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难忘慈母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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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为本 情义无价
母亲一生没当过干部，她不可能用执掌的权力去为人民服务，但是她一生的品质都体现了她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大公无私的人。
1955年上半年，我村社成立了初级合作社。母亲从会上听懂了入社的好处，从亲身体会中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就在许多人还在犹豫之中，母亲报名入社了，家中的八亩地，50多亩山岚，一头孕仔的母牛全部入了社。入社过程中，许多人把自己山地里的大树杀了许多，我家的岚中有几棵很粗的大松树，东山二亩地里有十几棵高大的白楸树，有的人劝母亲杀掉几棵卖点钱好养家糊口，母亲说：“入社是大家的事，要入社就得真入，杀了树好了自己怎么能对得起大家？”就这样，我家一棵树也没杀，全部入了社。
高级社时，一年秋天社里的地瓜干晒在一个叫地老鼠沟的山坡上，本来第二天就准备收这些瓜干，不巧头天下午忽然间阴了天，阴云漠漠，骤雨将至，社里的人都在山里干活，生产队长临时找到母亲，让她组织一批妇女迅速把晾好的地瓜干拣起来。正在织花边的母亲二话没说，放下弟弟匆忙组织了八个中年妇女，小跑似往山里赶。在母亲的努力下，这十多亩地的瓜干就像一座座土丘般的堆起来，保管员叫人扛来苫子刚围盖了起来，接着大雨倾盆，盖头扑面的下起来，母亲和众人淋得像落汤鸡一样的回到家。当时我割了一担草回家，一看妹妹坐在门槛上，弟弟坐在旁边一动不动，问妈妈那里去了，谁也不知道。天很黑很黑母亲才回来，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满裤腿泥巴，母亲换下衣服就给我们做饭。生产队给母亲和众人每人奖励了十工分。
母亲是村里有名的织花边能手。后来生产队把能织花边的妇女组织起来让母亲领班。领花边样子要到亭口走20多里的土路。母亲硬是凭着她那颗善良而又坚强的心把大家织的花边用包袱包着送到亭口，再把每人织花边的样子领回来，那时的公路全是土路，母亲一天要走四十里路为大伙服务。领回样子后，先把那些好样子让别人检，最后把那些最难或者最不值钱的样子母亲留着自己织。到了七十年代后期，采取织花边的钱交生产队买工分的政策，母亲连续几年织花边买工分的钱高达360多元。那时360元钱，比现在的3600元还要贵重。在母亲带领下，我队的妇女织的花边最多最好，对年底开支的生产队经济收入做了大贡献。
母亲爱社如家。有一年秋天在山里收花生，母亲亲眼看见一个妇女把地里的花生让土埋掉了，母亲心疼地捡起来并顺便说了那个人几句，不想那妇女掉过脸来当着众人讽刺挖苦我母亲，话说得很难听，母亲一声不响地忍耐着。后来队长过去把这个妇女已收过的花生地用镢一扒拉，那掉下的花生就露出来，队长把这个妇女当场狠批了一顿。
母亲织花边挣的钱远高于她在队上挣工分所得。但是打麦场和秋天摘花生的大忙季节，母亲从来没有旷过工，都是整日整日在场园里干活，干一天活，带着浑身的泥尘回家做饭，等我们姊妹三人吃完饭后她就点着煤油灯，整夜地织花边，多少个夜晚，母亲就是这样织呀织呀，一直到鸡叫，有时花边催货了，母亲一织就是通宵，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织花边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第二天照样下地。这多少个不眠之夜，耗尽了母亲多少心血！
有一年秋天，母亲几次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往裤子里装花生偷回家，母亲实在看不下去就把这个事情报告了队上的保管员。第二天散工时，保管员从这个妇女裤子里搜出了花生。这个消息不知怎么叫那个妇女知道了，竟和母亲几年见面不说话，后来还是母亲感动了她。
