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花与砖石：重返伪满国务院旧址的追问

　　2025年的初秋，长春的天空澄澈如洗。这座城市正以它惯有的从容，迎接又一个金风送爽的季节。而我此行的目的地，却承载着一段远不如此秋高气爽的历史——位于新民大街126号的伪满国务院旧址。

　　今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八十年光阴流转，足以让一代人的记忆化为史书上冰冷的铅字，也足以让一座城市的创伤结痂成可供凭吊的遗迹。五十四年前的1971年，我第一次踏入这座大楼，那时距离那段屈辱历史的终结不过二十六个寒暑——一段近得可以触摸的历史，却被我们这些年轻人视而不见。对我而言，历史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可感的空间、砖石与光影，甚至与我青春岁月血肉相连——1971年的深秋，时年二十二岁的我，奉单位之命来到这里，开启了一段为期两年的医学脱产进修时光。

　　那年我只知这是一座伪满留下的“旧楼”。我们在二楼上课，在解剖教室里辨认器官，在半地下室的房间里用餐休息，在雕花楼梯间穿梭，对周遭发生过的历史浑然不觉。如今七十六岁的我重返故地，沉睡的记忆与真相在此交汇，那些砖石仿佛无声质问：当年你在历史的风暴眼中懵懂度日，今日能否读懂我沉默的证言？　　　

　　带着这些思索，我坐上地铁2号线，在文化广场站下车。C1出口上来，新民大街宽阔的林荫道便横亘眼前。这条伪满时期被称作“顺天大街”的马路，曾是殖民者权力中枢的中轴线。如今，它更像一位沉默的见证者，用1446米的距离（数据参考长春城市史志记载），串联起地质宫广场的开阔与南湖公园的清幽，也串联起一段不容忘却的过往。初秋的风里带着凉意，我站在街心望向这座建筑，窗玻璃反射着天光，恍惚间竟看见瞳孔里的霜花——那是东北寒冬特有的结晶，也是岁月封存在记忆里的凛冽，五十四年前的懵懂与五十四年后的清醒，都在这霜花里凝结成具象的回响。

　　一、初见：建筑的尺度

　　转过街角，伪满国务院旧址毫无征兆地闯入视野。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什么叫“建筑的分量”。

　　它矗立在新民大街与文化广场交汇的东南角，以一种近乎傲慢的姿态占据十字路口最显赫的位置。中央塔楼高达44.8米，这一高度在1936年11月20日竣工时冠绝长春；建筑主体五层、中央塔楼六层，即便如此，其巍峨体量仍足以俯视当时的城市天际线。即便今天，它的体量依然让周遭一切显得谦卑。这是殖民时代特有的空间语法——通过建筑尺度实现对城市心理的控制。

　　我站在街心打量这座巨构。走近时，刻意营造的压迫感愈发清晰。平面呈“王”字形——殖民者将“王道政治”的符号嵌入服务异族统治的建筑，文化挪用的政治讽喻扑面而来。整体以带有竖向凹槽的深褐色花砖贴面，屋顶覆棕色琉璃瓦；楼梯柱础所用的乳白色大理石，据建筑遗存考证为近代舶来品，其具体来源尚无明确史料佐证（伪满时期“兴亚式”建筑多以本土石材与日本进口材料为主）。

　　这种‘兴亚式’风格，本质上是日本三十年代推行的殖民建筑范式。它从不是有机生长的建筑风格，而是殖民意识形态强行拼凑的符号系统——以日本神社建筑的竖向线条为基底，嫁接中国传统重檐屋顶的形制，再融入西方新古典主义的廊柱元素，最终服务于“大东亚共荣”的殖民谎言。

　　新民大街沿线的伪满军事部、司法部等“八大部”建筑，无一例外都采用了这种风格。殖民者妄图通过这种“文化拼接”构建虚假的合法性。我绕着建筑缓缓行走，每圈都有新发现：北侧门楣造型明显带有日本神社特征，那肃穆的竖向线条仿佛还残留着神道教的威压；南侧墙面窗户样式又分明受德国包豪斯影响，理性冷峻的几何分割与东方的檐角并置，透出一种精神分裂般的怪异。重檐四角顶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异化变体，廊柱比例则复刻西方古典主义的对称法则，三种文化符号的生硬拼贴，恰如那个靠刺刀与谎言缝合的“满洲国”——表面是多民族“合作”的“独立国家”，实则是关东军操纵的彻头彻尾的傀儡。

