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提笔写年画

　　我若提笔写年画，忽有一念撞心怀。一来，腊月已至，旧岁的脚步正循着风的节拍，步步走近；二来，整理手机里去年的旧照时，一张在梅河口知北村拍下的影像，竟无端牵住了我的目光，让那些沉淀的年味，霎时漫上心头。那是一处复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供销社，最惹眼的，莫过于柜台上方挂满的一幅幅色彩鲜亮的年画，也正是这抹鲜亮，勾起了我写年画的兴致。

　　我若提笔写年画，落笔处，该是旧时光里那堵糊着报纸的土墙，是腊月里四处漫溢的暖，是贫瘠岁月里，兀自开在墙上的一簇簇鲜亮的花。

　　年画的根，埋得深。追溯年画的前世，大抵要回到东汉年间的“桃符”。那时人们相信，桃木能驱鬼辟邪，便在桃木板上刻绘神荼、郁垒两位神将的大名，于元日悬挂门前。这朴素的信仰，经过唐代的佛光浸润、宋代的市井滋养，渐渐脱胎换骨。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　

　　读这段文字时，我总想起姥姥家旧门板上那幅褪色的门神，铠甲的纹路虽已模糊，眉眼间的威严却依稀与古籍描述的模样相契。可见那时，木版印刷的年画已是汴梁街市的寻常风物。到了明清，年画真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杨家埠、四川绵竹，四大年画产地如四颗璀璨的明珠，各自闪耀，又交相辉映。它最早不是供人赏玩的画，而是贴在门上的桃符，藏着古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家宅平安的祈愿。王安石那句“总把新桃换旧符”，说的便是它最初的模样。桃木刻上门神，一年一换，既挡住了穿堂的风寒，也安稳了人们心里的慌。后来，桃符变成了红纸写就的春联，再往后，才有了“年画”　这个名字。清代的笔墨里记着：“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原来打那时起，它就成了年节里的小欢喜——专哄得孩子眉眼弯弯，也能暖透大人的心房。

　　我的奶奶和姥姥住在同一个屯子里。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回到这片乡土。由于在姥姥家我是独苗，多半时候我都依偎在她的身旁。小时候的年，没有彩灯闪烁，没有琳琅的年货，春联和年画，就是年味的当家主角。春联的红底黑字翻来覆去就那几句，什么“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园”“抬头见喜”……看得久了，便觉寡淡。可年画不一样，它是腊月里的一抹艳色，是穷日子里的一点甜。在童年的记忆里，年画是春节最隆重的仪式之一。腊月二十八，我的姥爷会带着我去赶大集，从集市上带回几张年画。我勤快的把它们打开，姥爷喜欢《五谷丰登》，硕大的麦穗、金黄的玉米，象征仓廪充实；姥姥则看中《寿星图》，她指着画上的南极仙翁，喃喃念叨：“添福添寿”；而我则盯着《老鼠娶亲》笑得前仰后合——那队吹吹打打的鼠辈，抬着花轿，俨然人间景象，诙谐中透着生活的智慧。

　　我记得那个年头的供销社，也是年根底下最热闹的去处。黑漆漆的柜台高得很，我们踮着脚尖，抻长脖子往里瞅。除了家家户户离不了的灯油、盐巴、针头线脑、糖果点心，最勾人眼的，要数顶棚下挂着的一排排年画。麻绳横七竖八地扯着，画儿一张挨着一张，红红绿绿的，热热闹闹，把整个屋子都填的满满当当，漾着浓浓的年味儿。那柜台上方的年画，和多年后在知北村见到的模样，竟隔着几十年的光阴，撞了个满怀。有抱着红通通大鲤鱼的胖娃娃，脸蛋儿红扑扑的，像两颗熟透的红苹果；有一手拄着龙头拐杖、一手捧着寿桃的老寿星，脑门儿锃光瓦亮，身边总绕着翩跹起舞的仙鹤，伴着温顺乖巧的小鹿；更有数不尽的历史故事跃然墙上：《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透着一股冲天的英雄气概；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成双、缠绵悱恻，道尽了千古不渝的儿女情；还有哪吒闹海的无畏、八仙过海的神通、武松打虎的勇猛、嫦娥奔月的幽邈……这些画儿，将神仙的逍遥自在、古人的侠骨柔情、鬼狐的奇幻幽渺，一股脑儿搬进了庄稼院的土墙上，把寻常的日子也染上了几分传奇色彩。