母亲为什么对集体这么热爱，我长大后，母亲意味深长对我讲：“你爹去世后要不是两年后入了社，我们这个家就很难撑下去了，你也别指望去念书了。”这简洁朴素的语言，道出了母亲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她一生中为什么关心着我们姊妹三人在政治上的进步，她就是要看看我们对党的事业忠诚的程度！她是一个公而忘私母亲的模范。
苦难的童年、艰难的青年和中年岁月，给母亲烙下了一个深深地慈善烙印。2002年，75岁的天津表哥在回忆母亲的时候也说过：“小姨最怜悯穷人。母亲从小在我大姨家住的时候，那时候兵荒马乱，讨饭的穷人特别多，但不管什么穷人讨饭到大姨家，大姨和母亲都把家里能拿出的充饥东西拿出来打发穷人。”有时没有熟食，母亲就把生地瓜干和干玉米拿出一些给穷人。我清楚的记得有这么几回难忘的记忆：
大约在1954年左右，我村来了两个男一个女的盲人说唱组，天天晚上在露天地说大鼓书。一晚上唱好多段，累得口干舌燥，母亲深知他们饿得很，就打发我把五个煮熟的嫩玉米棒子给他们送去，走时又加了咸萝卜。有时晚上打发我送个玉米面饼子和熟地瓜，每次送去，我都看他们狼吞虎咽，最后那一次母亲还让我用小泥罐盛了水捎去。临离开我村时，三个盲人要赶到我家去感谢母亲，并非要给我算算命。母亲推辞不过去，就把我送过去，并忙把口袋里仅有的五角钱给了那人：“借你的吉言，我腰里只有五毛钱送给你，别嫌少。”那盲人感动得收下了。
还有一次，母亲用义父的骡子驮着妹妹和弟弟从姥姥家回来走到村外的大河旁，母亲看到在河边有一个躺着的人。过去一看，原来是前几天在我村讨饭的半傻中年人，看样子饿得不能走路了。母亲赶紧勒住了骡子，从驮篓里拿出了一个大大的烧饼，又拿出了两个包子送了过去，那个人一把将烧饼拿过去放在嘴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接着又把包子吃了下去，母亲看他吃完，又能拿一个馍馍给他。在那个时代，别说是要饭的，就连我们姊妹三人能吃上这样一顿也少有过。母亲过去告诉他别在河边躺着，一旦发大水有危险。那讨饭人一下子站起来。我和母亲过河就走了，走出去很远，那个讨饭人还原地站在那里看着我们……
母亲坚强的性格和那要强的心理凝聚了她对我们姊妹三人抚养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自我父亲去世后，母亲从来没有让我们穿不上衣服，穿不上鞋。虽然衣服有补丁，但在母亲手里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在那漫长的冬夜，母亲在油灯下一针一针地给我们纳着鞋底，然后又把几层布粘在一起，给我们每人做鞋。为了让我们这些没有爹的孩子过年穿上新衣，然后又一针一针地给我们缝裤子、缝衣服，过年让我们姊妹三人都穿上新衣鞋。家里再穷，过年过节母亲照过不误。从正月十五、二月二、清明节、到五月端午，六月六、七月七、八月十五、九月重阳、十月初一、过冬至腊八小年，母亲一个节也不拉下。哪怕全家吃一顿地瓜面饺子，母亲也精心调理，味道十分可口，让我们饱饱吃一顿。母亲对我又特别疼爱，即使做一个玉米面饼子。母亲也分一半给我，掰下的一半再分给弟弟一半，剩下的那一点留给妹妹。自己从来不吃或很少吃。
母亲对爷爷奶奶十分孝顺。在农村节日里，只要我家改善生活，哪怕包一顿黑面饺子，母亲也盛一大碗打发我去送给爷爷奶奶。在送去的路上，有一家养着两条大狗，有一次直扑着我而来，我吓得把盛饺子的篮子都丢了，跑到奶奶家里吓得说不出话来。从此再送好吃的给爷爷奶奶，我只得绕一个大胡同走。使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母亲在北坡刨地刨出了两个大百合，母亲告诉我这是爷爷当初种的，应该送给爷爷吃。我第一次看见百合，而且怎么也估计母亲会留下一个或者至少会给我几个百合瓣吃。没想到中午回家母亲把两个百合煮好后让我全部送给爷爷。一路上我想：爷爷奶奶会给我吃的，送去后奶奶把百合收下送到躺在炕上的爷爷那里，我站在地下的水缸前足足有二三分钟的时间，竟没有得到奶奶的回赠。