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枫与金华的烽火情缘

随着隐蔽战线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那些潜伏于暗夜、战斗于无声处的无名英雄们,以他们钢铁般的信仰、沉默却震耳欲聋的勇气,与深埋心底的炽热情感,强烈地冲击着当代观众的灵魂。剧中四位隐秘战线的英雄人物之一——朱枫,正是其中一位不容被历史遗忘的女性。

在她传奇而悲壮的一生中,有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与被称为“小邹鲁”的金华紧密相连。当金华的深秋再次为满山枫叶染上炽热的红色,我们仿佛能看到她生命的底色——那正是与她名字相映生辉的、忠诚与热血的颜色。这里虽非她革命征程的起点,却深深铭刻了她两度在此为民族解放事业默默奉献的峥嵘往昔。

                    

 (二)婺江岸边的“不眠灯火”

“ 新知书店”(即现在的 “三联书店”)成立于1935年,前身是钱俊瑞、薛暮桥、姜君辰、徐寒冰等编辑的《中国农村》月刊。作为我党在国统区半公开的革命出版机构,承担着传播理论著作与进步思想的重任,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文化进步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新知书店”整体迁往桂林,而朱枫与丈夫朱晓光因任务需要,并未随行。他们先撤至湘西,随后辗转来到浙江金华。

由于日寇的步步紧逼,地处浙江中部的金华,成为一座在战火中艰难喘息的城市。自杭州陷落,浙江省政府就迁至金华所辖的永康县方岩,使金华这座古城意外成为浙江抗战的“文化心脏”。那年冬天格外寒冷,城外的腊梅却在凛冽中倔强绽放。朱枫和丈夫朱晓光趁着日军军事进攻的间隙,以及一度恢复通行的浙赣铁路,牵着女儿奉珍、沈珍(朱晓枫),怀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幼子朱明(乳名湘虎),踏着坚硬冻土,走进了这座东南抗战的重镇。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在婺江江边的小码头上,先期在此工作的朱晓光二哥朱曦光已等候多时。朱枫衣着朴素,眉宇间却透出一种历经流亡淬炼而愈发坚定的从容。她们身后,四牌坊(今四牌楼)“新知书店”金华分店的招牌在寒风中轻轻摇曳,如同一面无声飘扬的战旗。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初期,相对开明的政治氛围吸引了大批进步人士汇聚金华,使这里成为浙江抗战的思想前哨。抗战前,“新知书店”隐身于上海,秘密印制革命读物;抗战爆发后,由于南方新四军缺乏印刷条件,印刷任务主要由“新知书店”承担。为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监视,书店以民间文化企业的形态运作,资金依靠自筹与社会入股。转战金华之前,朱枫毅然投入多年的积蓄500元,这笔钱成为维系金华及其他分店运转的关键资金。后来,她更将其无偿捐给了书店。

一抵达到金华“新知书店”,朱枫和同志们立即投入到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中。书店起初是为新四军印刷、输送急需的教材用书,不久后开始出版《抗敌》等新四军的书刊,并承印延安“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负责《斯大林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人类征服自然》等重要著作的翻印工作。这些书籍印制完成后,均由新四军的军车负责运送。

“新知书店”坐落于四牌坊县政府南边,与商务印书馆为邻,生活书店也相距不远,它们共同构筑起传播革命思想的坚强阵地。朱枫一边照料三个孩子,一边协助丈夫处理来自皖南新四军的报刊书单、采购纸张、配送书籍及缴纳书款等事务。她索性将家安在书店,以便腾出更多时间协助校对等工作。在仅有十余人的“新知书店”团队里,朱枫的年龄算大了,她以其开朗的性格、热忱的态度和干练的作风而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大家亲切地称她为“朱大姐”。

由朱枫他们从“孤岛”上海购来的《鲁迅全集》《论持久战》《静静的顿河》及《译报》《文萃》等刊物如暗夜中的灯塔,吸引着无数寻求光明的青年,书店一时人流如潮。没过多久,在朱枫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歌咏队的带领下,婺江边的古城就到处传扬他们教唱的抗战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红日照耀在太行山上》等歌声响遍了大街小巷。书店油墨的芬芳与城内嘹亮的歌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战时金华独特的文化图景。