　　走近细看，门厅处两根方柱与四根塔司干圆柱并列，柱头纹饰虽已斑驳，仍见殖民美学的繁复刻意。台阶两侧，石灯柱依旧守护通往权力中枢的入口。我触摸灯柱粗粝的表面，指尖传来冰凉坚硬的触感。当年两年间我每天经过，却从未想过八十多年前的夜晚，它们曾映照过多少伪满官员、日本顾问、地方豪强谄媚、忐忑或麻木的脚步。台阶所用的玉砂石产自吉林本地，墙面腰线与基础石亦选用同款石材，每一块石材的铺设，都藏着殖民者对本土资源的掠夺印记。

　　二、重返：记忆的褶皱

　　旧址虽已暂时不再对外，我却机缘巧合，借在学校工作朋友的光，得以从西侧大门踏入楼内。那扇老木门被推开时，依旧是当年那般喑哑的“吱呀”声。门轴转动的刹那，声响在空寂的长廊里拖出悠长的尾音，恍惚间，便将我拽回了1971年的那个初冬。

　　我记得那个下午，上完解剖课穿过地下走廊，尽头黑暗里总有类似水滴的异响，咚、咚、咚，在空荡楼道里格外清晰。我们以为是管道漏水，如今想来，或许是建筑深处某种结构沉降的声响，像沉睡的往事在胸腔里咳嗽——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想。更深切的记忆是清晨的楼梯扶手：零下二十度的长春，扶手下方的柱础是乳白色大理石，手掌覆上去，先是一阵刺痛般的冰凉，随后才感到温润。我们常在楼梯口相遇，打量谁的手掌因劳作最粗糙，谁的手因拿稳解剖刀最沉稳。却不知这温润触感背后，是伪满时期对地方资源与异国物资的双重掠夺——墙体所用的东京式红砖、饮马河的河沙、小野田的水泥，每一份建材都刻着掠夺的痕迹。

　　如今门厅幽深，光线昏暗，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宽阔的大理石地面，米白石材上的灰色纹理经八十余年踩踏，泛起温润光泽。大厅中央是宽大的旋转楼梯，扶手由深色硬木制成。当年每日穿梭其间，如今才懂每一块都浸透着掠夺。台阶边缘的铜条已磨损凹陷，当年我们的足迹叠加在历史的印痕上。楼梯两侧墙壁上，几幅黑白照片记录了建造场景：衣衫褴褛的劳工在日本监工皮鞭下艰难劳作。据伪满国务院旧址展览馆《建筑沿革与劳工血泪》展陈资料说明，修建此楼强征累计26万人次中国劳工，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食不果腹，大量劳工病死或被打死，尸骨弃于荒地。指尖抚过台阶上的玉砂石纹路，那些粗糙的颗粒感，恰是劳工们当年徒手搬运、铺设的痕迹，此刻竟与记忆中解剖课上标本的肌理莫名重叠。看到这些，我当年轻盈跑过的脚步，迟疑起来。这座造价250万元的建筑，在竣工时创下当时长春建筑花费之最，直到两年后才被伪满中央银行总行办公楼超越，每一分造价都凝结着东北人民的血汗。

　　大厅天花板是欧式石膏雕花，中央圆形藻井周围环绕卷草纹。水晶吊灯显得奢华，朋友一句话让这奢华生出反讽意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政府将建筑外墙体的吊灯、壁灯拆除熔化，用以制造武器弹药。”原来，这看似庄重的建筑，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侵略战争的工具，每一处奢华的装饰，都沾染着战争的血腥。厅内三部1933年日本生产的奥的斯电梯至今保存完好，其中一部曾专供溥仪与张景惠专用，这部电梯虽无现代电梯的智能，却在当时具备先进安全的控制系统，钢铁的冰凉与当年权力的燥热，在时光里交织成刺目的对照。

　　三、对话：代际之间的认知河流

　　沿楼梯上到二楼，记忆告诉我，这里是我当年上课的区域，如今一部分改造为伪满历史展厅。我惊讶地发现，当年教室门口如今挂着“伪满国务院旧址展览馆”的牌子。时光流转，空间的意义天翻地覆。