我怏怏地回了家，可能在爷爷奶奶心目中我家肯定会有百合的，但只有上帝知道，母亲把得到的两个百合全部送给了爷爷，她和我连一个瓣也没吃。我当时确实馋极了，我从心里埋怨母亲。这段令我耿耿于怀的记忆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和对伦理道德的理解，也慢慢领悟了母亲为了孝敬父母不惜为爱子付出的貌似冷酷的代价。这就是母亲为人道德的全部秘密。她这种孝心和不动声色的典范，越发使我感到她内心世界的庄严，让我从幼小的心灵中接受了人生孝道的启蒙。尽管对孝顺的内容我当时并不懂得，但长大后使我深深感受到荡漾在母亲血液中那种无坚不摧的道德力量。30多年后我在牟平花了二十几元钱买了几斤百合，美美地吃了一顿，做为对三十多年前那次难忘的“失落”的补偿，但在美味无穷的品尝中，更让我品味出母亲那令人景仰、豁达高贵的精神力量……
母亲古道热心肠
1955年春天，母亲和我一起挑着一担香椿去大杨家村赶集。这些香椿已不是第一茬第二茬了，虽不那么值钱，但仍可腌咸菜。我和母亲等人来买的时候，大杨家村一个和母亲曾在一起纺丝线的中年妇女和母亲交谈起来，母亲知道她的大儿子前几年生疹子死了，男人在山上打石头把腿跌断了，母亲用衣襟擦着眼泪对她说：“老妹子，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帮什么忙，你不嫌，就把这担香椿留下吧。”那位中年妇女先是不要，后是感动，最后母亲让我挑着香椿送到她家。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和母亲赶集卖东西，最后一无所获回了家。
单干到初级社的时候，我家山地的地堰上有十几棵山桃树，每到秋天，我和妹妹一天去摘一担回来，接连摘好几天，那桃子很好吃，每次到家后，母亲让我和妹妹给街坊的老人和家境不富裕的人家，一家送一大瓢，我和妹妹一直送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吃饭。
1970年，母亲在栖霞给我看孩子。我到集上买了一担柴禾，那个卖柴禾的中年人等我把钱付完后，扛着扁担就走了，我正在垛草，母亲出来发现卖柴禾的中年人把两根绳子忘记拿走，母亲着急地对我说：“一担草才值几个钱，这两根绳子值五担柴禾，赶快送给人家。”我急忙拿着绳子赶出大门一百多米，幸好卖柴禾的人走得不远，我赶上送绳子时这个人又惊又喜，不知道说什么好。
母亲的慈善义举还很多，在我幼小心灵种下的这颗慈善的种子，一直在我心中扎根，开花，结果。今天，我荣幸地当选为山东省慈善总会的会长，这也是母亲长期对我熏陶的结果，我一定当好这个会长，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我那慈善的母亲。
随着我在政治上的不断进步，母亲从来没有利用我的职权去得取她个人的一点私利。相反，她做了那么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善事。
我从栖霞调到观水的1979年，县里给了公社两个农转非的指标。我和母亲属两县两地生活，并且我参加工作的时间已超过10年，公社党委讨论时就给了我一个指标，让我把母亲转出来。当时母亲住在我家，晚上我和爱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得那么高兴，她很平静地说：“你刚调来当书记，就让我转非，人家不说吗？”我向母亲做了解释，说是党委会讨论决定的，母亲问：“有没有比你更困难更需要转非的同行？”我说有，但他们是一般干部，不在转非的范围。母亲不高兴了，“一般干部更应该考虑，把这个指标给他，我不转。”说得是那么恳切，又是那么地坚决。我只好把这个指标让给一个姓宫的同志。这个同志非常受感动，干工作比以前更有劲头了。
第二年我调到宁海镇，年底县里又分了两个农转非的指标。和上次一样，党委又给我一个指标把母亲转出来。有上次的教训，我这次用试探的口吻征求了母亲的意见，母亲说：“我还是那个意见，你刚来，给我转非，影响不好，把指标让给别人，比给我还好。”我只得按照母亲的意见又把这个指标让给了另一个同志。
