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都咸阳：象天法地的园林实践

　　作为中国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咸阳，园林文化源远流长，被认为是世界古典园林的重要发源地。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三辅黄图》载：“始皇……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古人尊重自然、顺其自然的建设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把“象天法地”作为城市设计的指导思想，并将其赋予新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内涵，使咸阳的整体布局与天象呈现出一一对应的关系。营室对应阿房宫，阁道对应横桥，天汉对应渭水，紫宫对应咸阳宫。与星象位置对应的还有城中的市井、手工业区、商业区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咸阳城周围，形成了许多以自然景观为依托的各具特色的园林式建筑群。咸阳渭河南部有上林苑，在苑中草覆盖处建造阳宫，长杨树繁茂区建造长杨宫，五柞树繁茂区建造五柞宫。

　　咸阳东部有郁郁葱葱的兰、芷覆盖区。秦始皇在此引渭水为池，名兰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是一个人工湖。湖面可以荡舟，又配以蓬莱山、鲸鱼石等景观。据文献记载，兰池当时在咸阳（今秦宫遗址）东25里。兰池宫所在地，水流曲折，水域宽广，山水相依。宫阁掩映，实为园林佳境。在池旁建造兰池宫。咸阳西部有槐、柳覆盖区，秦在槐树覆盖区内置槐里市。在柳树覆盖区置柳中市。


　　上林典范：从秦苑基业到汉武辉煌

　　上林苑始建于秦始皇时期。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后，“徙天下豪杰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这些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上林苑在咸阳渭河之南和阿房宫在上林苑中这两个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秦始皇的上林苑和汉武帝扩建后的上林苑在范围上有所不同，很多历史文献主要描述的是汉武帝时期的上林苑盛况，后世文学赋篇详尽描绘了上林苑的壮阔景象。

　　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终始灞浐、出入泾渭。沣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这里是依据水系为上林苑划定的范围。大意是说，灞、浐二水自始至终不出上林苑；泾、渭二水从苑外流入，又从苑内流出；沣、镐、涝、潏四水纡回曲折，周旋于苑中。这段文字勾画出的上林苑范围是：灞、浐为东界；泾、渭为北界；沣、涝为西界；潏、镐水流经苑内南部。这八条河流的水流方向不同，且以各自的形态，环绕或交错于上林苑之中。

　　扬雄的《羽猎赋》：“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滨渭而东。周袤数百里。”这里是依据周边宫观的位置为上林苑划定的界线，而且范围的界定比《上林赋》中的表述更明晰。

　　班固的《西都赋》载：上林苑“缭以周墙，四百余里”；张衡的《西京赋》载：“上林禁苑，跨谷弥阜。东至鼎湖，邪界细柳。掩长杨而联五柞，绕黄山而款牛首。缭垣绵联，四百余里。”这两段记述，佐证了上林苑的位置：第一，用“邪（斜）界细柳”四个字，给出了黄山宫以东的上林苑的界线，也就是从细柳（今咸阳市区）沿汉长安城南，向东南至鼎湖（今蓝田焦岱镇）所划定的一条斜线。所谓“四百余里”，相对于《羽猎赋》来说，上林苑的范围有了一个数量的描述。

　　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记载，渭河以南有上林苑十池之一的牛首池，因池中有野生之韭，又名“韭泽”。渭河夹岸以柳林为主，南有龙台观，北有细柳观、细柳仓、柳市，位置均在今市中心区中部和西部。在西汉帝陵及其周围，建设了以陵丘为中心的陵、寝、庙、园、邑五位一体的风景区。

　　汉武帝刘彻扩建上林苑，地跨五县，周围三百里，“中有苑二十六，宫二十，观三十五。”建章宫是其中最大宫城，“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这种“一池三山”的格局，成为后世宫苑中池山之筑的范例。

　　中国园林在隋唐已经成熟，主要有唐代山水建筑宫苑，唐代宫苑和游乐园，唐代写意山水园、北宋山水宫苑。元、明、清时期园林建设达到了高潮，北方是以北京为中心的皇家园林，南方出现了私家园林。1949年新中国成立，园林得到了政府重视，建成了“园林城市”“园林城区”。

　　西方园林虽有独立起源，但中国古典园林体系以其“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独树一帜，而咸阳的实践正是该体系早期规模化、规范化的杰出代表。它深浸着中华文化的内蕴，是民族精神品格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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