　　此时，两位白大褂女生经过，要去另一侧实验室。展厅顶灯在她们白大褂上投下幽微的光，空气中浮动着旧木料与消毒水混合的气味——过去的腐朽与现在的洁净奇异地共存。

　　我轻声问：“同学，常从这里走吗？”

　　“嗯，天天走。”女生A脚步没停，手里还攥着刚从实验室拿出的记录本，“就图个近道。”

　　“知道这里曾是伪满国务院吗？”

　　女生B耸耸肩，推推鼻梁上的眼镜：“知道啊，入学教育时老师讲过的。再说，经常从这里过，但……”她顿了顿，“说实话，实验都忙不完，谁专门琢磨这个？”

　　这回答够坦诚，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混沌。这让我想起自己二十岁时，同样对周遭历史缺乏认知。代际之间，“习以为常”的状态惊人相似，但本质不同——她们至少“知道”，我们当年却“基本无知”。这种差异，恰是教育进步与历史意识渗透的体现。

　　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像个记者似的还要追问：“你们在这学习救死扶伤，知道这里曾决定多少人的命运，会不会觉得特别？”

　　女生A终于站定，歪头想了会儿：“您这问题……有点深。这么说吧，我们入学宣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时，老师确实指着这栋楼说，记住你们脚下的历史。当时觉得……嗯，场面话吧。现在听您一问……”她抿了抿嘴，“还真有种，呃，‘占领’的感觉？我们的身体记忆在覆盖它的过去。”

　　“我们老师也说过，”女生B插话，声音压低了些，“学医的人在这栋楼里，更要明白生命的重量。因为这里曾经对无数人的生命……那个词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能决定生死的权力。现在的反差，反而让我们更珍惜吧。”

　　她们的思考，让我惊喜。临别前我向朋友打听，才知如今医学院的入学教育里，“建筑里的殖民史”已是必修课，只是医学的专业加上繁重的课业，让多数学生难有闲暇深究。这答案让我释然——她们不是特例，而是一代代人历史认知进阶的缩影：从我们当年的“全然无知”，到如今的“知而未深”，已是跨越性的进步。这场无意间的对话本身已构成最好的历史教育——让不同年龄的记忆在此交锋，让建筑成为提问的场所，而非只陈列答案的博物馆。或许，借助沉浸式的场景叙事或轻量化的数字史料推送，能让忙碌的年轻人在日常穿梭中，更轻松地与这段历史深度对话，完成从“知道”到“懂得”的升华。

　　她们的反问像一把钥匙，打开我追问权力机制的冲动：这座曾见证救死扶伤的医学殿堂，为何会沦为吞噬生命的权力中枢？那些刻在砖石里的权力痕迹，又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这座建筑里曾上演的权力游戏，究竟如何吞噬无数人的生命与尊严？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回溯这座建筑诞生的殖民语境，看清其作为权力工具的本质。

　　四、深溯：权力的傀儡戏

　　1932年，日本关东军扶植溥仪建立“满洲国”，这片黑土地从此沦为日本殖民统治的腹地。1934年7月，伪满国务院旧址正式动工，时任伪国务总理的郑孝胥亲自主持动工仪式——但这场仪式更像是关东军操控下的政治表演，真正主导建筑规划与建设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与伪满总务厅的日本官员。这个曾为末代皇帝起草“即位诏书”、据传写下“天子万年，百姓愚服”的晚清遗老，或许真的相信日本人描绘的“王道政治”蓝图。但历史很快证明，他不过是殖民棋局的弃子。1935年，郑孝胥因私下抱怨“满洲国”实为日本附庸而被撤换，接替他的张景惠早年出身绿林，后跻身东北军政体系，九一八事变后率先依附关东军，是日军眼中“更听话的傀儡”。

　　我当年路过二楼东侧那间如今标识为“张景惠办公室”的房间，从未想过里面曾签署多少出卖东北的文件。那时它是教研室，我们常在门口排队等老师批改实验报告，抱怨走廊的穿堂风。如今站在这里，我看到两个时空的重影：一面是1971年的我们，穿着白大褂，为一张合格的病理切片欣喜；另一面是1936年的张景惠，同样穿着“官服”，在关东军目光下颤抖着签下掠夺资源的政令。同一个空间，两种对生命的权力，这种错位令人心悸。