                           

(三) 烽火岁月的家国情怀

 在女儿朱晓枫的记忆中,金华岁月交织着危险与温情。“母亲常穿背带裤,短发利落,宛如画报中的新女性。”她优雅的外表之下,是近乎苛刻的谨慎。朱晓枫曾回忆说:“她从来不说自己的去向,但总会带回松子糖,看我吃完便匆匆离去。”

这个在战乱中早熟的孩子,已懂得为母亲分忧。1939年5月,朱晓光奉命前往皖南新四军筹设“随军书店”,临行前叮嘱晓枫:“沈珍,湘虎还小,你要帮妈妈照顾弟弟。”晓枫仰头问:“你要去的地方远吗?为何我们不能同行?”父亲的沉默,让她更深地理解这个家庭所背负的特殊使命。

 同年,朱枫做出艰难抉择:将不满10岁的女儿晓枫送入“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这个由台湾籍抗日志士子女组成的团体,既是教育机构,也是革命摇篮。分别时,晓枫问:“为何送我去?”朱枫轻抚她的头发:“台湾是祖国的岛屿,那里的孩子同样在战斗。”

“要团结千百万的儿童,要收回我们的家乡,我们得和敌人拼个生死存亡……”在台湾“少年团”,晓枫不仅学会了《台湾少年团团歌》,也唱熟了《义勇军进行曲》与《台湾光复歌》。她用母亲寄来的蜡笔描绘蝴蝶兰,这些画作被秘密送往台湾,成为岛内义勇队员的精神慰藉。

为全身心投入书店工作,朱枫忍痛割爱,将尚未断奶的幼子朱明送往姑姑朱英家寄养,返回时她抱着儿子亲了又亲,久久舍不愿放下。面对朱英“什么工作比孩子更重要?”的追问,朱枫只轻声回答:“我有工作要做嘛!”“你做什么工作?有这么重要吗?”面对至亲的质问,她只能沉默以对。因为有些使命,连至亲亦不可言说。

多年后,朱英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为共产党做事,不肯告诉我是怕我走漏了风声,也怕我知道了不敢给她带孩子……真够为难她的了!”

                         

(四) 倾囊相助“台湾义勇队”

1939年盛夏,在金华城酒坊巷18号那不起眼的“台湾义勇队”队部,总见衣着素雅、举止从容的朱枫忙碌穿梭。这位出身镇海名门的知识女性,正以独特方式支持全民族抗战。

朱枫会同上级党组织派遣的华白沙、骆耕漠、张一之,协助台籍革命者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义勇队初创之际,经费捉襟见肘,药品物资严重匮乏。朱枫目睹此景,毅然取出珍藏多年的嫁妆——母亲所遗玉镯及结婚金饰,悉数拿去典当。当铺老板诧异:“太太真要当掉传家宝?”她淡然一笑:“山河破碎,何以为家?”

当朱枫把变卖嫁妆所得的800元大洋交到李友邦手中时,只轻声说道:“一点心意,但愿能解燃眉之急。”李友邦激动地说:“朱大姐,你真是雪中送炭呀!”这笔资助就像“及时雨”,成为这支台胞抗日队伍的生命线。朱枫曾对丈夫说:“台湾同胞被殖民五十年,他们的抗争更需要祖国人民支持。”

这仅仅是开始,朱枫深知持久抗战需要稳定补给,她凭借自身的人脉关系与组织才能,在金华各界奔走,组织义卖募捐,动员妇女缝制军衣,筹措军需。这些物资穿越封锁线,源源不断输送给台湾义勇队与少年团。她汇出的何止是钱款?更是在被殖民半世纪的台胞心中,埋下了不屈的火种。

 随着抗战形势变化,她协助义勇队家属转移,冒险护送文件,甚至在危急时刻掩护队员撤离。朱枫早已把自己个人的休戚与全民族的抗战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就像支持李友邦的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这样的慷慨捐赠,在她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仍在继续。

                         

