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难忘慈母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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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已经辞世十多年了。2000年10月28日，82岁的母亲那颗淳朴、善良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六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母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贵重的物质遗产，两手空空地走了；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庄重遗语，悄然而逝；但母亲给我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那样的丰厚，贵重，一生永远深深地影响感染着我……
苦菜花开心向阳
母亲出生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1918年一个贫苦的山区农村家庭。姊妹四人加上我的舅舅，全靠外祖父辛辛苦苦耕作的几亩山坡薄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母亲八岁时，家庭实在养活不起，外祖父以给姐姐作伴的名义把我母亲送到大姨家去生活。大姨所在的村坐落在丘陵顶上，虽然大姨夫靠做花边贸易家境还过得去，但在那个战乱的岁月，天灾人祸并没有对这些贫瘠的山村给予半点的恩赐和宽容。我刚懂事的少年时代，母亲经常给我讲村子因为霍乱病一下子死了多少人，生麻疹一下子死了多少孩子，绑票的杀了多少人，抽大烟的毁了多少家庭，国民党地方军阀蔡晋康的三团怎样横行霸道、滥杀无辜，这些故事听起来很可怕，以至我晚上常常不敢到街上玩耍。我小时候可以说是听着母亲讲的这些真实故事长大的，长大了我慢慢明白，这些旧事虽然是从讲故事的愿望出发，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审视这不是最好的阶级教育课吗？母亲使我从少年就知道了旧社会的黑暗，是我最早的爱党爱社会主义制度的启蒙老师。
1942年至1943年母亲曾随着父亲到大连去打过工，当时处在抗战年代，母亲亲身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的恐怖时期，多次讲到日本兵怎样用刺刀杀中国人；晚上不敢点灯，防止飞机轰炸；亲眼目睹日子鬼子怎样在大街上抓妇女，日本兵怎样到柜台上抢东西。我的哥哥在大连不到半年就夭折了，痛失长子的父母亲当时极其伤心。在大连实在混不下去，父母亲从大连返乡时，数量不多的打工钱在大连港口又被日本兵和伪警悉数搜去。父亲好不容易托朋友坐上船到了烟台，身上一文钱也没有了，父亲和母亲从烟台沿途讨饭跋涉回家。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这一百多里的山区羊肠小路对母亲来讲是多大的折磨、摧残。
1947年8月国民党第八军重点进攻山东革命根据地，母亲协助当时担任农会主席的父亲做群众的转移工作，自己家的东西没有来得及转移，结果被蒋匪军和还乡团抢走了，包括母亲结婚时大姨陪妆的衣被和母亲织花边挣来的钱。这是在大姨家从8岁到22岁14年积攒的心血（也包括大姨的馈赠），一下子被洗劫一空。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又贫困了一大步，母亲伤心极了，每当提及此事，她特别痛恨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到她的老年。
母亲经受的苦难，铸就了她一生对旧社会的无比憎恨和对新社会无限热爱的高尚品质。她从心里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我刚记事的时候，家里就一直挂着毛主席像。1965年，母亲把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领袖的画像买齐，在西房间挂了整整一墙。这充分体现了她对党的领袖的无限热爱。她不是共产党员，但确实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那样热爱自己伟大的领袖。