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难忘慈母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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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艰难岁月
1952年，年仅32岁的父亲因积劳成疾去世了。那年我6岁，妹妹5岁，弟弟才9个月。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和我幼小的心灵是个沉重的打击。
本来，在1949年，上级决定让父亲参加南去接管青岛的干部队伍，但出于工作的需要，党组织把父亲留下了。我的父亲虽然只读过四年书，但文才很好又打一手好算盘，加上党的培养，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父亲能立三等功、二等功，没有他对党的忠诚是挣不来得不到的。1949年胶东刮台风，庄稼几乎绝产，家境十分困难。父亲忙于工作，家里的活干不了，经常雇一个短工，母亲抱着妹妹领着我去送饭给雇工吃。吃完饭母亲就在地里干活，我和妹妹在地里玩。母亲从不叫苦，她知道父亲肩上的担子。我常常跟着母亲到井边挑水，母亲挑着一担水上家门口高台时两腿都发抖，只得半侧着身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挑上去。每到中午和晚上，母亲打发我去叫父亲回家吃饭，父亲会高兴地把我扛起来，我捧着父亲的头，坐在父亲的肩上，心里美极了。时间长了，我常早到村政办公室去等父亲。他们有时好几个人开会，有时还打算盘，还在写什么。我等父亲的目的是让父亲扛着我回家。1951年下半年父亲因劳累病倒了，从此再没有爬起来工作。1952年春天，党组织把我父亲送到青岛治病。大清早走的时候，母亲极力忍住悲痛，好言劝慰父亲，鼓励他安心治病。当父亲的身影消失在远方，母亲关上门坐在炕上忍不住大哭起来。她知道父亲这一去很可能就难再回来了。果然不出母亲所料，父亲的病在青岛治疗一个时期，又转到天津。表哥表姐没有把病情告诉父亲，尽了最大努力进行救治，终于无济于事。8月，父亲坚持回家和全家人过一个团圆节，坐火车到了桃村，乡亲用担架把父亲抬回了家。在父亲回家的二十几天里，我几乎天天守在他的身边。父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我常听到他嘱咐母亲怎样把我们姊妹三人拉扯大，怎样咬着牙过日子。有一次父亲劝母亲如果实在过不下去可以嫁人，母亲马上打断父亲的话说：不，我不嫁人，我有一口气，也要把孩子拉扯大，你放心，我决不走那条道。父亲又摸着我的头问我：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我哭着说：我有妈妈。父亲捧着我的头哭了，母亲哭得更悲伤。
给父亲送葬时，我和妹妹赤着脚走在父亲的灵柩前。送葬的人和看葬的人几乎都哭了，特别那些女村民，没有一个不落泪的，站在高处的几位街坊嫂子都哭出了声，这哭声至今还音犹在耳。这哭声表达了乡亲们对父亲的哀思，更表达了对我这个慈善母亲的同情。
父亲的离世，把许多不祥的忧虑笼罩在我幼小的心灵。我的家再也没有父亲健在时那种温馨之感了——孤独、悲伤、苦难、寒冷一下子覆盖了我的家庭。在解放初期那个一家一户的单干年代，这个日子确实太难啊！
家里有八亩地，分散在村东村西，距离近十里地。家里只养着一头母牛。坚强的母亲擦干了眼泪，挺起了腰杆，勇敢地挑起这沉重而艰难的家庭重担。