　　还有“旭日东升”，一轮金灿灿的红日跳出地平线，把寒冬腊月的天也映得暖烘烘的；“鹏程万里”，雄鹰振翅高飞，翅膀下卷着云，载着庄稼人藏在心底不敢说出口的远方梦；“喜上眉梢”，红梅映着白雪，喜鹊站在枝桠上，尾巴翘得老高，仿佛下一秒就要喳喳地唱出声来。记得卖年画的叔叔曾指着那幅“岁寒三友”的画告诉我，松、竹、梅，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骨气，不畏严寒，不肯低头。那时的我听不懂什么大道理，只顾盯着画里鲜亮的颜色看，却不知道，那些画里的吉祥话，那些藏在纸墨里的精神头，早已像一颗颗种子，悄悄落进了心里。

　　姥姥总说，过日子，就得有个盼头。年画，就是那个盼头。再斑驳的土墙，再简陋的屋子，一贴上年画，立刻就活泛起来。除夕的黄昏，姥姥总会用一把高粱头扎成的扫帚，把两扇木门掸得纤尘不染。姥爷站在板凳上，用浆糊在门上细细涂抹，那层乳白色的黏稠液体，像是要把过去一年的风尘都封存在木纹深处。然后，他展开一卷红艳艳的纸——年画，轻轻贴上，用手掌从中心向四周抚平，那些褶皱与气泡在掌心下渐渐消散，仿佛将一个春天熨帖地铺展开来。门神秦琼与尉迟恭就这样在左右对望了三百多个日子，他们的铠甲锃亮，目光如炬，胡须根根分明。门楣上，“童子抱鱼”　的年画娃娃咧嘴笑着，胖乎乎的脸蛋像刚出锅的馒头，鲤鱼在他怀中活蹦乱跳，鳞片闪着金粉的光芒。回到屋里，姥爷便将一张张众人偏爱的年画，细细张贴在刚用新报纸裱糊妥帖的墙面上。贴罢，他退后几步，敛目端详，那神情专注又郑重，竟不逊于鉴赏家在审视一幅传世的稀世珍品。“齐了。”他低声道，眉眼间漾着暖意，“年来了。”是啊，年画便是如此，以最直白热烈的色彩与图景，声声宣告着中国最古老节日的款款降临。它不需要装裱，不讲究悬置，只需一刷子浆糊，便能将整年的祈愿与欢喜，牢牢粘在烟火缭绕的日子里。胖娃娃抱着大红鲤鱼，是　“连年有余”；老寿星身边跟着仙鹤白鹿，是“福寿安康”；《百子图》里的孩童嬉闹，是家家户户盼的人丁兴旺。那些画，不用讲什么大道理，只看一眼，心里就暖烘烘的，仿佛日子真能像画里那样，过得红红火火。

　　我也见过带着时代印记的年画。长辈屋里贴过的，是工人在厂房里挥汗的模样，是农民扛着锄头笑的脸庞，那是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人，对建设新生活的热望。那些画里的人，眉眼间带着一股子朴拙的诚恳，和我们村里的大伯、叔婶，竟有几分相像。原来年画从不是高高在上的画，它画的是神仙旧事，也是人间烟火，是我们身边的日子。而最让我心头熨帖的，是那些绘着寻常烟火的年画。比如40岁那年，我回乡见过一幅《谁又替我把雪扫》的年画。厚雪盖满庭院，军属老大爷推门愣住——院子已干干净净，木门后藏着几个系红领巾的孩子：稍大的男孩捂嘴憋笑，小脑袋瓜探出来张望，小姐姐伸手阻拦藏着得意，小不点踮脚回头似有脚步声传来。朴拙的颜料里，藏着做好事不留名的热乎气，像极了村里的伙伴与长辈，没有遥不可及的距离，只有伸手可触的温暖，让我懂得高尚藏在寻常善举里。