1989年我任县委书记时买了一套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等革命导师的丝绸挂像回到老家，使我感到惊喜的是，母亲不仅能非常熟悉地叫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名字，还略有思索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子都叫出来。这些导师和领袖的挂像在我老家一直挂到现在。这是我对伟大导师发自内心的崇敬，也是对我母亲这种高尚政治品质的怀念和纪念。母亲不止一次地当面给我讲：“这辈子你不管忘了谁，你忘了我也可以，但不能忘记毛主席，忘记党。”这句朴素而鲜明的教诲，影响了我整整一生。40多年来在党的怀抱里一直激励着我勇往直前。
我的家庭是一个革命家庭。1941年许世友和林浩同志领导的抗日队伍打开牙山建立根据地以后，我的两个伯伯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我姑妈入党时才16岁，是我村第一个女共产党员。那时我村处于解放区和敌占区的边缘。两个伯伯先后担任过村农会主席，都因敌人的追捕而离开家乡去参加了八路军。姑妈是妇救会主任，白天晚上忙于开会，晚上有时很晚才回来。爷爷和奶奶不知道姑妈在外干什么，而姑妈严守党的秘密，又不能把真情告诉爷爷，所以经常遭到爷爷的责打。母亲虽然也不知道姑妈是共产党员，但她从姑妈的行动中觉察出姑妈是在做一些好的事情，决不是在外乱来，就理直气壮地上前用身体保护姑妈，劝说爷爷。有一次，姑妈被爷爷锁在屋里，母亲就偷偷从门缝给姑妈送饭吃。姑妈从门缝递出一张纸来，让母亲送到一个姓于的人手里，收条人让母亲无论如何要把姑妈放出来。在讲封建礼教的家庭，儿媳是不敢冒犯公爹的，可母亲还是冒着风险把姑妈放出来。爷爷傍晚下地回来听说母亲放了姑妈，严厉斥责母亲，母亲连气带吓，一天没有吃饭。那时，党组织在我县成立了第一个合作社，父亲任合作社主任常不在家，姑妈晚上开会回来晚了就和母亲待在一起，母亲都偷偷地给姑妈留着吃的，早晨再把姑妈放出去工作。有一次爷爷又把姑妈关在家里，姑妈在屋里都急哭了。母亲以找东西为由把姑妈放了出来，爷爷知道后对母亲又免不了一顿严厉斥责。母亲就是这样在家庭中掩护着姑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本来母亲过门后凭着她的聪明才智和贤惠，很得爷爷和奶奶的赞爱，但从和姑妈扭在一起后，爷爷奶奶对我母亲冷漠了不少。1946年我刚出生不久，家庭就分家了，姑妈随后也出嫁了。直到出嫁时爷爷奶奶当然也包括母亲都不知道姑妈是共产党员。1949年党组织公开时，我村党组织在南山用铁制话筒一个一个公布党员的名字，当爷爷听到他6个孩子中有4个是共产党员时（我叔叔在1952年也入了党），一屁股坐在猪圈墙上，不知是高兴还是悔恨，流下了一串长长的眼泪。事后奶奶到我家对母亲说：“老东西（指爷爷）后悔啦，当初给你和你小妹（指姑妈）那么多气吃，冤枉死你们两个了……”说完泣不成声，母亲也一阵心酸哭了起来，婆媳俩痛痛快快哭了一场。
1947年，父亲加入了党组织，任村农会主任，还兼着栖东县工人合作社主任的职务。那时国共两党的战火由李弥率领的第八军重点进攻山东而带入到我们家乡，父亲白天忙着扩军支前，组织群众转移，民兵训练，晚上到合作社工作整整一夜。妹妹那时也出生了，家里的活，包括农田的活，全压在了无怨无悔的母亲身上。我刚记事的时候，我家的南屋每天都有成群的人进来出去，很多人还抱过我。区里来的负责人几乎全住在我家吃饭，麦子吃完了，姥姥又给送来一袋麦子，母亲把我和妹妹送到奶奶的炕上，自己捧着磨棍推着上百斤的石磨一推就是一下午。推完磨，扛着盛面的纸缸子在回家的路上，又饿又累，一阵眩晕，一纸缸的白面全扣在大街的石缝里，左腿跌得一片紫青，终于病倒了。母亲把姥姥请来照料我们，义无反顾地继续支持父亲的工作。1946年和1947年，父亲被县政府分别评为三等功和二等功，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父亲的奖状，县长林青和代县长战车的大印方方正正地嵌印在两个奖状上。我想，父亲的功劳状上，实实在在应该有母亲的一半。