我清楚地记得，早晨我和妹妹、弟弟睡醒后，母亲已不知什么时候下地走了，我踏着凳子把锅盖掀开，取出母亲已经做好的早饭，我和妹妹吃完饭再喂弟弟。中午，汗流浃背的母亲扛着锄头回来了，放下锄头以后先给弟弟喂奶，然后挑起水桶挑一担水，再给牛添上草，就忙着烧火做饭。饭后再给弟弟喂完奶，让弟弟睡熟，母亲趁着人们午休的时候，又悄悄地给我关上门扛着锄，提着篮子下地走了。天黑了，下地的人们都已走回来，我坐在门口大街石台上等着母亲，不知道母亲是从东边回来还是从西边回来。我左右看望，路上已经很少有人了，昏暗中母亲才影影绰绰地出现，篮子里满满装着山菜，回到家第一件事是把弟弟捧到怀里喂奶。有一次母亲下地回来，我和弟弟在门口等母亲，母亲一看弟弟那憔黄干瘦而且沾满污垢的小脸，流着汗水把弟弟搂在怀里，坐在不远处的玉顺大嫂见此情景禁不住捂着脸哭了起来。我长到十几岁时母亲告诉我她为什么早出晚归的理由。原来母亲从她强烈的自尊心考虑，扛着镢、扛着锨、扛着锄下地怕人家笑话。她毕竟才34岁，而且是一个小脚妇女，也曾是我村的“第一夫人”。从我记事起，小脚女人从来没有扛着劳动工具下地的。看着人家男人扛镢，女人提着篓下地，母亲从内心有一种自卑感。但母亲又是一个坚强而有道德感的人。自父亲死后，母亲怕人家说闲话，她从来没雇过短工，硬是咬着牙里里外外一个人支撑着这个苦难的家庭。幸好父亲去世时想到母亲难处，让我认他的一个多年至交为义父。义父家里有毛驴、有牛，我家八亩地的大活主要是义父担当。义母也是一个很厚道的人，有时我们两家合在一起干活。义父在父亲去世后对我们家庭的支持是很大的，他自己家还有十几亩地，真是很不容易。我七岁就跟义父下地，帮助拉耠子，赶毛驴送粪，驮柴禾。我也经常和母亲一起下地劳动，尽力干那些我能干的活。下地回来，我一边走路一边拣些干草和枝条。母亲看见我这么小就给大人分忧，十分欢喜，夸我有出息。
我的母亲手很巧，做小米干饭、擀面条、包饺子都非常出色，她织的花边在全村一直保持着第一名。不管多难织的花边到我母亲手里都轻而易举。母亲白天下地，晚上点着煤油灯，整晚上哗啦哗啦地织着花边。有时为按期交货，母亲一直织到天明，白天再去下地。母亲用她这只勤劳的手维持了我家庭三十几年的生计，一直到她66岁。我和爱人结婚6年也没戴上手表，1975年我和爱人狠心买了一块上海表，母亲用织花边的钱给我付上了。我在县委当副书记时月工资34.5元，爱人工资30.48元。母亲给我看着孩子，料理着家务，整天不停地织着花边，一个月下来，少则二十几元，多则三四十元，给我们补贴家用。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母亲这双勤劳的双手，我的这个家庭很难支撑下去。
母如磐石 少年立志
母亲端庄贤淑，1.66米的个子，一头乌黑的头发，当时在我们这个三百多户的大村堪称百里挑一。有一次街东一个单身汉托人给母亲说媒，母亲不仅当场回绝，而且后来在街上碰到那个求婚人还奚落了他一顿。她脑中固然有封建社会“三从四德”意识的束缚，但她决不单单受封建意识的羁绊，在她的心目中，我是一个革命的后代，她从我身上本能的察觉到我是一个值得培养的孩子，自己决不能再嫁人，那样很可能毁了我政治上的一生。1954年，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妇女解放的婚姻法颁布了。这是解放中国妇女的一部大法，几千年来套在中国妇女头上的这块沉重的枷锁从此被砸烂了。我省郎咸芬同志演出的反封建压迫的“李二嫂改嫁”唱遍了齐鲁大地。我的家乡也演起来。全社会的人都同情李二嫂，但母亲始终没有被“李二嫂”的行为所左右，所影响，丝毫没有改嫁的意识。当时和随后的几年里，姥姥家、姨家一些了解母亲情况的人，都先后找过母亲，劝说母亲再走一步，但都被母亲拒绝了。母亲对他们说：“我走一步容易，太差的人家我也不会去。我走了有两个对不起，一对不起孩子他爹，他给我留下了两条根；二对不起孩子，孩子有了后爹，孩子的将来我就不全说算了，以后再有个三大两小的，关系我不好处理，后爹不好处理，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不好处理，这是何苦呢？”说得这些提媒的人连连点头。母亲用她这个貌似封建意识的刚强性格，显示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农村妇女的高尚品质。当时我村那些改嫁而走的妇女，母亲也给了她的应有的同情，唯有母亲坚持自己的道德理念，坚决不改嫁。当时也有人说：“你指望孩子，孩子长大能给你什么？”母亲坚定地说：“我家没有生分的根代，我相信孩子长大不会生分。