　　小时候去串门，大人们围坐在炕沿，念叨着年成、工分和柴米油盐，嗡嗡的声响漫在屋里，墙上的年画就安安静静贴着，成了日子里最鲜活的背景。

　　后来，我去过杨柳青古镇。那里的年画，是刻在木板上的传奇。杨柳青年画，堪称年画中的“工笔”。我见过一幅《莲年有余》，那孩童的眉眼细腻得能数清睫毛，衣褶的线条流畅如春水，花瓣的晕染层次分明，连荷叶上的露珠都仿佛要滚落下来。画师们先在木版上刻出墨线，再手工填色，一张画要套印七八次，最后由技艺精湛的女工“开脸”——用细笔在娃娃脸上晕染腮红，点染朱唇。那一抹红，点在粉白的面颊上，如同唤醒了整个画面，让年画有了呼吸。除了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年画更显文人气息，色彩清雅，线条飘逸，常取材于昆曲传奇、姑苏八景，带着江南水乡的氤氲水汽，看一眼就像饮了杯温软的碧螺春；山东杨家埠年画则粗犷豪放，色彩浓烈如高粱酒，门神往往比真人还高，瞪圆的眼睛、张开的须发，透着一股子齐鲁大地的刚烈与质朴，瞧着就让人心里敞亮。《五子登科》里的娃娃，穿着鲜亮的衣裳，或捧书卷，或追彩蝶，眉眼灵动得像要跳出来；《仕女图》里的女子，鬓发如云，衣袂飘飘，一笔一画，都藏着说不尽的细腻功夫。看着老师傅捏着刻刀，在木板上细细雕琢，刀锋起落间，人物、花鸟便有了模样；再蘸上油墨一刷，宣纸一铺一按，一幅年画便跃然纸上。那一刻才懂，从前贴在农家土墙上的那些画，原来都裹着这般沉甸甸的匠心。

　　年画是农耕文明的图腾。它的题材，像一部用色彩写就的民间百科全书。驱邪纳福的，有门神、钟馗、灶王爷；祈子求寿的，有麒麟送子、天仙送子、麻姑献寿；喜庆吉祥的，有花开富贵、竹报平安、连年有余；历史故事的，有三国演义、水浒英雄、精忠报国。甚至还有反映时事新闻的，比如清末的《上海火车站》，画面上火车冒着浓烟，人群熙熙攘攘，那是古老的农业中国对工业文明的惊奇一瞥。每一幅年画，都是一个愿望的具象化，一个故事的浓缩版，一种价值观的通俗演绎。年画的美，美在它的“俗”。这俗，不是低俗，而是世俗，是深入民间每一寸肌理的大俗大雅。它不讲透视，不求写实，人物可以比山还大，鱼儿可以游在天上，色彩可以红绿对比到刺眼，却自有一种天真烂漫的和谐。它用夸张的造型、饱和的色彩、吉祥的寓意，直抵人心最朴素的渴望——对平安的向往，对富足的期盼，对子嗣的希望，对美德的推崇。这种美，不经过学院派的规训，不迎合文人画的清高傲岸，它属于市井，属于乡村，属于每一个在尘土里打滚却仰望星空的普通人。

　　这些年日子宽裕了，土墙早换成了瓷砖墙，后来又刷上石灰、涂上涂料，墙面亮得能照见人影。而曾经贴在墙上的年画，却渐渐没了踪影。它被装裱精致的名人字画替代，被印刷精美的装饰画覆盖，像一场褪色的旧梦，悄悄藏进记忆的角落，和那个靠报纸糊墙挡风、靠年画添喜寄念想的年代，一同走远了。然而，年画终究是慢慢淡出了现代人的生活。当防盗门替代了木门，门神便无处栖身；当玻璃窗贴上静电窗花，年画的阵地便又失去一块；当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变成手机和平板，那些画中的故事便不再具有吸引力。曾经红火的年画作坊，如今多成了博物馆里的标本，或是旅游景点里的表演项目。老艺人握着刻刀，在梨木板上精雕细琢，可他们的身后，鲜有年轻的学徒。机械化印刷的年画虽然便宜快捷，却少了手工的温度，那层层晕染的色彩，那笔笔勾勒的神情，在机器的轰鸣中化为千篇一律的复制品。

