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小时候都干过错事儿,甚至是坏事,因为那个成长时期对是非荣辱观念还不清楚。好在中国有句古话讲到“不知者不怪,”就权当作为自我宽恕的理由吧。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有一件让我永世难忘的事,就是儿时的那次偷鸡蛋。
“偷”不是小孩子的本性,可是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有限,孩子们没有零花钱,一个个又馋嘴得要命,孩子们就想方设法自己弄钱。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大概六岁,或许实在太馋了,以为家里的肥皂是馒头,偷偷地咬了一口才发现不是吃的。当年嘴里那味道,那苦劲儿,至今记忆犹新。
我在废品收购站里卖过家中的废牙膏皮、宰杀了的鸡毛鸭毛鹅毛、废铜烂铁、烂玻璃旧塑料等等,干得最多的是将家里的鸡蛋偷出来送到代销点,一枚鸡蛋一般卖五分钱左右,或者直接在代销点换糖、换瓜子、换老冰棍。
为了维持家用,母亲在院子里养了十几只鸡,那时家里每天便有了一些鸡蛋。母亲把鸡蛋攒到一个瓦罐里,到逢周日的时候拿出去卖了补贴家用,家里的柴米油盐就基本有了保证。那时候也不知道跟谁学的,我在鸡窝里麻利地逮住老母鸡,一手掐着母鸡的两个翅膀,另一只手摸摸母鸡的屁股,就知道会不会下蛋。没有鸡蛋的鸡我就放掉,如果有蛋,我就把鸡扣在箩筐里面,母鸡下蛋后会咯咯地叫唤着炫耀,也等于给心怀鬼胎、耐心等待,却又心急如焚的我发出了下蛋的信号。热乎乎的鸡蛋揣在手里特别舒服,心里也格外亢奋,捧着鸡蛋就像把瓜子、糖块捧在手里吃在嘴里的感觉。有时候运气不好,会摸到一个还未成形软乎乎的鸡蛋,蛋壳只是薄薄的一层皮,像一张纸,如果不小心挤破了鸡蛋壳,那黏糊糊的蛋清、蛋黄跟碎鸡蛋壳会粘得满手都是,又腥又黏,弄得狼狈不堪。由于我隔三岔五地偷鸡蛋,所以家里的老母鸡见了我也都无动于衷了。
老偷家里的鸡蛋早晚会露馅,于是我就瞄上了邻居五奶奶家和孙大伯家的鸡窝。“偷鸡蛋”能锻炼耐心和勇气,但我更享受偷的过程。夏天的午后,趁五奶奶、孙大伯大人们午睡的空当,蹑手蹑脚溜到他们家的鸡窝旁,警惕地环顾四周,空气像凝滞了一般,那种紧张又抑制不住兴奋的感觉至今难以忘怀。运气好了,嘴巴香香,天知地知;运气不好,父母皆知。轻则要接受严厉的训斥,重则就必须面对皮肉之苦了。
偷鸡蛋倘若被发现,一般情况下是邻居五奶奶或孙大伯家告状,结局就是回家挨打。那可是真打,鸡毛掸子、柴火棍、笤帚疙瘩,屁股、后背、脑袋、掌心不管是哪儿,抓到哪儿是哪儿。但我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经不起美食的诱惑,从自己家的鸡蛋筐摸到邻居家的母鸡窝,总是偷过鸡蛋、吃过喝过,才猛然想起早晚被家长发现挨一顿狠揍。
那个时候我也是忌讳“偷”这个字眼的,我都这样理直气壮地说随手帮“拿”,有点像孔乙己的“窃书”者不为“偷也”。常在河边走,早晚得湿鞋。可就有一次,我偷邻居孙大伯家的鸡蛋,就被逮了个现行。邻居孙大伯婆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又尖又酸地亮着嗓门挖苦我说:“小建,你家里啥没有哎,还稀罕我家的臭鸡窝,你要是想吃鸡蛋,我一会儿煮上一锅给你家送过去,让你一次吃个够!”
其实她亮那么大的嗓门,就是故意让我家大人听的。妈妈正在院子里做鞋,听见隔壁传来的喊叫,拿着做了一半的布鞋底气冲冲地走过来,拧着我的耳朵一边给孙大婶赔不是,一边训斥我说:“小时偷针,长大偷金。你这孩子,平时我都咋教育你的?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妈妈虽然大字不识,但平时教育子女也是很严厉的,我只好乖乖地被拧着耳朵回家了,站在院子里晒太阳,写检讨、写保证,反思不够,就会挨打。
我从小嘴巴很硬,挨揍的时候一声不哭,更不会求饶,用妈妈的话说,简直是“铁嘴钢牙木舌头”。只要不打断骨头,估计我会死扛到底,挨揍的时候我总是想着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知道自已干的蠢事再坏,爸妈也不舍得打死我。其次,小时候对偷鸡蛋这个问题我考虑得相当清楚,因为我从来没有长大了当江洋大盗的理想,所以只对这些小东西实施偷窃计划。而且我一向懂得分享,每次偷到了好东西,比如沧浪河对面花园村的葡萄、桑葚、蚕豆、甚至没成熟的西瓜,我都会大方地分给一起玩的小伙伴,用当下的话来说,那些小伙伴基本都是有福共享的“酒肉朋友”。
但,每当我的偷窃罪行暴露之后,他们一般会做鸟兽状,一哄而散,而且第二天看到我烂桃一样的眼睛,甚至还会很不够意思地取笑我。可为了革命时期的纯真友谊,我都毫无怨恨地原谅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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