我也不指望孩子长大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当个庄稼汉能下力有饭吃就行了。”记得1957年我11岁时考上了公办完小。当时完小有公办、民办两个班。公办不仅学费便宜，老师的教学质量也配备得高。那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母亲从妹妹口里知道我考上了公办，全村40多个毕业生只考上了7个，母亲流泪了，她坐在我身边，摸着我的头爱怜地说：“没有你爹，下地干活你旷了不少课，还能考上公办，有出息，没白费了我的心……”是的，在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里，家里没有劳力，我经常请假下地帮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有一次我赶着毛驴从山里往家里驮柴禾，在学校外我听到老师在给全班同学念我写的“春天”这篇作文，想到那么多有爹的孩子，无忧无虑坐在课堂上课，而我赶着毛驴一上午驮两趟就是20多里路，心里一酸就掉下了眼泪。回家后母亲看我好像哭过，问我怎么了，我说汗水流到眼里，我决不能去触动母亲那颗本来被刺痛的心。我是老大，家庭当时的情况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讲我不能再读书了。读到四年级就很不错了，但母亲硬是不准，我知道母亲含辛茹苦供我读书的良苦用心。1962年考高中时家庭的现实，使我不得不背着母亲开始做假了。我必须以考不上去为理由来说服母亲。班主任老师在毕业前的一个多月发现我不那么认真学习，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了好长时间。我当时毕竟是班干部，要带头啊！在栖霞一中考场上，我激烈的心和动荡思想进行着无情撞击，我清楚地明白手下这支笔对我母亲报恩的重量，我不能再上学了，我已经长大了，应该给母亲家庭分忧了。正好文科考试题的题目是“记一个人”，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母亲这个命题，真实地记载着她那令我难忘的恩德。作文做完后，其他的考题我忽然觉得是那样的苍白，那些我完全能答上的数学题和化学题显得是那样的无情和卑鄙，我屈服了，我向诚实的知识真理低头了……我把卷子违心地推到一边，在想啊想，我这样做对得起辛辛苦苦供我上中学的母亲吗？对得起培养我三年的母校吗？对得起对我寄予重望的校长和班主任吗？但脑子中另有一种意识坚强地站了起来，对得起，你已经16了，难道非要高中、大学才能报国吗？对这些题坚决不要答了。考试结束后我的心平静极了，回到家母亲问考得怎样，我不敢说考得不好，晚上母亲高兴地给我特意做了一顿面条。这顿面条虽然吃得很内疚，但心里暗喜。不久消息出来，我落榜了。母亲看着我没有再说什么。从她的表情里好像察觉到什么。那几天我开心地到生产队干了几天活，又抽空开了一片荒地种上了荞麦，把自留地锄得干干净净。可是不到一个星期，母校的王子敬老师来到我家，说有几个考上高中但身体不合格的同学不上学了，按照考分延伸，我在应上学的范围，学校通知我马上准备到一中上学。而对这个选择我只有向老师、母亲讲实话了：我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但我坚决不上学了。而且向老师表示回家当一个好的知识青年，远学董加耕、近学李春亭。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鸡蛋端到王老师面前，用坚定的话说：“不行，你妹妹完小毕业了，家里有帮手，你要听老师的话，一定上学去，我织花边供你上学。”面对消瘦的母亲那崇高道德汇集的人格力量和对我培养决心的如此执着，不知道是对母亲欠情的天秤失去了平衡，也不知道良心的责备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我再也抑制不住长期压抑在心里的感情，我哭了。母亲也禁不住用衣襟擦着眼睛，王老师的眼圈也湿了。老师面对着家庭的现实，面对着眼前的现实，终于同意了我的选择。