1986年我当了县长，1988年底又当了县委书记，县政府和县委两个班子的成员都劝说我在这个位置上母亲户口还在农村的，恐怕全省不多甚至没有了。这次我回到老家说服母亲，最后还是没有说服她，反而被她说服了。从那以后，我知道母亲决不利用我的职权去给她转户口，我再也没给她提及此事。一直到母亲去世，她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静静地躺在她这块充满感情的热土上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
1984年，我村实行了联产承包制，土地开始按人分地了。村里原来考虑在村西的平泊地单独给母亲分一亩地，便于耕种，母亲坚决不要，坚持和大家一起抓阄分地，结果这一亩地分在南山坡的高山顶上。春天回家，母亲让我和爱人、弟媳和妹妹搀着她非要到几百米高的山顶上去看看她分的地。那是一个大风天的下午，我们搀着母亲好不容易到了山顶，看看这一亩地挂在山坡上，分成三块，每块的长度近百多米长，母亲坐在地头上用衣襟煽着脸上的汗，微微地笑了。她笑得那么深沉，心底好像有一股难言的话语。我和母亲商量把这一亩地转包出去，每年收一点地租就可以了。母亲坚定地说：“不行，不能收租，这不和过去地主一样吗？”我说，上级的政策允许转租，但母亲坚决不答应，就这样把地白白地转让出去直到去世没收半分租金，没和村委人要半点待遇。
母亲在村是出名的公道人。街坊邻居因家务事闹纠纷，街邻之间有争吵，常常找母亲去评理，母亲不管再忙再累，只要人家找到她，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去用理说服人，直到把双方都说服了才罢休。
1985年春天到1987年春天，母亲到辽宁鞍山我当兵的弟弟那里住了近两年。由于长期的劳累和艰苦生活的折磨，母亲在鞍山被查出患有糖尿病，从此母亲就进入了她带病生活的晚年期。
从1987年到2000年母亲去世这13年中，绝大部分药费都由我负担。那时候，达美康一板90多元。起初，我把药拿回家，母亲总是先问问这药是不是花公家的钱买的，我告诉母亲是用我和爱人的工资买的，母亲才放心地收下。
弟弟调回烟台后，母亲大部分时间住老家，她不想离开已去世的父亲，更不想离开这块她曾经受苦难的热土。她对家乡、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充满了一般人所没有的感情，这一点深深的感染了我。母亲糖尿病并发症经常发生，弟弟把母亲接到烟台，每次住院，小则十几天，多则一个多月，那时弟弟妹妹的工资都不高，住院费几乎是我一年积蓄。每次住完院出院时，母亲几乎都问问给医院算帐了没有，用的谁的钱。那时我一年积赞下来的工资，几乎全用于母亲的住院治疗，直到母亲去世，我一分钱都没有在公费报销。我觉得用公款报销母亲的药费，不仅在政治上丧失一个领导干部的气节，更重要的是对我那大公无私母亲从孝道和良心上的背叛。
1995年秋天，我第二次把母亲接到济南，给母亲两个眼睛做白内障手术。那时一天三顿饭，都是我陪着母亲在她床上单独吃。有一次母亲吃饭时问我：“我做的那手术花了多少钱？”我就把在市二院和省二院两次手术钱给母亲讲了，母亲很怀疑地问我：“你当市长，市里医院敢收你的钱？”我告诉母亲，这是国家的规定，谁也不能违反。
1996年春天，每年一度的“三月三”，母亲无论如何坚持回老家赶三，我和母亲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最后一次相处，就这样永远的结束了。
母亲从来不沾集体的便宜。1998年5月，我回家给母亲过生日，母亲从床铺底下拿出一千元，告诉我这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送的。她说：“这个钱我不能要，你去告诉他们，你给村的老百姓办的好事是应该的，不能答谢我，当然也不能答谢你，我花钱有你们弟兄俩就足够了。”我按照母亲的意见把钱退给了村委，从此村委会再也没有给母亲送过钱。
