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对联

　　胶东的腊月，记忆里的那些年，只要进了腊月门，我家那座土坯房的屋檐下，总飘着一股子松烟墨香，混着红纸的艳色，把寒冬的冷意都冲淡了几分。这墨香，是父亲笔下的，是对联里的，是刻在我骨血里的年味。

　　父亲的毛笔字，是跟三爷爷学的。三爷爷教过私塾，教过父亲，一辈子痴恋字画，年轻时卖过文具，闲时便铺开宣纸画老虎，笔锋落处，虎目炯炯，竟有几分山林呼啸的气势。他常临摹吴昌硕的石鼓文，说那笔墨里有金石气，写对联时掺几分进去，字便有了筋骨；还总念叨陆游“灯前小草写桃符”的诗句，说写对联的乐趣，就在这灯下挥毫的闲情里。后来，三爷爷又琢磨着写对联赶集卖，一只夹篓子，背着满篓的红纸墨字，赶完三里五里四乡的集，还要去三十里外的王家丘集。那夹篓子晃悠悠的，装的是生计，也是墨香里的快意。

　　父亲继承了三爷爷的笔墨，也念过几年书，高小毕业后便参加了工作。可六二年的日子，苦得像嚼生黄连，为了养家糊口，父亲不得不回了村，扛起锄头进了生产队。队里瞧他识文断字，能写会算，便让他当了会计，这一干，就是二十多个春秋。

　　回乡后的父亲，拾起了三爷爷的旧营生——写对联，卖对联。到了七十年代，我开始记事时，父亲早已不再赶集叫卖，他的笔墨，都成了乡邻们的年货。

　　每年腊月，是父亲最忙的时候。队里的年终结算，账本摞得老高，他埋着头拨弄算盘，噼里啪啦的声响里，藏着全村人的收成。忙完队里的事，他便在堂屋里支起一张八仙桌，准备研墨写字。父亲对墨的讲究，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楚。他先把墨汁倒进一只粗瓷碗里，寻两块砖头把碗稳稳支起，碗底再点一盏煤油灯。橘黄的火苗舔着碗底，暖着墨汁，父亲说，这样墨就不会凝，写起来滑溜，不拖笔，笔画才见精神。为了让墨色更浓更亮，他还会蹲到灶膛边，细细刮下锅底的黑灰，捻碎了拌进墨里，搅匀了，那墨汁便黑得发亮、浓醇。

　　我那时候不过十来岁，个子比桌沿高不了多少，便成了父亲的小帮手。研墨的间隙，父亲总会放下笔，教我背些和年节、对联相关的诗词。他摸着下巴颏，一字一句地领读：“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我跟着念，字音还咬不准，父亲便耐心地纠正，说：“这诗里的‘桃符’，就是对联的老祖宗，咱写的红纸对联，就是从桃符变来的。”他除了教我背王安石的《元日》，还背叶颙的“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说这些诗句里，藏着过年的滋味，写对联时心里装着这些句子，字里行间才会有暖意。

　　等我背得熟了，父亲便开始教我握笔写字。他从灶房里寻来一截高粱秆，削得光溜溜的，权当我的第一支笔。他站在我身后，高大瘦削的身子微微弯着，圈住我的小小身板，温热的手掌覆在我的手上，带着墨香与烟火气。“握笔要稳，掌心留空。”他的声音低沉温和，随着腕子的转动，带着我的手在糙纸上缓缓游走，“起笔要顿，行笔要匀，收笔要回，就像做人，要稳得住，收得拢。”煤油灯的光晕里，父亲的下巴抵着我的发顶，他的呼吸轻轻拂过我的耳朵，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手腕的力道，如何带着笔尖落下，如何顿挫转折，写出一个方方正正的“福”字。我学得笨拙，笔尖总不听话，要么顿得太重，墨汁洇成一个黑疙瘩，要么行笔太急，笔画歪歪扭扭像条小蛇。父亲从不恼，只是一遍遍握着我的手，重来，再重来，直到那张糙纸上，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福”字。

　　研好墨，父亲便提笔写对联。他高而瘦，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脊背挺得笔直，握着毛笔的手骨节分明。他的眉头微微蹙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纸上的格子，连呼吸都放得极轻，生怕吐纳的气流扰了笔锋。煤油灯的光在他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映得他眼角的皱纹愈发清晰，那双眸子，却亮得很，像盛着一汪专注的潭水，只容得下笔尖与红纸的相遇。他常说，写对联要学颜真卿的雄浑，柳公权的骨力，哪怕是寻常字句，也要写出“千门万户曈曈日”的气象；写横批时则要紧凑有力，配得上“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年味。腕子轻轻一转，那带着锅灰暖意的墨汁，便在红纸上洇出遒劲的笔画。我抻着红纸的两角，屏着气不敢动，生怕晃了父亲的笔锋。写完一张，我便小心翼翼地平端着，轻轻放在地上，等墨色干透，再一张张叠好，写上乡亲的名字，整整齐齐地码在桌角。

　　那时候的对联，没有什么花哨的词句，翻来覆去总是那几句——“勤俭是美德，劳动最光荣”“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横批也多是“万象更新”。朴实的话，却像冬日里的炉火，暖着庄稼人的心。谁家要是娶了媳妇，添了新衣柜，还会特意央父亲写一张“衣服满柜”的小贴，贴在柜门上，盼着日子越过越殷实；若是哪家添了孙辈，父亲便会写上“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小联，藏在红包里，说沾沾诗里的喜气。

