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追忆史彬检察长 
得知我的老领导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史彬同志病逝的消息，眼泪夺眶而出，一阵强烈的自责狠狠叩击心房。只因不久前，我还在心里念叨：“史检该有九十多岁了吧？近来身体可好？我该去探望他了……”然而，这份念想终究未能兑现。无法挽回的遗憾，沉甸甸压在心头。
“毕竟，我也退休十几年了。不像当年在位时分管老干部工作，还能时常与您相见，您千万别怪我……”我在心底絮叨着，仿佛史检近在眼前，听得见我这些迟来的歉意。
2025年10月30日清晨，天色尚暗，我匆匆打车赶往八宝山殡仪馆。路过一个鲜花摊，每一束都水灵灵的，我精心挑选了一捧素洁的白菊花，花瓣上凝结着晶莹的晨露，如泪。
手捧鲜花，脚步急促地迈向告别厅。
“李检，您怎么来了！”史检的儿子一眼认出了我，快步迎上来，双手紧握我的手。望着他脸上难掩的沧桑，我的眼泪再度决堤，哽咽说：“我必须来啊……一定要送史检最后一程。”他连忙转身唤来身后的爱人，急切介绍道：“这是李检，爸爸当年的同事。按辈分我该叫阿姨，可李检其实只比我大几岁，叫姐姐更合适！”那一刻，千言万语堵在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唯有泪水肆意流淌。
缓缓走到史检遗体旁，望着他那安详的脸庞，积压心底的愧疚如决堤洪水汹涌而出，我俯下身，泣声说道：“史检，我是李玲，我来送您最后一程……永远忘不了您对我的教诲和栽培，感恩之情无以回报……您安息吧。”
时光，仿佛被这句话猛地拉回到46年前。
那年，我26岁，刚从部队转业回到北京。为了找到心仪的工作，我复写了好几份个人简介，毫不谦逊地列足了我在部队可圈可点的那些“闪光点”，封面上醒目写着“毛遂自荐”四个大字，然后挨个儿送到相关组织部门，期盼能找到契合自己的岗位。
当得知我的发小同学被海淀区检察院录取时，赶忙询问她：“检察院是做什么的？”她摇摇头，表示不清楚，但她告诉我：“好多复转军人都去了那儿”。我一听，当即自信满满地说：“复转军人能立足的地方，我肯定没问题！”于是，我跟着她一同前往检察院，鼓足勇气递上了自己的“毛遂自荐”。万万没想到，这份看似莽撞的坚持，真的为我敲开了检察院的大门，而且，还被分配到检察院的重要业务部门——起诉科。
后来知道，党组会上研究我的工作分配时，大多数领导都认为我文笔不错，适合留在办公室工作，唯有史检一人提出反对意见，他的理由带着浓浓的火药味：“光是文笔好有什么用？连检察院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再能写，不也是瞎写嘛！我建议，还是让她先去业务科办案。”因为他的这个建议，避免了我的“瞎写”，从此开启了值得骄傲的职业生涯。
那是1979年，检察机关刚刚恢复重建，正处于急需干部的关键时期。我只知道史检是从法院调过来的，还是老大学生，业务能力一流。我们这些初进检察院的新人，个个都很崇拜他。
直到送别史检，我才从他儿子那里知晓，史检有着不平凡的生平履历——
史彬检察长1930年出生于黑龙江林甸县一户普通人家。1945年完成了初中学业。恰逢日本宣告投降，时代的浪潮将他推向了全新的人生方向——辗转进入解放区的一所师范学校。在那里，15岁的他如饥似渴汲取知识的养分，也悄然种下投身时代洪流的种子。
1947年下半年，师范学业即将结束之际，史检响应时代号召，积极参与到县里的土地改革工作中，那段深入基层的宝贵经历，让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
年末，由于工作中表现出色，他获得县委推荐，进入东北民主联军（后发展为第四野战军）军政干部学校深造。半年的培训时光，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的军龄从1948年1月1日开始计算，同年7月1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个人理想与革命信仰紧密相连。1948年6月至1950年10月，他先后在嫩江省军区司令部、第四野战军170师（独立师）担任作战参谋。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号角吹响，史检义无反顾地跨过鸭绿江，成为志愿军空军六师政治部的一名干部干事。在异国他乡的烽火硝烟中，他以笔为剑，在政治部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直至1954年7月回国。