但是我和爱人给母亲的钱她都要，几乎不拒绝。有时在背后我和爱人议论：“咱妈也不能到街上买东西，她留着钱干什么？”后来才知道每逢过年过节，母亲把这些钱分给我的三个儿子，（后来还有儿媳孙子）一个侄子，两个外甥，等于把这些钱又给我和弟弟妹妹退回来，二是用来打发街坊邻居。母亲剩下的钱全部化整为零，有一元的、两元的、五元的、拾元的。母亲很可怜村里的穷人，人缘口碑特别好。下来土特产品瓜果梨枣花生地瓜，街坊邻居都送给母亲，母亲从来不让人家空着蓝子走，而是把我捎给她的大米给人家舀一瓢，或者把零钱给孩子上学，有时她在床上睡着了，人家把东西送去，母亲醒来问明情况，就让我妹妹把别的东西也送一些给人家。时间长了为了减少麻烦，我妹妹把来送东西的人代表母亲一一打发，母亲知道后很高兴。
从我18岁走上革命道路那天起，母亲从来不让我到村食堂吃饭，也不让我到任何街坊邻居家哪怕是我的好友家吃饭。母亲说：“到村里吃饭影响不好，大家伙还有意见。街坊邻居请你吃饭标准高了，人家得花钱，标准低了，人家难为，住家过日子不容易啊。”按照母亲的教诲，四十多年来我只有1984年党支部几次派人来请实在推托不掉而且母亲也允许了，中午我在村里吃了一顿饭。以后再没有吃村集体一顿饭，也没有一次到任何一家去吃过请。母亲确实是一个一心一意为别人着想的好心人。
思母绵绵无绝期
1999年7月1日，旧历五月十八日，是我政治母亲和生身母亲同一天的生日。6月30日，我在青岛参加会议后，和爱人与烟台市委书记任海琛同志一起到烟台给母亲庆贺81大寿。任海琛同志知道我的母亲和党的生日是同一天时，非要把母亲接到东山宾馆三号楼去过生日。我推辞不过只好答应了。第二天上午我去接母亲去东山宾馆，母亲吃惊地问：“接我到哪里去？”我就把真情告诉了她。母亲说：“在你弟弟家不挺好吗？为什么非去麻烦人家，我不能去。”我告诉母亲，今天也是党的生日，我们到宾馆给你过生日很有纪念意义，母亲答应了，但马上问：“吃饭花多少钱？如果叫公家给钱我不去。”我和弟弟说自己给钱。那时母亲病重在身不能走路，只能坐轮椅了。中午吃完饭后，我推着母亲在宾馆周围转着看看，母亲给我说了两遍，只准这一次，不准第二次来麻烦人家，我答应了。
2000年春节，身患重病的母亲还是坚持回老家过春节。尽管她坐着吃饭都很困难，基本上不能接受乡亲们对她节日的祝愿和问候，但充满无限感情的母亲还是要回家和大家见面。我从济南赶回家，坐在炕上的母亲摸摸我的头，摸摸爱人的手，她的左眼已经失明了，右眼的能见度也很低，看不清我的面孔，她只能摸摸我的脸，拉着爱人的手久久不放。看到炕上母亲仍然铺着那床足有十几年的旧褥，我知道母亲坚决不让换新的，心情很酸痛。晚上母亲让我把她抬到院子看看街上放的礼花。等到络绎不绝的人来给母亲拜年问好时，母亲躺在炕上再也没有力气坐起来接受众人的问候了。
我和弟弟已经从母亲的身体状况预想到母亲要离开我们。正月初五和弟弟妹夫一起到父亲的坟旁选择了母亲去世后的葬处。想到母亲要离开我们，我心如刀绞，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正月初六，我和爱人孩子都要离开家了，母亲紧紧拉着我的手，又用力握了握，我感觉到这是一种慈祥的厚爱，也是一种无形力量的寄托。母亲只能从窗口用目光给我们送行了。上车后我的爱人热泪盈眶，车子一离开村竟禁不住在车上大哭起来，一直哭出20多公里……
母亲和我爱人相处30多年，对我爱人像亲女儿一样。母亲帮助爱人拉扯三个儿子，那时候我和爱人的工资加起来64元，生活异常艰苦，我和爱人及孩子几乎都是穿补丁衣服，席子破了就里外颠倒过来铺。床单破了就从中间剪开重新缝合好再用。我在公社工作时又很少回家，家庭重担全落在爱人身上，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全心全意帮助儿媳省吃俭用料理家务，用尽精力织花边来补贴家庭的开支。爱人任劳任怨，从不和母亲吵架。母亲有时脾气急躁，批评几句，爱人从不和母亲计较，埋头工作，勤奋料理家务，婆媳间建立了一种远比千千万万家庭所难有的深厚感情。爱人的眼泪既是孝情的绽放，也是发自内心对31年和睦相处的慈母的一种伤感。
2000年6月，参加在烟台召开的全省科技大会，正好又赶上母亲的生日，市委书记任海琛等同志还是坚持把母亲接到东山宾馆过生日。想到母亲去年对我的要求，我谢绝了，在弟弟家里给母亲过了生日。母亲已经不能下床，我把宴席上的蛋糕和饭菜拣了一些端到母亲床前，把母亲扶起来，和母亲一起过了她最后一个生日。