我送老师到村西头，回家后带着激昂而又十分复杂的感情，写了一首650字的《五言诗》。实践证明我确实没有食言，两年的农村生活，我毫不保留把学到的知识送给了农村，我办的夜校两年在全公社评比第一名，两年两次到我的母校给应届毕业的校友做了回乡劳动和办夜校的体会报告。1964我18岁，被上级团组织推荐选拔送到省团校去学习深造。临别的时候，是一个深夜两三点钟的秋天，面对这位毅然抛掉自己幸福而为我甘心吃苦道德高尚的母亲，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在夜色茫茫的西去县城车站的路上，我深切地感到，正是母亲这崇高道德的力量催促着我快步地正式踏上这革命生涯的征途。
母亲心胸如海阔
母亲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一样有着传统的淳厚朴实、勤劳善良的品质，但与众不同的是，她脱离了农村普通妇女那些无为的低级趣味，用博大的胸怀，大方的手笔去构筑着人群的和谐。
父亲刚去世的时候，不知是父亲当干部时得罪了人，也不知是处于小生产那种狭义的妒忌，我们居住胡同的那3户人家有两户经常寻衅谩骂母亲。不仅把母亲是寡妇挂在嘴上冷讽热嘲，而且越是母亲下地回来累得浑身是汗，这两户女人都在院子里唱着小调，特别我房后那个堂婶，用扇子扇着堂叔，对着我母亲说：“你看俺有个女婿，你伤天理把男人妨死了。”这个堂婶长得很凶，骂起人来特别起劲，父亲在的时候经常批评她。这一下她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几乎隔几天就骂一次。我常常记得，漫漫的长夜母亲抱着弟弟，我和妹妹围在母亲身旁，默默地听着她几个小时臭骂。有时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就回她几句，结果她骂得更凶。她家的厕所原先在西屋窗前，父亲去世后马上搬到我家屋后。母亲养活的大白兔长到十几斤，腊月跑出门进了她家，她就用红颜料把兔子染一染，说是她养的。我从母亲身上真正体验到失去丈夫的妻子的社会处境，这在我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善良的街坊邻居对这种恶行十分痛恨，纷纷上门或在街上碰见母亲都好言相劝相慰。母亲有时实在忍不下去，受欺后常常到父亲坟上大哭一场，她哭得是那样的悲伤，一边哭一边诉说自己的苦难。我常常到父亲坟前去拉我母亲，陪着母亲掉泪。我恨透这两个恶妇。我猜想这一辈子母亲不会再理她们了，我发誓长大要狠狠揍她们一顿给母亲出气。在栖霞工作15年，在牟平工作10年的岁月里，我先后在三十几个村子驻过点，还真遇到农村寡妇受欺负的情况，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主动过问主动解决。1968年7月我下乡驻点在任留村，遇到一家弟兄三个和一个寡妇吵架，眼看到了要动手打人的程度，我一下子想到我的母亲受欺侮的情景，挺身而出制止了三兄弟的行为。弟兄3人气呼呼地冲着我吼叫，我大义凛然地批评了他们，围观的群众都替我助威，那个妇女搂着她小女儿就哭了，第二天我把腰包仅有的两元钱托人送给了那个妇女。2000年我在济南任市长时，有一天在槐荫广场看完粮食局陈列的放心馒头刚要上车，一个妇女领着小女孩一下子跪到我眼前。我还没来及反应过来，这个妇女和孩子就被广场保安人员给架开了。我严肃地批评了保安人员，让他把这个妇女叫过来，这个妇女吓得不敢过来。我走到她跟前问她为什么给我下跪，她告诉我没有丈夫了，大女儿在中专读书，小女儿在四年级读书，家里没有钱供孩子上学。我问她没领低保金吗？她说居委会不给她，我当即给陈学科副秘书长下了调查任务，弄清事情真相后，批评了居委会负责人，给她解决了低保，让民政给她发了两万元的补助。
我在济南任了整整10年市长，现在离开济南也近4年了。我走后感到最大的欣慰是济南人民给了我一个“爱民市长”的荣称。每逢我自己在大街行走或带着小孙子到商店时，市民碰见我时都热情地叫我市长，很少叫我省长和主席的。能得到这样的殊荣，一是感谢党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这是最根本也是第一位的，二是感谢我的母亲对我的教诲，再确切一点说，从母亲亲身经历的苦难中使我懂得了怎样爱民的道理。