1954年8月，史检踏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校门。四年的大学时光，他沉浸在法学典籍的浩瀚海洋中，潜心钻研，为日后投身司法工作奠定了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
从1958年8月开始，他先后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崇文区法院、海淀区法院任职；1979年，他调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任副检察长，1990年离休，一生清白坦荡。
原来，史检也有过一段热血沸腾的军旅经历，还是了不起的志愿军战士，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与淬炼，又是著名高校的高材生……可从未听他提及过。
“低调且严谨”，这是史检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刚进检察院时，史检40多岁，虽称不上玉树临风，但因适中的身材、矫健的步伐和硬朗的五官，透着一股英姿勃发的精气神。平日里，他话语不多，一旦开口，便字字铿锵，掷地有声，自然而然散发着领导的威严。我们这些刚入职的新人，都特别爱听他讲话——因为他从不说空话、套话，言之凿凿，逻辑严谨，而且，业务能力杠杠强，无论什么样的疑难复杂案件，只要经他点拨，立马“柳暗花明”。
除了钦佩他，我多少有点“怕”他。
至今清晰记得，那天他把我叫进办公室。脸色凝重，将我刚写好的起诉书初稿重重拍在桌上，上面有好几处被划上鲜红的圈，那些不规则的红圈圈犹如刺眼的伤疤，看得我心惊肉跳。“起诉书是极其严肃的法律文书，怎么能使用这么多不相干的形容词？”他的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严厉。我瞬间涨红了脸——自幼便喜欢写作文，自以为是的那点“小特长”，在严谨的法律文书面前，竟成了毫无价值的“花拳绣脚”。我低着头，小声说道：“我错了，马上回去修改！”
几个小时后，我惴惴不安地将修改好的起诉书递给他，他逐字逐句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紧绷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笑意。他没有看我，只是轻声说：“这就对了嘛！”那一瞬，犹如春风化雨，第一次感受到他内心的柔软。
入职检察院的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院里的新同事们都在热火朝天地复习备考法律夜大，期望补上因“文革”耽误的学业，拿到大专文凭。我也满怀激情前去咨询，可组织部的干部看了我的学历证明后，皱着眉头说：“你连中学都没毕业，先把中专文凭补上吧！”我在心里暗暗发狠，不拿到文凭不罢休！我几乎将所有的休息时间都投入到“恶补”中，常常学习到深夜。然而，当我拿到中专证书的那一刻，却怎么也笑不出来——距离“大专”目标，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就在我鼓足干劲，准备向大专学历发起冲锋时，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我爱人是家中长子，当时还在东北服役，那年春节前突然获批探亲，见面就笑着对我说“该当爸爸了！”没想到，竟然这么灵验！公公婆婆得知后，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早就盼着抱孙子了。无奈之下，我只好暂时放弃报考夜大的计划，挺着日益隆起的肚子，照常阅卷、外出调查、取证、出庭记录……争分夺秒熟悉检察业务。
有一天，我的师父老申突然红着脸对我说：“李玲，以后你别跟着我出去跑调查了！”我一脸诧异，忙问：“为啥？”师傅叹了口气说：“老史（那时我们都不兴称检察长为‘某检’，而是直呼‘老某’）刚才把我狠狠训了一顿！”他模仿着史检的语气说：“李玲怀孕了，爱人又在部队服役，这可是军婚！成天让她挺个大肚子跟你挤公交车跑调查，你就不怕出意外？一旦出事，你担得起责任嘛！”一股暖流从心头涌过。原来，看似坚硬如铁的史检，内心竟是那样的细腻体贴，有着轻易不外露的浓浓人情味。