母亲一生没有掌过权，用过权，但她用平平凡凡的小事构筑她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崇高形象，她用这个形象，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终生在为人民掌权用权的过程中，不谋私利，一心一意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和广大群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在济南任十年市长，家里电话号码从来没换，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打通，这是母亲人格魅力给我的力量。我离开市长这个职位到省里任副省长，已经近四年了，每当我和爱人、孩子在街上行走时，市民仍呼我市长时，我感到百倍的亲切，市民们没有改称呼，就意味着对我感情的倾注，我离开济南后市民们对我的评价，我相信党组织和认识我、千千万万不认识我的人们，心里都有一杆公平的秤，联想到古人“欲建功于天下，必修于闺门之内”的古训，我深感十分有道理。闺门之内的家德教育用母亲的道德力量传给了我，又使我很快的溶合到党的教育洪流中，才有了我的今天，有了我值得庆幸的一生。
2000年10月28日，阴历十月初二晚上，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悲痛万分，连夜赶往烟台。深夜两点我赶到医院，烟台的领导把我带到母亲的病房，母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永远闭上了她那慈祥的眼睛。我含着泪摸着母亲的脸，又摸着她那已经伸不直的双腿，心如刀绞。我守在母亲身旁，整整到第二天下午。
母亲去世的消息，从多个渠道不胫而走，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当地群众送来了花圈，在火化场母亲的灵堂，亲朋戚友和各界送来的花园已摆满了灵堂大厅，又在路两侧也摆了两行长长的花圈，向母亲遗体告别的人不知多少，只知道告别仪式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遵照母亲的遗言，我和弟弟妹妹丧事从简，既没有送灵的长长的车队，也没有雇吹手吹吹打打，更没有穿白衣戴孝。当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弟弟捧着母亲的遗像回到家乡时，村委会的门口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大门口站不开，人们就站在远处的高台上，站在河两边的石台上，我村总人口1200多人，这一天，人们放下手里的活儿，党支部和村委会没有统一组织，村里足有六七百人自发地起来向母亲的遗像进行了三鞠躬，各家各户自觉送来的黄烧纸整整两大堆。从我村到父亲的坟地不足一公里的路上，前来送葬的人群自动排成两行。母亲的骨灰盒已到了坟地前，后面的人群还没离开村子，七十多岁的老支部书记邢绍山和一批老党员、老干部，现任的支部班子，村委会班子、母亲生前友好，受母亲惠及的街邻都来了。母亲的丧事极其简单，但是在母亲骨灰下葬后举行的三鞠躬长长的队伍中谁都想给母亲鞠躬，以表示对她老人家的深切哀思。葬礼却持续了一个半钟头。两大堆烧纸烧了整整一个钟头。缕缕青烟飘向那万里无云的蓝天，一片片纸灰在和煦阳光下缓缓散落下来，难道这是母亲的忠魂在人间的飘舞吗？
说起来很奇怪，也可能是一种巧合。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天气突变，北风怒号，乌云密布，大海波浪涛天，路边的树木落叶纷纷，树枝发出呜呜的悲鸣。但是到了第三天下葬的早晨，风停止了呼啸，天空放晴了，蓝蓝的天上没有一丝白云，阳光暖暖的，山山水水显得那么和谐，那么静谧。2001年、2002年、2003年连续三个周年期，我都带着爱人、儿子、儿媳和孙子给母亲祭悼，天空都是那样的晴朗，天气都是那样的暖和，这是不是上苍对母亲恩德的回报呢？