母亲和千千万万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农村妇女一样，对毛主席有着无限深厚的感情。毛主席号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她带头参加；毛主席号召办人民公社，她积极响应；她不识字，但在60年代中期那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时代，母亲竟能背上十几条毛主席语录；1966年夏天党支部动员近50岁的母亲把发髻剪掉留着半发，带领留着封建社会遗痕的小脚老人到台上歌唱《东方红》，母亲从来没唱过歌，没跳过舞，但母亲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经过几天的排练，母亲带领二十几位老人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欢腾的群众中，大家几乎都看到母亲含着泪两次用衣襟擦眼睛才唱完《东方红》的。后来母亲对我讲：“我大半辈子找不到机会表达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情，这次让我上台我使劲唱，就等于我向毛主席献了爱心，心里舒坦多了。”这是母亲的心声：这是她那颗高尚红心的表达！
1970年，弟弟高中毕业后，我和母亲几次商谈弟弟的去向。我的意见，因为弟弟在校时是班团支部书记，优等生，有机会让他当工农兵大学生。母亲不同意，她坚持让弟弟当兵，她说：“你们弟兄两个应该有一个保卫国家的，你现在不能当兵了，我叫你弟弟去当兵，这样我才放心。”1971年正赶上“9.11”林彪叛逃事件，1972年国家没有征兵任务，这时我仍然坚持让弟弟上大学，母亲还是坚持让弟弟当兵。1973年1月，弟弟终于当兵了，他既没有辜负党的教导，军队的培养，也没有辜负母亲的厚望，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到今天一个师长。
慈母待我如严父
母亲一生没进过校门，更没有受过一次正规的政治训练，但她凭着对新旧社会的爱憎感情和对党报恩的直觉，始终从政治上关心着我，支持着我，监督着我。
记得我8岁刚入学当班长（当时称班主席）不久，我们五个同学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我把红领巾带回家给母亲看时，母亲非常高兴，当晚在煤油灯下一针一针给红领巾缝边儿，她一边缝一边问我说：“你们班60多个学生就你们5个入了队，知道为什么？”我不加思索地说：“我是班主席，学习又好。”母亲说：“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吧？那4个不是班主席，怎么也入队了呢？”我答不上来。母亲又说：“学习好的又不止你们5个，那些同学为什么不能入队呢？”我还是回答不上来。母亲说：“你们这批孩子共60多个，你看看有比你大七八岁的才上书房，旧社会他们家里穷上不起学呀。你们这批孩子也有福哇，现在能上学了，是新社会的第一代人，我琢磨着是叫你们5个人带个好头，把大家带上正道，是不是？”母亲讲的这个道理我不太理解，但我觉得母亲说的肯定有理，我点了点头。
第二年春天我当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可事隔两个月，在一次课外活动时，我和几个调皮的同学在追逐中把打麦的场院给踩坏了。场主找到学校，我的大队长当不成了，被撤调为中队长。放学后硬着头皮进了门，我想母亲肯定要打我，责骂我。正在做晚饭的母亲见我进门后先让我帮她烧火做饭，然后一边做饭一边问我：“犯错了吧？老百姓摆弄一个场院不容易，又推泥，又填沙，又泼水，又拉砘，叫你们几个学生一下子给糟蹋了，能不心痛生气吗？犯错就得处分，你从小要记住，伤害老百姓的事千万不能做……”母亲当时还给我讲了许多话，但“伤害老百姓的事千万不能做”这句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几十年来，一直音犹在耳。
1958年大炼钢铁时，学校要组织学生到20多里外的田里村去河沙中淘铁砂。学校决定每班留一个护校的，我被留下了。晚上回家我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脸上一点没有喜悦之色。停了一会儿，母亲问我：“你为什么这么高兴？”“我不用去遭那个罪了”我回答得很干脆。母亲语重心长地说：“那么多的同学都不怕遭罪受难，有的身体都不如你，人家能去你怎么不去呢？”“这是老师决定的呀！”“老师偏向你对你有什么好处呢？这么大的活动你都不参加，怕受苦遭罪，有什么出息呢？要记住，吃苦遭罪是本钱。”在母亲的批评下，我还是要求参加了学校的统一活动。离开家的时候，母亲早晨两点钟给我打好背包，并特意为我炒了一小袋花生米。我当时怎么也理解不了“吃苦遭难是本钱”的道理，后来在革命队伍漫长的岁月里，我慢慢领悟了它深厚的辩证法和内含的哲理。
1959年8月，母亲和我在生产队的地里拔草，得到我考上初中的消息。母亲感到很高兴，而我的心里七上八下。因为我是老大，妹妹和弟弟也都读书，家里没有一个挣工分的，母亲也没有帮手，挑水、拾柴、待弄自留地、干家务……活很多很多。母亲知道我不想上学的心事后非常不高兴，一边拔草一边给我讲道理：“现在都入社了，地里的大活不用你操心，家里活我都能干，没有钱我织花边供你上学。不念书有什么出息？将来回家种地没有文化也不行，学一定要上。”