大约一年后，我遇到一件颇为尴尬的事，生怕处理不好破坏了同事间的正常关系。潜意识告诉我，这件事唯有史检能“摆平”。下班前，我轻轻敲开史检办公室的门，小心翼翼说出自己的“难言之隐”。他静静地听完我的讲述，不露声色地说：“我知道了，你先回家吧。”没有他的明确表态，我多少有点忐忑。没想到，就在几天后，这件事竟以一种极为圆满的方式解决了！既未惊动任何人，更未伤害到同事间的友谊，我更佩服他了！
不知为何，如今想到史检，多是我被他批评过的那些事。譬如，刚提拔为助理检察员，我就带着书记员去被告人家里“搞家访”，回来就挨了史检一顿尅，“谁允许你们去被告家了？如果人家报复你们怎么办？”我吐了下舌头，迎着他冒火的眼睛，连说，“我错了，下不为例！”心里却在暗暗感动他对我们的真情保护；再譬如，为了核实性犯罪被告人的生理特征，我独自去被害人家里取证，结果又被史检知道，毫无悬念地又挨了批。但我听得出，他对我执着查找证据的意识是肯定的，只是担心发生意外……有时感觉，我就像一株特别容易“受伤”的小树，每次都能得到史检园丁般的悉心呵护。
最让我心怀感恩铭记一生的，是那次因年轻冲动险些酿成大错的经历。那段时间，听说“外面很热闹”，我便和一群同事准备乘车出去看看。刚走到楼下，就听到楼上传来炸雷般的吼声：“李玲，你们干什么去？都给我站住！”我哆哆嗦嗦回答：“我们想出去看看。”“看什么看？都给我回来！”抬头望去，站在楼上的史检，脸色铁青，嘴角紧绷，凶神恶煞一般。从未见过史检如此“凶悍”的表情，我吓出一身冷汗，乖乖地跑回办公室。坐在椅子上，心脏咚咚跳个不停，也不知错在哪儿了？事后证明，若不是史检察长及时阻止了我们，“后果很严重”。
从那以后，史检在我心中的形象完全变了：像严父，教导我敬畏规则；像兄长，时刻为我遮风避雨；更像卓越的导师，关键时刻为我指点迷津。这份感恩之情，如滔滔江水，奔腾不息。
1995年，42岁的我被提拔为副检察长，面向国徽庄严宣誓的那一刻，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镜头，竟是史彬检察长站在楼上“吼”我的样子。我知道，没有他关键时刻的指正，不会有我的今天。
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处女作《女检察官手记》。拿到样书的第一时间，我便迫不及待赶往史检家——他已经退休了。我由衷地对他说：“史检，若不是您当初让我从起诉科书记员做起，接触到大量案件，还给我那么多点拨，我写不出这本书，也无法实现儿时的梦想……”我还想说，“圆梦之时，最要感恩史检！”但知道他最反感“奉承”，我把这句话生生咽了回去。
接过《女检察官手记》，平日里一向不苟言笑的他，眼角的鱼尾纹荡开层层笑意。他翻开书，细细看了几页，连声说：“不错，不错，写得好，我要好好读，你还要坚持写下去！”他的话语那么温暖，似一缕光，直直照进我的心底。
人生本无坦途，幸运的人总能在关键时候遇见伸出援手的人，因为遇见史检，我的人生才没有陷入低谷。感恩史检，不是一句话，而是一生的铭记。
我当然知道，以史检的人品、学识和业务能力，受益于他的人绝不止我一个。当他病逝的噩耗传来，平日里微波荡漾的退休干部微信群，霎时掀起波澜（因未征求留言者意见，我未标注他们的姓名）——
“突闻噩耗，倍感痛心。在我印象中，史彬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革命、抗美援朝的老兵。回国后被保送到人民大学学习，后到北京法院系统工作，70年代到海淀法院任民庭庭长，我曾和他一起工作、办案、出差、游泳、聊天……检察院复建后调任海检副检察长，他有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有司法工作专业能力，为人处世诚恳低调。在我心里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好干部，好领导，好长辈，好朋友。愿史检一路走好。”
“惊闻史检去世，深感悲痛，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您是我们起诉人履行检察职能的启蒙人，是我们的好领导、好师长，您教我们如何办案、书写法律文书、出庭公诉，教育我们要做好人做好事，您是我最尊敬的人”。