　　傍晚时分，乡亲们陆续来取对联。隔壁的王大爷揣着旱烟袋，一进门就笑：“他叔，又麻烦你忙活大半天！这字儿，瞧着就精神，有股子老字帖里的劲道，配得上‘春满旧山河’的好景致！”父亲搁下笔，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也笑：“多大点事儿，过年嘛，就得有副红对联才像样。”李婶接过写着自己名字的对联，翻来覆去地看，嘴里不住念叨：“还是你写的有味道，比集上买的强多了！贴上门，就盼着‘愿新年，胜旧年’！”父亲摆摆手：“不值当夸，贴上门，图个喜庆，盼个来年好收成。”乡亲们接过对联，道几声谢，揣着一兜子的红，说说笑笑地融进暮色里。

　　耳濡目染间，我也爱上了这红纸黑字。腊月里的集市，最热闹的就是对联摊。我挤在人群里，看那些高高挂起的对联，红得耀眼，墨色浓亮，引得赶集的人们纷纷驻足。有人踮着脚念上边的词句：“迎春接福，这话说得好！配着‘和气入东风’的意境，听着就暖心！”有人伸手摸摸纸边，啧啧赞叹：“这字写得真周正，跟碑帖里拓下来的一样！”还有上了年纪的老人，眯着眼端详半天，捋着胡子道：“这笔墨有劲道，是练家子的手艺，瞧这撇捺，有板桥先生的风骨，也藏着‘笔刀槊’的气势呢！”墨香混着集市的烟火气，成了我童年里最难忘的年味。

　　后来，我也拿起了毛笔，也开始赶腊月集卖对联。风里来雨里去，一晃就是好些年头。腊月集上，我的对联摊子一铺开，红彤彤的纸片便招来了不少乡亲。大家围在摊子前，有的指着“福门进财”的对联跟同伴商量：“‘历添新岁月’配这句正好，来年准有好光景！”有的拿起一副反复打量，嘴里念叨着“这字有他爹的影子，透着墨香”，还有的干脆直接喊：“给我来一副‘勤俭持家’的，老词儿听着踏实，再添一张‘春风来不远’的小贴！”

　　眼瞅着手写对联的生意渐渐淡了，城里开始流行丝网印刷的对联，印得快，花样也多，我们弟兄几个便动了心思，凑了些钱，结伴去城里学技术。回来后，腾出家里的空闲房子当作坊，调油墨、绷丝网、裁红纸，叮叮当当地忙开了。

　　父亲那时虽已不再提笔，却日日拄着拐杖站在作坊门口，眯着眼看我们忙活。见我们调的油墨稀稠不均，他便让我们端来碗，颤巍巍地指点：“墨要暖，油要匀，跟我当年烤墨一个理儿，不然印出来的字没精神。”看我们绷的丝网松紧不当，他又叹着气念叨：“写字讲究腕力，印字讲究网力，松了字虚，紧了字裂，凡事都得有个度。”

　　没几日，印好的对联便挂满了整间屋子，红的纸、黑的字，还有些印了金边烫了金粉，瞧着比手写的鲜亮不少。可欢喜劲儿没持续多久，问题就来了——我们印的对联，要么墨色不均，要么边角起翘，遇上点潮气还会晕染开，质量终究比不过城里的货。折腾了大半个腊月，没卖出多少，最后只得把剩下的对联堆在墙角，悻悻地放弃了。父亲看着那些堆在墙角的对联，没说责备的话，只淡淡道：“手艺这东西，看着简单，门道深着呢。就像王羲之写《兰亭序》，不是光有纸笔就行的，得有‘兴来一挥百纸尽’的底气。”

　　再往后，父亲年老体衰，脊背渐渐弯成了一张弓，那双握了半辈子毛笔的手，也开始不住地颤抖，再也无力提笔挥洒墨香。

　　我便彻底改了路子，不再亲手写对联，也不再琢磨印刷的营生，转而去城里的批发市场进货。那些印好的对联，花花绿绿的，烫着金箔，比手写的更鲜亮惹眼；还有各式各样的福帖，有的印着胖娃娃抱鲤鱼，有的画着金元宝堆成山，红红火火地占满了半车。赶大集的时候，我把这些福帖对联一一铺开，风吹过，满摊子的红浪翻滚，引得乡亲们围上来挑挑拣拣，有人念叨着“还是老句子实在，‘百事都如意’听着就舒心”，讨价还价的声音里，年味便愈发浓了。

　　一晃又是三十个年头，我也已是祖辈了。如今，我膝下有了活泼伶俐的外孙，每到腊月，我便学着父亲当年的模样，在暖阳下支起一张小桌，铺上红纸，研好新墨。我握着外孙肉乎乎的小手，教他执笔，教他写“福”字，教他一字一句背《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小家伙奶声奶气地跟着念，念完了便歪着头问：“姥爷，桃符是啥？”“就是咱们贴的对联呀！”我笑着点头，恍惚间，仿佛看见父亲当年的身影，正站在煤油灯旁，看着我，目光里满是暖意。

　　每到腊月，我依旧守着集市上的对联摊。看着一副副对联被人买走，贴在一扇扇大门上，红得耀眼，我总想起父亲当年的模样——高而瘦的身影，在昏黄的油灯与暖墨的香气里，一笔一画，写着“天地风霜尽”的期盼，写着“乾坤气象和”的向往，也写着一辈辈传下来的，关于日子的热望。

　　那红纸上的墨字，是父亲的笔墨，是诗词的余韵，是岁月的印记，更是咱们老百姓日子里最红火的念想。这念想，从三爷爷的夹篓子里来，从父亲的煤油灯下来，又从我握着外孙的小手里，流向往后岁岁年年的腊月。墨香不散，红纸不凉，这一脉传承，便在胶东的风里，悠悠地，漫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