我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3年的中学生活，我一直是一个优等生。毕业时，母亲特意从生产队借了一个毛驴到学校驮行李，当老师告诉她我在3年6个学期操行评定中全都是甲等生时，我从来没看到母亲是那样的高兴。一路上，她用农民那淳厚朴实的语言，给我讲了许多耐人寻味令人沉思的哲理，虽然其中也不免夹杂了一些封建的礼教，那是时代对她的局限，但大道理是对的。我爱人后来常讲：“咱妈如果上过学，受过专门培训，肯定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是一个小脚政治家。”
毕业回乡后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整整两年，回乡后我很快担任了村夜校的校长、团支书的宣传工作、小队会计、民兵连副指导员、政治教员，常常忙到深夜，母亲几乎在我每一个工作的深夜，点着煤油灯织花边等我。1963年，我终于累病了，一病就是五十多天，母亲手捧着我带血的痰痛心地哭了好几次。病还未痊愈，我要到公社教育站去把夜校需要的书背回来。母亲心疼我，但知道书运不回来夜校就无法上课，还是让我去了。我从20里地外把50多斤重的书背回来时，已经是傍晚了。母亲在村西头站着等了两个钟头，看到我发黄的脸色和被绳子勒红的手，她心疼万分，一把抢过去，替我把50多斤重的书背回了家。
作为回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代表，我出席过团县委的积极分子代表会，两次到母校给应届毕业学友作回乡体会报告，三次在全公社业余教育会上进行发言交流。1964年春天，我刚18岁，村党支部书记邢绍山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加入党组织，将来进党支部当宣传委员，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下地回来走到半路的母亲，没想到母亲第一句就问：“入党够条件了吗？找你大哥（指支部书记）谈一谈，还有哪些地方不够的叫你大哥指一指。当个党员可不容易啊！”我回答不出母亲的问题，我只感觉母亲对我的政治要求如此之高。后来因为我很快被组织上选拔到省团校学习深造，所以在农村没来得及入党，直到毕业后1966年在荣成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时才入了党。回家后我把消息告诉了母亲，在明朗的月光下，母亲坐在院子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20岁了，长成人了，翅膀也长了，该自己飞了。但要看准方向，知道往哪飞。”这是多么有重量的语言啊！
我刚要展翅而飞，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在当时轰轰烈烈的政治气氛中，我真想在运动中当一个革命派。1966年初冬，我下乡路过村子顺便回去看望母亲，正逢在天津工作的二表姐也在我家。晚饭后我和二姐滔滔不绝地谈论文化大革命，谈论中我俩也流露出了对红卫兵一些过激行为的不满，二姐还讲述了当时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遭到红卫兵围斗而自杀的情况，母亲一边织着花边一声不响的听着。时间已经过了深夜两点了，母亲喘了口粗气慎重地说：“我不懂政治，也没有开过什么会，但有一点儿你们两个听着：不管别人怎么闹腾，你们两个要管住自己，不打人、不骂人，不要游领导的街，不要给什么人挂牌、挂砖头，不要给领导贴大字报，不能喊打倒县委书记、县长的口号。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成了坏蛋，良心上过不去，伤天害理的事千万不要做，不要去逞那个强，当老实人不会吃亏。我是个妇道人家，说的对不对，你们自己去琢磨。”母亲说得很动情，说到最后情绪很激动。我不解地望着母亲，但我相信她的话是对的，听她的话没有错。果然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当造反派，而是当了“保皇派”，后来又被当时省革委主任王效禹领导的三大红卫兵组织正式定性为保守组织，整个县城大喇叭铺天盖地，非要我们投降，不然就摧垮。1968年1月，我们就是被造反派硬硬地给打垮打散了。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打发我弟弟到县城把我叫回了家，我迷惘地向母亲讲述了按她的几个不的要求去进行文化大革命而当了保守派，母亲微微地笑了笑说：“保皇就保皇吧，反正是保的共产党的干部，有什么不好？不要紧，沉住气，谁好谁坏还不到时候。”