之所以说母亲脱离了低级趣味，表现在她对待当年如此欺负她的两个邻妇的宽容上。
时隔几年，有一次大门口外面站满了一帮人，其中有两个男的高声大骂我那个能骂人的堂婶。堂婶吓得不敢出来，外面的叫骂声长时间不断，母亲在家织花边听得实在忍不下去，走到门口严肃质问那几个叫骂的男人。在场的几十个人都暗暗吃惊。在他们心目中母亲过去被她骂得太惨了，母亲听到这个骂声应该感到高兴、安慰，叫骂人的声音为什么那么高，可能是为让母亲听了高兴，没想到反被母亲训斥了一顿。许多人背后说，世上没碰着母亲这样的人。堂婶骂母亲全村出了名，母亲给堂婶解围更是出了名。
我在县里当了副书记以后，两家与母亲的关系又和父亲在世时那样好了起来。母亲不记前仇，和她们和睦相处。我用粮票特意买一些大米回来，有时还给母亲买些刀鱼，记得有一次做好饭后，母亲专门给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的堂婶送去一大碗大米干饭，上面放了三块香喷喷的刀鱼。堂婶哆嗦着双手捧过了米饭，看着站在一边的我羞愧地低下了头。母亲的心胸太广阔了，宽阔得像大海一般。
堂婶40多岁就死了。两个女儿先后出嫁，家里只剩下堂叔和在灾荒年从讨饭人手里要来的儿子。母亲非常可怜他们，经常把家里常用的东西去接济给他们。孩子长大后，很难在当地找上对象，我在牟平当县长的时候，母亲让我把他爷俩安排在一个靠海边的农村落了户，娶了亲，一直到现在。
宽容，是母亲一生全部美德的总结。她依靠这种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全村群众对她的喝彩，几十年来她那饱含宽容的目光令我多次感受到我作为她的儿子的敬佩和骄傲。
母亲从不沾别人的便宜，她和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中描写的那个细脚伶丁的豆腐西施正好相反，从来不向别人索取。母亲做得一手好饭，村东村西的红白喜事或盖房子从来不少我母亲去做主炊。别的家去帮炊做炊的，中午和晚上都把孩子叫到帮主家吃饭，走的时候还拿着好吃的回家。在那个生活十分困苦的年代，能饱饱地吃一顿好饭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享受了。但从我记事起，母亲从来没有一次让我们姊妹三人到帮主家吃饭，即使给我两个伯伯家主炊盖房，除我在那里干活吃饭外，也不让妹妹弟弟去吃饭。给人家做完饭母亲就空着手回家，我们指望母亲能带点好饭回来，但是从来没有。有几次都是帮主听说我们三人晚上吃的冷饭之后派人送来饭菜，母亲没法推辞就收下。这一点对我一生影响极深极深。
母亲言传身教
正月里是新春，胶东都兴走亲戚。我们姑舅姊妹们结伙到我奶奶家拜年，当时两个伯伯都在外工作，叔叔也是村的二把手。中午时分，母亲常常把这些小客留在家里吃饭，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大饽饽给外甥吃。这些姑舅姊妹弟兄有的知道我家穷，有的不知道，她（他）们只觉得三舅母热情，好客，在我们家能吃得饱，吃得开心。母亲从不与伯母和叔婶计较，按常理我家最不具备接待的条件，但母亲接了一年又一年，从无怨言，和农村那些为了一顿饭与妯娌们打得不可开交的人比起来，母亲脱离低级趣味过的是那么潇洒。
1958年8月农村开始大办食堂时，有一天我发现全班的同学带的中午饭全部换成了馒头或油饼。唯独我仍然是玉米和地瓜面掺合做的饼子，我打听同学才知道，村里办食堂之后所有的面都要交到食堂去，班上所有同学的母亲几乎不约而同的留出了一些白面。看到同学们拿的香喷喷的大面饼，一个个白白的馒头，我吃不下去了。一个姓范的同学把自己一块馒头给我，我也没要。晚上回去问母亲，母亲说：“上级号召吃食堂，家家都把面留下，食堂吃什么？咱家两缸子面我全都交出去了。你爹当初动员咱村大参军，如果都和共产党斗心眼，不去参军，老百姓能有今天吗？”第二天晚上我放学回家时，大小柜和箱子上的铁件，母亲出嫁时的锡壶，她心爱的大铜盆、两口锅、父亲在世时保存的那件心爱的大长矛，母亲全部捐到村里去炼钢铁了。过了几年，母亲听说这是刮五风、大炼钢铁是错误的，也露出对那些器件的可惜，但从来不后悔，从来没对党说半句不满的话。
