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笔记之三百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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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成帝听从谷永等人的建议，识破了匈奴伊邪莫演假投降的骗局，体现了他重视下属意见的一面。但是他重用外戚，封五侯，为日后王莽篡权创造了条件。《资治通鉴》卷三十记载了这些事件，原文如下：
孝成皇帝上之上河平二年
春，伊邪莫演罢归，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杀，终不敢还归。”使者以闻，下公卿议。议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以为：“汉兴，匈奴数为边害，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今单于屈体称臣，列为北籓，遣使朝贺，无有二心。汉家接之，宜异于往时。今既享单于聘贡之质，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假令单于初立，欲委身中国，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诈降以卜吉凶，受之，亏德沮善，令单于自疏，不亲边吏；或者设为反间，欲因而生隙，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曲而责直。此诚边境安危之原，师旅动静之首，不可不详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诈谖之谋，怀附亲之心，便！”对奏，天子从之。遣中郎将王舜往问降状，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归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见汉使。
夏，四月，楚国雨雹，大如釜。
徙山阳王康为定陶王。
六月，上悉封诸舅：王谭为平阿侯，商为成都侯，立为红阳侯，根为曲阳侯，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为河内苟宾妻，生子参；太后欲以田分为比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参为侍中、水衡都尉。
御史大夫张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吏民多称惜之。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拨剧整乱，诛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将所不及；虽拜为真，未有殊绝褒赏加于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伤害阴阳，为国家忧，无承用诏书意，‘靖言庸违，象龚滔天。’”源其所以，出御史丞杨辅，素与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建画为此议，傅致奏文，浸润加诬，臣等窃痛伤。尊修身洁己，砥节首公，刺讥不惮将相，诛恶不避豪强，诛不制之贼，解国家之忧，功著职修，威信不废，诚国家爪牙之吏，折冲之臣。今一旦无辜制于仇人之手，伤于诋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听，独掩怨雠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恶，无所陈冤诉罪。尊以京师废乱，群盗并兴，选贤征用，起家为卿。贼乱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废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间，乍贤乍佞，岂不甚哉！孔子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矣。’愿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伤害阴阳’，死诛之罪也；‘靖言庸违’，放殛之刑也。审如御史章，尊乃当伏观阙之诛，放于无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举尊者，当获选举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饰文深诋以诉无罪，亦宜有诛，以惩谗贼之口，绝诈欺之路。唯明主参详，使白黑分别！”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