母亲走了，她走得是那样的潇洒，那样的郑重。她哭着来到了世上，笑着离开了人间。她笑得是那么的坦然，那么开心。她在抚养我的家乡热土上生活了整整58年，洒下了无数的汗水和泪水。她用这无偿的汗水和泪水，灌浇着我父亲给她留下的这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当她笑着离开我们的时候，她已经深深感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怀抱中享受到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更使她感到自豪的是，她两个儿子已经在党的怀抱里成长壮大，四个孙子又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当她挥手向我们告别时郑重地对我们说：“你们已经长大了。”
再见吧母亲，您空着手轻轻地走了！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您的高贵品质和以天下为公的精神却给我们弟兄二人留下了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我们已经利用这些比金钱还贵重的精神财富，为党、为人民、为社会创造了数以万计的物质财富，党和人民给我们的政治上如此庄重的高位，已经给您永不消逝的精神以最大的安慰，您老人家放心吧！
安息吧母亲！您静静地躺下的时候，还有两个月零两天，人类就进入到21世纪，您是在世纪之交前匆匆离开我们，静静躺在地下，您交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在新世纪把您的牺牲、奉献接过去，继续让我们为党为人民发奋工作；继续把您疼爱的四个孙子教育好，培养好；继续把您的精神传下去，永远发扬光大；让他们在新世纪有新的更大的建树！
放心吧母亲，您的心血决不能也不会白费，您在九泉之下，已经听到了这六年来我们兄弟俩在一文一武的岗位上创造着让党和人民高兴满意的一个又一个业绩。我俩也很快就要离开工作岗位了，让您放心的是我们决不会也不能改变本色，永远忠于您衷心热爱的党，永远忠于您崇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您衷心拥护的社会主义制度，永远以您为榜样，永远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永别了，母亲！千言万语说不尽您高山一样的养育之恩，今生今世难报您大海一般的深情。我愿这篇以几十个不眠之夜写就的文字，像朵朵鲜花，像簇簇绿野，像悠悠云锦，像片片白雪，给您送去春的问候，夏的清爽，秋的丰收，冬的温馨。愿齐鲁大地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愿胶莱河畔那衣着褴褛的母亲，愿那些正在养育着非凡和平凡儿女的伟大母亲，愿天下那些为建设家园、为儿女成长、为祖国富强，以慈爱博大的胸怀，艰苦韧忍、孜孜以求的母亲——平安、健康、幸福！
母亲永在我的心中！
【作者简介】谢玉堂，山东省家庭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山东省慈善总会会长，山东省原副省长、省政协原副主席。
此文写于2006年8月8日
焦红军点评（之二）：
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
——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谢玉堂先生长篇怀念文化散文《平生难忘慈母恩》文章读后