　　可总有人舍不得。他们把年画印在笔记本扉页，刻在书签一角，让传统的红与金，悄悄融进现代的生活日常；他们把活泼的动漫形象绘进年画的构图里，让古老的木版纹路，也沾染上几分年轻的朝气。我曾见过一款文创胶带，印着杨柳青娃娃的笑脸，贴在手账本上，竟成了年轻人追捧的国风好物；还有设计师将　“连年有余”　的图案简化，做成简约的手机壳，传统吉祥意趣与现代审美撞个正着。每逢春节的民俗展上，总能看见老师傅现场操持着印年画，围观的人群里，有鬓发斑白的老人，也有睁着圆溜溜眼睛的孩子。

　　我曾在杨柳青的年画博物馆里，见过一位老艺人演示套印技艺。他手持棕刷，蘸了墨汁，在雕版上均匀涂抹，覆上宣纸，用趟子从中心向外轻轻碾压，然后揭起　——墨线清晰如发，力透纸背。他重复着这个动作，眼神专注而平静，仿佛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问他：“您希望年画能回到每家每户的门上吗？”他停下手，沉默片刻，说：“回不去了。但只要还有人记得，还有人在印，这门手艺就不会死。它不是用来贴在门上的，是贴在心里头的。”这番话，如醍醐灌顶。年画的衰落，或许并非全然是悲剧。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从家家户户的门扉，转移到了文化记忆的殿堂。它不再是生活的必需品，却成为精神的乡愁。我们在博物馆里凝视它，在书籍里阅读它，在文创产品上触摸它，这些都是在进行一种文化上的“寻根”。那些鲜艳的色彩、朴拙的线条、吉祥的图案，早已化作文化基因，融入我们的血脉。即使不再张贴，我们依然记得“年年有余”的祝愿，依然理解“花开富贵”的寓意，依然在春节时渴望那一抹中国红带来的温暖与希望。

　　也许，年画的未来不在于复古式的回归，而在于创造性的转化。那些经典的形象——胖娃娃、大鲤鱼、牡丹花，可以与现代设计结合，出现在帆布包、手机壳、表情包上；年画的故事性与装饰性，可以为动画、绘本、公共艺术提供灵感；它的制作工艺，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体验式的传承中焕发新生。年画的精髓，从来不在其形式，而在于其精神内核——用最热烈的色彩，装点最平淡的日子；用最朴素的愿望，支撑最艰难的时光；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去年春节，社区办了场迎新春活动，给大家备好了手工木版年画的材料包。栗子黄的梨木版、锋利的刻刀、厚实的棕刷、明艳的颜料，再加上绵软的宣纸，样样齐全。　

　　我跟着视频里的步骤，笨拙地在木板上刻起简单的“福”字。刻出的线条歪歪扭扭，算不上好看，可当第一抹朱红透过木板印在宣纸上，一个憨拙的“福”字慢慢显形时，心里漫上来的欢喜，竟和儿时看姥爷贴年画时，他脸上的神情一模一样。　

　　指尖抚过宣纸细腻的纹路，忽然就懂了当年姥爷仔仔细细抚平年画褶皱的那份郑重——原来那哪里是贴一幅画，分明是把藏在心里的盼头，一笔一画、一寸一寸地，熨进了寻常的日子里。

　　我若提笔写年画，写的便不只是一纸斑斓的画。是儿时踮着脚尖，仰着头看画的满心欢喜；是长辈贴年画时，抚平边角的那份郑重；是贫瘠岁月里，那一点点照亮寻常日子的暖。它曾是贴在墙上的祈愿，是藏在画里的文脉，是刻在心底的，关于家、关于年、关于旧时光的念想。那些贴在泛黄旧报纸上的红通通的梦，曾在物质匮乏的日子里，给予我们最踏实的精神慰藉，把忠义、善良、奉献这些老辈人的朴素教诲，悄悄种进了一代人的心底。尤其是门后那冻红的小脸，阶前那扫净的积雪，寻常光景里，偏生暖得能化掉整个寒冬的冷清。

　　原来最深刻的记忆，从来不是刻在坚硬的石碑上，而是印在薄薄的宣纸上。一张年画，便替一个时代挡住了岁月的荒凉，孕育出岁岁年年的温暖。那一刻我明白，年画从未真正离开。它活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活在每一次对传统的回望中，活在每一个中国人对“年”的期盼里。门上的年画或许会褪色、会剥落，但门上的春天，永远都在。依旧鲜亮如初，温暖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