这段文字的白话文意思是，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 27 年）春季。
匈奴官员伊邪莫演完成出使任务，准备回国，却突然声称：“我要投降汉朝。如果你们不接受，我就自杀，死也不回匈奴。”使者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成帝交给公卿大臣商议。有人说：“按照旧例，应该接受他投降。”
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却反对，他们认为：汉朝建立以来，匈奴屡次侵犯边境，所以才用金银、爵位赏赐来招降匈奴人。如今单于已经向汉朝称臣，成为北方藩属，派使者朝贺，没有二心。汉朝对待匈奴，理应和过去不同。现在我们既然接受了单于的朝贡与诚意，却再收留他逃亡的臣子，这是贪图得到一个人，却失去一整个国家的信任；包庇有罪的逃臣，而断绝仰慕道义的君主。
他们进一步分析：假如单于刚刚即位，想归附汉朝，但不知深浅，暗中派伊邪莫演假装投降，来试探我们。如果我们接受，就会败坏德行、破坏友好，让单于主动疏远汉朝，不再亲近边境官吏。又或者这是反间计，想借此制造矛盾。我们一接受，正好中了圈套，让匈奴有理，指责我们理亏。这实在是边境安危的根源、军队动静的关键，不能不慎重。不如不接受，以此彰显汉朝如日月一般的信义，遏制欺诈阴谋，安抚亲近汉朝的人心，这才妥当！
奏章呈上后，成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派中郎将王舜去查问投降的情况。伊邪莫演立刻改口：“我是发疯胡言乱语罢了。”于是把他遣送回去。他回到匈奴后，官位照旧，但单于从此不再让他接见汉朝使者。
夏季四月，楚国降下冰雹，大得像锅一样。
将山阳王刘康改封为定陶王。
六月，成帝把五位舅舅全部封侯：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五个人同一天封侯，所以当时世人称之为“五侯”。太后的母亲李氏后来改嫁河内人苟宾，生下苟参。太后想比照当年汉景帝舅舅田蚡的例子，给苟参封侯。成帝说：“当年封田氏，本来就不是正道。”只任命苟参为侍中、水衡都尉。
御史大夫张忠弹劾京兆尹王尊残暴傲慢，王尊因此被免官。但官吏和百姓大多为他惋惜。湖县三位老者公乘兴等人上书为他伸冤：王尊治理京兆地区，处理繁难、整顿混乱，诛杀强暴、禁止奸邪，都是前所罕见，连名将都比不上。虽然正式任命为京兆尹，却没有得到特别的奖赏。现在御史大夫弹劾他：“破坏阴阳，给国家带来忧患，不奉行诏书之意，言行虚伪、貌恭实恶。”追究根源，出自御史丞杨辅，他一向和王尊有私怨，假借公事设计这场弹劾，罗织罪名、构陷奏章，一点点谗毁污蔑。我们都深感痛心。
王尊洁身自好，坚守节操、一心为公：批评指责不畏惧将相，诛杀恶人不回避豪强，平定难以制服的盗贼，解除国家的忧患。功勋卓著、职责修明，威望不减，实在是国家的爪牙之臣、御敌之臣。如今无罪却受制于仇人，被诬陷之词伤害。上不能凭功免罪，下不能在公堂受审，只被仇人片面的奏章蒙蔽，蒙受共工那样的大恶罪名，无处伸冤。
王尊因为京师废弛、盗贼并起，被朝廷选拔任用，从平民升为卿士。等贼乱平定、豪强服罪，却又因“奸佞巧诈”被罢官。同一个王尊，三年之间，一会儿是贤臣，一会儿是佞臣，岂不是太荒唐了！
孔子说：“爱他就希望他活，恨他就希望他死，这是糊涂。”“不断的谗言不能动摇他，可算是明智。”恳请陛下交给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评定王尊一贯的品行！如果臣子真的 “伤害阴阳”，那是死罪；如果真的“言行虚伪”，那是流放之刑。如果真像御史弹劾的那样，王尊就该当众处死、流放蛮荒；推荐提拔王尊的人，也应当连坐，不能罢休。如果不是那样，而是文饰言辞、深加诋毁、陷害无罪之人，也应该严惩，以惩戒谗贼之口，断绝欺诈之路。愿圣明君主详察，使黑白分明！奏章呈上后，成帝重新任命王尊为徐州刺史。
阅读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的道理。
在外交上，信义无价，小利不可乱大谋。不要为了一个降臣，得罪一个归顺的大国。接受诈降，会失信、树敌、中反间计。大国立身之本是信义，不是小聪明、小便宜。谷永、杜钦的智慧是，重邦交、轻小利、明大义、防诡诈。
在政治上，外戚坐大，是王朝衰败的开始。成帝同一天封五位舅舅为侯，史称“五侯”。这是西汉王氏外戚专权的标志性起点，后来王莽篡汉，根源就在这里。皇帝纵容母族，权力集中于外戚，朝廷平衡被打破通鉴写这件事，是在警示，重用外戚，必生祸乱。
在用人上，谗言可畏，功过不能由私怨定。王尊平定京师大乱，却因私怨被弹劾。百姓上书点破关键，同一个人，治乱时是贤臣，乱定后成罪人。真正的昏聩，是听一面之词、信浸润之谮。明君之道，不因人废言，不因怨废功，黑白分明。
在治国上，赏罚分明，才是立国根本。老者上书的逻辑极严，真有罪，就该重罚，并治举荐者之罪。若为诬陷，就该治谗言之罪。是非必须清楚，不能和稀泥。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非常成熟的法治与问责思想。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