏赐，而是招揽人才、磨砺天下的工具；君主只有紧握权柄、亲近直臣、疏远权臣，才能维持统治稳定，避免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
灾异与朝政互为映照。当时频繁的日食、地震、水灾，被视作“阴盛阳衰”的天象警示，对应现实中外戚坐大、君权旁落，本质是提醒君主：朝政失衡，必有天变。
整体来看，这段记载的核心教训是：君主不纳谏、杀直臣、轻士人、纵外戚，必然导致上下离心、权柄下移，内乱四起，国家陷入危局。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