(五) 从金华一别到台北永诀

1939年8月间,金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浪潮,大肆搜捕进步人士、查封进步书刊。那天,朱晓光正从皖南返回金华,只见新知书店的女同志陈宜怀抱衣物和生活用品匆忙逃出,方知书店已被查封。幸亏之前一些熟悉新知书店的进步群众看到同一区域的东方书店被查封,估计到新知书店也危在旦夕,便火速前来报信。朱枫与其他同志利用这一空档期,抢在查封前销毁重要的资料后,才带着同志们迅速撤离。

事后得知,此次查封系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摩擦的试探性行动。从此,新知书店工作被迫转入地下,朱枫等人在四牌坊附近租了间棚屋开设了一家“金华书店”作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同年秋天,她与书店的同志们奉命撤离金华。

离别前夜,朱枫伫立婺江岸边。秋日江风微寒,素色旗袍下摆轻扬。江心双溪口暮色空濛,远山如黛,近水含烟。她的思绪沉浸在起初到金华时的一幕幕情景……

“爱梅(夫妇间的昵称),我们该走了。”丈夫朱晓光轻声催促着,朱枫却还静静地凝望着清波荡漾的江面。她一边低声吟诵着李清照的“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诗句,一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发丝,终于转身离去,万般不舍地离开了战斗生活了近一年的金华这座美丽的城市。她与同志们播撒的革命火种,已在婺江两岸成燎原之势。

经过一路奔波,朱枫与丈夫朱晓光到达驻扎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设“随军书店”于中村,在艰难环境中为新四军战士提供书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原名朱谌之的朱枫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枫”,寓意自己要像枫叶一样,有不畏严寒、傲然挺立的坚强品格。此后,朱枫这个名字就一直伴随她的革命生涯。

1940年,在枫叶红了的季节。朱枫在新四军奉命北移前夕作为“老弱病残”人员被疏散到金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后奉命前往被日寇占领的大上海。临行前,她将“台湾少年团”孩子们所赠的纸蝴蝶兰贴身藏好——这朵永不凋零的花,成为她信念的象征,陪伴她走完一生,直至在台北英勇就义。

谁曾想,金华一别竟是永诀。此后十年,她辗转皖南、上海、广西、重庆、香港。新中国成立不到两个月,为实现祖国统一,朱枫接到了组织赋予的绝密任务,她以“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大无畏精神,受命冒死潜入虎穴龙潭。

1950年6月10日,因叛徒出卖朱枫被捕,在台湾马场町刑场高呼“新中国万岁”的口号后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那朵褪色的纸蝴蝶兰。就义前,她托狱友带出遗言:“望儿女们为我骄傲!”而她不知的是,女儿晓枫早已沿着她的道路——1945年,未满15岁的晓枫在台湾秘密入党,与母亲同年成为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薪火,在母女相隔不相知中,完成了一场无声的传递。

                               

(六)古子城的枫叶又红了

又到一年深秋时,婺江两岸红枫如血,层林尽染,像是岁月以最浓烈的笔墨为这座城市题写记忆。金华古子城静伫于时光之中,作为朱枫革命生涯的关键驿站,不仅记录了八十六年前她以“新知书店”为掩护,在动荡年代为抗战事业与文化传播呕心沥血的峥嵘岁月,也见证了她作为慈爱母亲与隐蔽战线战士的双重身份——在危难之中守护家庭温暖,在无声之处以沉静的力量践行如山的信仰。

从“四牌坊”不灭的灯火,到台湾义勇队奋战的前线,朱枫以智慧运筹情报网络,以勇气直面无形威胁,更以深沉大爱联结起两个没有硝烟却同样壮烈的战场。她的身影穿梭于书页与枪声之间,在文化与战斗的双重阵地上,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一头连着民族觉醒的呐喊,一头通向理想燃烧的光明。

而今,婺江流水汤汤,不舍昼夜;通济桥车流如织,续写繁华;万佛塔涅槃重生,俯瞰沧桑;八咏楼枫叶如丹,映照古今。它们以不语的姿态,永远铭记着这位巾帼英雄在此留下的忠诚足迹、不灭信仰,与那穿越时空依然炽热的精神光辉。金华古子城的每一片枫叶都像是她信念的化身,岁岁年年,红如初心,静默而坚定地诉说着那段不可忘却的岁月。

(注:本文部分情节来自于朱枫的丈夫朱晓光、女儿朱晓枫的生前回忆,以及她的孙女朱容瑢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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