吃食堂的时候，母亲和在家里一样对我们要求很严。吃地瓜不准剥皮、吃饭不准掉饭粒、饭吃饱就行了不准多吃。有一次食堂吃茳豆面条，一个中年妇女由于吃得太多一出门就吐了一大摊，母亲走过去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侄媳妇少吃点不行吗？别认为这是大家伙的饭吃了不心疼，如果都这样，咱这个食堂不就早倒了吗？”
1959年春天，村里安排母亲给食堂推磨。别的推磨人都往家里偷玉米面，唯有母亲不干。我上学拿饭是食堂统一发放的玉米面，母亲到山里的杨树上采一些鲜嫩嫩的杨穗给掺合着做成饼子。食堂人知道母亲从不偷面，有一次用袋子装了一些面让母亲带回家，母亲坚决不收。有一天晚上母亲对我说：“偷社里的东西回家吃，这不是让孩子从小学着偷吗？以后孩子偷了东西，你大人怎么管孩子？”这些浅显的语言现在听起来有很深奥的哲理，她肯定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她懂得修身齐家的道理。
1961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家乡人民的生活到了十分困苦的境地。中学被迫放四个月的长假。原本上中学时已转出的非农业户口被迫转回农村，社会风气十分糟糕，偷窃风几乎覆盖着千家万户，村干部没有办法，秋天就在入村的大小路口设置了关卡，所有下地干活人带的篓子必须经过翻查，有几次我的篓子也不例外。但是散工后和母亲一起回家，母亲拐的篓子一次也没有被查，免检通过，我感到非常地自豪。
开学时，学校规定每个学生要带十斤花生米回学校度荒。我记得返校的头一天，母亲坐在门槛上把我要带回校的干花生米拣了又拣，我问母亲拣什么，她说：“这里面有一些坏的、小的、我拣出来。”母亲拣得那样认真，这是她用双腿跪着领着我和妹妹从地里复收而得来的花生米（母亲小脚不能在地里长蹲，时间一长了，只能用腿跪在地上），我心酸地说：“用不着拣，到学校归大堆，谁还检查质量。”母亲说：“不能这样想，学校培养你也不容易，好比我拉弄你成人一样，如果你对我不好，我伤不伤心？过去交公粮的时候，咱家的公粮在全村都是第一，一个沙子也检不出来。”母亲费了好大时间拣完，又用秤称了称，我看着那杆秤，母亲给称了12斤。开学时，我往大堆倒的时候，看到一粒粒肥大的花生米确实比其他同学都大都好，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16岁中学毕业后，我回村当了小队会计，由于有团支部和夜校的工作，小队会计许多账我利用晚上母亲织花边的灯光认真进行清理，母亲很赞成我认真的态度。到了初夏，小队保管员把队里粮库的底子清理了一下，剩了一些花生米、玉米、绿豆、地瓜干，按队委会5个人，每个人能分40多斤，平均2角钱一斤，价格十分便宜。当时在那粮食紧张的年代，40多斤粮食对一个家庭来讲是多么宝贵。我回家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正在门口织花边的母亲，母亲一听说小队干部去分这些东西非常不高兴，她织着花边头也没抬地说：“老百姓最讨厌干部私分东西，你们能捂住人家的眼，但堵不住人家的嘴，让人家说长道短，东西吃下去也不舒坦。”她坚定地说“咱不要，谁愿要就给谁。你年轻刚刚走上社会，千万要管住自己。”
“要管住自己”这5个字出自母亲之口，这和党组织要求我们首先“要管住自己”多么相似，生身母亲和政治母亲的教育同出一辙。
记得我十岁那年秋天和几个堂兄到山里割草，一个堂兄到人家地里拔了两个萝卜回来分给了我一块。傍晚，被这个家到地里摘茄子的姑娘发现了，她不到我大伯母、二伯母家里告状，专门到我家找母亲说我偷吃了她家的萝卜。母亲严厉责问我，我把堂兄拔萝卜的事说了，母亲问：“你吃了没有？”我只得说吃了，母亲说：“吃了就是偷吃的。”结果被母亲训了一顿，还罚我站足足一个钟头。