　　然而，真正主宰这座建筑的，从来不是名义上的“国务总理”。根据伪满《国务院官制》，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厅长官”才是实际最高行政长官。溥仪在《我的前半生》（1964年修订版，第247页）中写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不过来，我就无事可干”——这句直白的表述，精准戳破了伪满政权的傀儡本质。这座建筑里曾上演无数场精心编排的权力戏剧：每周“国务院会议”，伪满官员列席旁听，所有议案却早已由日本总务厅官员会前敲定；张景惠或许在文件上签字，但墨迹未干，关东军司令部已收到副本。建筑的外观威严，与其内部政治的荒诞虚无，构成最刺眼的反讽。

　　1936年11月20日，建筑竣工。此后九年，从这里发出的政令涵盖经济统制、思想钳制、资源掠夺、奴化教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国民勤劳奉公法”……每个看似中性的政策名称背后，都是东北人民血与泪的榨取。这座建筑的每个房间、每张办公桌、每部电话，都是殖民统治机器上不可或缺的齿轮。

　　五、沧桑：从“国务院”到医学院

　　那场跨越四十年的对话让我明白，建筑的“新生”远比“旧罪”更复杂。1946年，国民党军队接管此处，先后作为励志社、东北剿总第一兵团团部；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这座建筑迎来新生：先是作为长春解放大路小学临时办学点，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部。1958年学校移交地方更名为长春医学院，1959年再更名吉林医科大学，此处始终为基础医学部所在地；1978年恢复白求恩医科大学校名，2000年并入吉林大学后，现为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

　　从军事院校到地方医学院，从吉林医科大学到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这座建筑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压制生命的权力工具，变成拯救生命的知识殿堂。1971年清秋，我以学员身份踏入这片校园时，它已是吉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我们这些懵懂年轻人对这里尘封的过往知之甚少，只觉得这栋“旧楼”庄严神秘。冬夜半地下室的阴冷、解剖课上刺鼻的福尔马林气息、课间廊柱下的笑闹声——这些细碎的青春片段，早已悄然嵌进建筑的肌理褶皱，静静蛰伏半个世纪，才在岁月深处与沉潜的历史真相温柔重逢。

　　我常想，如果1971年的我知道这些，那个腊月凌晨听见走廊异响时，是否会将它解读为劳工亡魂的叹息？如果在解剖课上，面对福尔马林浸泡的标本时，老师提及这栋楼曾是“解剖”东北的决策中心，我手中的手术刀是否会变得沉重？幸或不幸，我们当年无从知晓。这种无知，如今想来竟成命运的庇护，让我们免于被历史的负荷压垮；但也是一种亏欠，让我们迟到了五十四年的觉醒。

　　这无知背后是时代的沉默。1971年，文革正炽，彼时的历史叙事框架里，伪满历史被简单划归为“国民党投降派的卖国罪证”，其背后日本殖民侵略的本质、数百万东北劳工的血泪，都被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遮蔽。我们这些年轻人，既无渠道接触史料，也无人引导解读建筑背后的故事，对过往的无知，实则是特殊年代下集体性的记忆失语。

　　1983年，伪满国务院旧址被列为吉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官方对其历史价值的认定迈出第一步；1994年，长春一汽退休职工徐世昆个人出资，从张景惠后人处购得50余件物品，在旧址内办起民间性质的“伪满国务院旧址展览馆”；2013年，它被批准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更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民间自发保护与官方认定形成合力，推动这段历史的研究与传播，标志着对这段历史的认知进入新阶段——人们开始意识到，历史价值本身就是需要被正视、被反思的遗产。

　　六、现场：当历史成为日常教科书

　　参观后，我踱回院落，打量这栋老建筑在当代光阴里的鲜活脉动。

　　正午阳光漫过花岗岩廊柱，医学院师生正惬意消磨午休。几位女生坐在廊下台阶上，分享零食，讨论上午的解剖课。几年前，某医疗公众号曾报道患者家属在这廊柱下就着凉风啃食简餐的场景。历史就这样不着痕迹地融进市井烟火，融进少年意气。