“惊闻老检察长史彬大哥病故，十分悲痛。兄长他是海检初创期的检察业务带路人。他培养了一大批海检骨干。他精于检察工作，他严于律己、平易近人，他忠诚于党的事业，是我们的榜样。大哥与我们在检察战线相处几十年，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会永远怀念他。史兄一路走好！家属节哀顺变。”
“惊悉史彬检察长驾鹤西去，深感悲痛！80年代初，检察机关恢复建院之初，我从教师队伍来到海检。他作为主管起诉的检察长，在案件的办理上给了我们年轻同志很多耐心地指导和帮助。在思想上政治上，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他虽然不善言辞，但对年轻同志的成长进步牵挂在心，这份对年轻同志的默默帮扶而不图回报的高尚品德令人深受感动，使我今生难以忘怀，永远铭刻在心！每次与他接触，都能感受到他对你的那份善意和温暖。没有私心，没有高高在上，貌似不苟言笑却谦逊温和，平易近人，每当想起这位老领导，都令我心生崇敬！再多的语言，也无法充分表达我内心对史彬检察长的怀念之情，感恩之情！祝史彬检察长一路走好，家人节哀！永远怀念您！”
“这几天追思史检，思绪万千，又想起很多他关怀帮扶我们成长进步的往事，想着想着，不禁潸然泪下，我们痛失了一位非常值得敬重的老领导！史检，您一路走好！在天堂里安息！永远怀念您！”
“史检作为主管领导，默默地将年轻人的成长进步牵挂在心，适时地对年轻人进行帮扶并指点迷津。我们在业务上可以向他请教，心里话也可以跟他倾诉，当自己在前进的路上感到迷茫向他请教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三个字‘向前看’！这三个字我至今记忆犹新，使我懂得了漫漫人生路，要有豁达的人生态度，眼光要放长远，不能只看一时一事，使我获益匪浅。”
“记得1981年我还在市检研究室时，与老同志一起去坐落在海淀街里一个小院的咱们海检院。调研的问题是批捕起诉办案机制问题。接待我们的好像就是史检。印象中史检身材魁梧、不苟言笑，语速不紧不慢。此刻，我想对史检说：音容笑貌今犹在，一路走好莫牵忧。后人接棒剑在手，伏妖斩魔业千秋！”
“的确，史检说话总是和颜悦色，不紧不慢！讲案例很有逻辑性，从没有废话！我们失去了一位老领导，实在太可惜了。前几年还经常相见，一起聊天，回忆往昔！现在说走就走了！让我们祝老检察长一路走好！”
“从史彬检察长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领导干部的风范：清明、清正、廉洁、律己、低调、谦逊！愿老一辈党的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能发扬光大，永世长存！”
“惊闻老检察长史彬大哥病故，十分悲痛。兄长他是海检初创期的检察业务带路人。他培养了一大批海检骨干。他精于检察工作，他严于律己、平易近人，他忠诚于党的事业，是我们的榜样。大哥与我们在检察战线相处几十年，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会怀念他。史兄一路走好！家属节哀顺变。”
......
最是感动于这种自发的悼念和缅怀，为逝者的人品和人格魅力写下了无可辩驳的“证词”——证明这个人曾真正走进过他人的生命，留下过无法被抹去的有温度的记忆。
我认同这样的观点：“真正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被活着的人遗忘。”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以饱含真情的文字追忆他、缅怀他、纪念他，正说明史彬检察长并未真正离去。他的谆谆教诲，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他正直善良无私的品行，永远温暖着我们的生命；他在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时期的躬身开拓，也已融入院史的血脉，成为激励后来者前行的精神印记。
我们，没有权力遗忘！
临别之际，史检儿子特意提及，最后陪伴他父亲的魂魄升向天际的，正是我送的那捧素洁的菊花……萦绕在心头的那份愧疚和怅然，终于消散。
11月11日凌晨于北京石景山翡翠山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