读了谢玉堂省长的长篇怀念文化散文，才真正地感受到：省长的散文是真散文、大散文，一字字，一句句，犹如播撒在人间大地上的诗行，震撼人心，感动心灵。这使我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随随便便的成功，成功不是一下子就会到来的，它建立在长期的付出、忍受、为革命的目标奋斗和超越自己之上，正可谓陈毅元帅为子女所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可以说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也是一个人成功的必修课。跨过荆棘，才能到达坦途。
母亲经受的苦难，铸就了她一生对旧社会的无比憎恨和对新社会无限热爱的高尚品质。她从心里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
母亲独立抚养三个儿女，年轻守寡，终不改嫁，面对苦难，她以羸弱之躯一力承担。并非是封建思想的影响，她只是想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未来。她在自身困苦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帮助别人，这些高贵的品质在省长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省长在很小的年纪就已经懂得家庭遭受的苦难，他尽自己所能帮助母亲，甚至怕考上高中不惜作假，就为了留在母亲身边帮她挑起生活重担。在苦难的环境下感恩、进取，永远不向命运低头屈服，母亲给了他无穷的力量。
省长在革命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进步，在母亲看来都是党对儿子信任的印证。她看重的不是官位，而是党对儿子的信任程度。可以说，她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制度那颗纯粹的心，全部凝聚在对儿子进步的鼓励和监督上。
有这样几个细节：
在明朗的月光下，母亲坐在院子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20岁了，长成人了，翅膀也长了，该自己飞了。但要看准方向，知道往哪飞。”这是多么有重量的语言啊！
走的时候，母亲把我送到吉普车前，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为工作坐车不要紧；如果来家看我，不要坐车。还是骑着自行车来家，年轻轻的也累不坏。”我完全明白了母亲的意思，从此我和爱人回家看母亲都是骑自行车。
临别的时候，是一个深夜两三点钟的秋天，面对这位毅然抛掉自己幸福而为我甘心吃苦道德高尚的母亲，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在夜色茫茫的西去县城车站的路上，我深切地感到，正是母亲这崇高道德的力量催促着我快步地正式踏上这革命生涯的征途。
我获得“爱民市长”的荣称。每逢我自己在大街行走或带着小孙子到商店时，市民碰见我时都热情地叫我市长，很少叫我省长和主席的。能得到这样的殊荣，一是感谢党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这是最根本也是第一位的，二是感谢我的母亲对我的教诲，再确切一点说，从母亲亲身经历的苦难中使我懂得了怎样爱民的道理。
省长全篇以描述母亲所经受的人生苦难为明线，以自己的成长过程和奋斗历程为暗线，忆苦难，感母恩，写母情，整篇文章虽长，但读起来，不仅没有让人感觉到文字冗长，而是感到有血有肉，字字珠玑，吸引读者急切地读下去，有一气呵成之感。文章在结构上明暗交替，主次鲜明，寓情于理，夹述夹议，上中下三篇，紧扣主题，平行推进，让人感觉到：作者不愧是写作文章的高手，领导中的大家。
焦红军，山东省散文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昆嵛》文艺主编。近几年专注于胶东地域文化的研究和文化散文的写作与探索，目前已出版文学专著多种。代表作品：《冰心与烟台》《北大三老的旷世爱情》《沿着王小波走过的道路》《我喜爱的三个画家》《烟台葡萄酒的三种味道》《全真道士——马钰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