　　这种“活态保护”模式向来有争议。其核心悖论在于：一方面，它避免了历史建筑被景观化、消费化，让建筑以真实的姿态融入城市日常，成为“活着的历史课本”；另一方面，日常功能性使用又不可避免地稀释了历史的厚重感，游客难入内部，历史信息展示不够系统，医学生们的“习以为常”便是最直白的佐证——历史的沉重在日复一日的匆匆穿梭间，悄然淡成模糊背景。

　　但换个角度看，恰恰是这种“不完美”的保护，让历史无法被轻易打包陈列，更不会被草率遗忘。它时刻提醒着：历史从来不是封存的故纸堆，而是流淌在城市血脉中的鲜活存在；那些昨天的罪恶与苦难，和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尊严，从来只隔着一层时间的薄纸。这种保护模式的价值，正在于其“未完成性”——它没有为历史盖棺定论，而是为每一代人留下了追问与反思的空间。

　　建筑正前方矗立着白求恩大夫雕像。这位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三十年代曾率医疗队支援中国抗战。雕像选址于此，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这里曾是吞噬生命的权力中枢，如今是传承白求恩精神的医学殿堂。学生们经过时总会放慢脚步。但白求恩雕像的矗立，虽是对殖民创伤的正义改写，却无法完全抹去那些刻在砖石里的伤痕：白求恩的手术刀是为拯救生命而来，而这座建筑曾见证无数生命被掠夺；前者的光芒照亮了后者的黑暗，却难以消解历史留下的刺痛。这正是活态保护的复杂之处：它既是对历史的正义覆盖，也可能构成另一种形式的遮蔽；既让历史保持鲜活，又让其厚重感面临稀释风险。　　　　

　　我绕着建筑缓缓行走，每圈都有新发现。北侧门楣造型明显带有日本神社特征；南侧墙面窗户样式又分明受德国包豪斯影响。这种建筑语言的混杂，进一步印证了“兴亚式建筑”的本质——它从不是有机生长的建筑风格，而是殖民意识形态强行拼凑的符号系统。它的“美”是危险的美，建立在暴力与谎言之上。指尖抚过北侧门楣的神社式纹饰，冰凉的触感一如年少时冬夜的霜花，将懵懂与清醒、苦难与安宁尽数凝结。当年不懂这纹饰的深意，如今才懂，这建筑上的每一道刻痕，都是刻在民族记忆里的伤痕，历经八十年风霜，从未淡去。屋顶中国传统的重檐四角尖顶，本是民族建筑的精粹，却被殖民者嫁接在侵略象征的塔楼之上，这种文化挪用的刺痛，比砖石的冰凉更甚。

　　走出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大门，我重新踏上新民大街。这条曾经的“顺天大街”，如今是长春最具文化底蕴的林荫道。秋风起处，五角枫叶纷纷扬扬，在人行道上铺就金色地毯。我踩着落叶前行，前方是地质宫广场的开阔，身后是伪满国务院旧址的巍峨。街上还分布着伪满时期的其他“部”——军事部、司法部、经济部旧址，共同构成“八大部”建筑群。这些建筑如今大多仍在使用，成为医院、学校、办公楼，它们没有被封存为博物馆，而是融入城市血脉，与伪满国务院旧址一同构成了长春的殖民历史记忆脉络，让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持续发生。

　　夜幕降临，我乘地铁离开。车厢里，学子讨论课题，上班族刷着手机，一切如此日常平静。列车启动，轨道发出规律的撞击声，恍惚间，有些像五十四年前冬夜走廊里的异响。我凝神细听，才分清那是车轮与铁轨的撞击，而非往事的叹息。

　　走出地铁站，华灯初上的长春街头车水马龙。晚风里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福尔马林气息，从五十四年前飘来，从未消散。这气息里，有医学对生命的敬畏与救赎，也有历史对过往的警示与叩问。我回头望向新民大街的方向，那些建筑还在那里，白求恩雕像还在那里，医学生们或许正穿过走廊去上晚课。它们没有答案，只是沉默地矗立着，等待每一次新的叩问。

　　那些被记忆冻伤的霜花，或许永远无法融化。但正因如此，它们才会在每个秋天，凝成星辰般的冷光，提醒着这座城市：我们既以手术刀守护当下的安宁，更当以记忆铭记曾经的苦难。这星光，是对过往苦难的铭记，也是对和平岁月的珍视——它不完美，却真实，且永不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