有一件小事对我教育很深：1976年8月我回家，院子里两个盛尿的泥罐子满了，我拿起担杖要把尿挑到自留地里，正在做饭的母亲探出身来对我说：“把这担尿送到村东头四队的玉米地里。”我一下子悟醒了：“是啊，我是县委副书记，把尿送到集体地里和送到自留地里的政治意义是多么地不同啊！”我挑着尿往村东走，一路上看见我的人都吃惊：“他家的自留地在村北……”但他们都很快地明白了道理。
说母亲是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就因为她和普通农村家庭妇女不同之处在于对孩子的教养从高处着眼，从细处着手，不放过孩子成长过程中任何一个细微环节。多少年过去了，母亲的教诲还是那么音犹在耳。
在家风上，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在炕上吃饭，要正坐着盘起腿，不准伸腿吃饭；喝稀饭的碗一定要吃得干干净净；吃任何饭不准掉渣渣，掉了要马上捡起来吃掉；吃地瓜（除窝瓜外）不准剥皮。吃水果要啃得干干净净；剩饭不准浪费要留着下顿吃；在一个碗里吃菜，筷子要在自己坐的位置夹，有好饭和次饭，要先拣次的吃；姊妹间不准争吃争穿；遇到长辈和外人来，一定要站起来；不骂人，不打人，不偷东西，不准贪玩，不准偷懒，不准赌钱，不准抽烟，不准喝酒，我一直到29岁当了县委副书记后才渐渐学会喝点酒。母亲在家风上这一系列的严教，虽然也难免掺杂一些封建思想，但对我怎样做人，而且做一个公道正派的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都起到了人生观中决定性的作用。
她常对我们姊妹三个说：“从小偷根针，长大敢偷金；从小偷根线，长大敢偷钱。”
她对那些由于教子不严而使孩子在社会上坑骗拐诈的母亲以无情的鞭挞：“一辈没好妻，几辈没好子。”
她坚信做一个好人的理念：“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
她对解放初期我村南下几个干部与家中妻子离婚的现象十分痛恨。“宁靠要饭的娘，不要做官的爹。”
她对我们勤俭节约的教诲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一顿省一口，一年省一斗。”
她勉励我们种地要勤奋的口诀是：“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
她教育我和妹妹小时候抬着筐子去拾牛粪时说：“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种地没有粪，等于瞎胡混。”
她引导我们怎样精打细算过日子时总是说“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好一辈子穷。”
她教育我们怎样为官做人：“先做人，后做官。”
她讲到忠孝的利弊关系时，说“臣不忠，主有凶，子不孝，家无道。”
她引导我们在仕途上遇到挫折应把握处理的哲理时常用“知足心常乐，能忍心则安”来劝慰和鼓励我们。
她教育我们在处理双方纠纷时提醒：“不怕不知内情，就怕断事不公。”
她对我们从小要求严厉，她疼爱我们，但不溺爱我们，她的教子原则是：“惯子如杀子。”
……
母亲这些教语对我一生做事做人、为官执政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这些名言对我一直历历在目，音犹在耳。甚至连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这些话，我几乎都记忆犹新，念念不忘。当然母亲还有许多名言至理，我现在一时难以记起。她不识字，也没读过书，她的教诲有时也难免夹着一些“忠、孝、节、义”的封建礼教，但是取其精华用在我为党为人民执政的理念上，又是那样的得体，那样的引人入胜、恰如其分。
【作者简介】谢玉堂，山东省家庭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山东省慈善总会会长，山东省原副省长、省政协原副主席。
此文写于2006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