我真佩服母亲的先见之明。果然不出所料，1970年之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得发紫的造反头头，一批一批地倒下了，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都一一得到法律的惩罚。那时正赶上母亲给我看孩子，惩办大会开会后母亲看到广大群众喜气洋洋的面孔，自言自语地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深明大义莫如母
1975年我29岁那年，我从公社党委二把手的位置上被党组织提拔为县委副书记、生产指挥部核心小组组长（当时没有县政府）。我没有把这个消息立即告诉母亲，而母亲从我村党支部书记口中已经得知了。一个半月后，我下乡检查生产，顺便回家看望母亲。她见到我，并没有流露出多少喜色，却在坐下后郑重地、关心地问我：“你提这么快，有准备吗？能干好吗？”我回答母亲，没有思想准备，能不能干好我没有作声。母亲说：“你进步我高兴，官当大了，我操心啊！二十几岁怎么能挑起这个担子。”我虽然不全理解母亲为我操什么心，但从她的话语里也猜到了七八分。走的时候，母亲把我送到吉普车前，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为工作坐车不要紧；如果来家看我，不要坐车。还是骑着自行车来家，年轻轻的也累不坏。”我完全明白了母亲的意思，从此我和爱人回家看母亲都是骑自行车。1978年暑期，我带领全县万名高中以上的学生在牙山搞完造林会战后，想回家看看母亲。想起母亲的要求，我便和李秘书步行翻山越岭走了整整一上午，下午一点半到家。看到我风尘仆仆，母亲又赞成又心疼，特意给我们做了一盆鸡蛋西红柿酸辣汤。
我没有辜负党组织的培养，在工作上从没有让母亲为我操心。栖霞县委一班人在陈永义书记带领下，同心同德，把领导班子凝聚力形成的聚变效应转化为个人积极性发挥的裂变效应，使栖霞当时的各项工作都走在烟台地区18县的前列。我当时虽然党内排位是最后一位书记，但我深知生产指挥部就是“文革”前的县政府，地委和县委把我放在实际上的二把手位置，这是对我的信任，更是对我的考验。我耳边经常响起母亲“能干好吗”这句警语，下决心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当时我又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家庭的里里外外一切全压到爱人身上，而我骑着车子在全县跑，一下去就是十几天。陈永义同志和我们一起带领全县人民，顶住干扰，敢想敢干，不仅抓粮食生产，也抓多种经营，县属工业、县级财政都在烟台地区遥遥领先，工业生产被地委领导称赞为“山沟飞出金凤凰”。在1977年3月全国林业水产大会上，李先念同志亲自把林业先进单位的奖颁发给了我。我的母亲从广播喇叭里听到这些消息后是多么高兴。
但让母亲操心的事情也终于发生了。1978年底，上级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提拔的县、市、厅级年轻干部原则上一律免职重新到基层锻炼。我被免职调到牟平观水公社任党委书记。这一阵急风确实把我吹懵了。我百思不解其意：我是省委组织部和地委县委多次考察选拔的；“文革”中没有严重错误；在官道公社工作5年的成绩是大家公认的；到县里来工作也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我有些迷惘而且头脑不那么冷静了。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
看得出来，母亲关心的不是我的职务高低问题，面是担心我犯了什么错误。母亲严肃地对我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有没有吃私和贪污？有没有做让老百姓不高兴的事？有没有打人骂人逼死人？有没有作风问题？有没有和县委其他同志闹不团结？有没有自高自大……母亲问得很多很多，我能看得出来她脸上不时流露出忧虑和疑惑。我给母亲一一都做了如实的回答。我同时安慰母亲：全省不光是我自己，有相当一批人和我一样。而且我还告诉母亲，在让我到牟平工作时地委特意给牟平县委做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交代：给我选一个人口不多也不少、经济条件不好也不差、离老家不近也不远的公社。观水公社和栖霞接界，就是这“三不”的理想地方。母亲听后好像从内心悟出了让她放心的道理，晚饭后，母亲又和我谈了好长时间，也用宽慰的口吻说：“人哪，首先要知足。你六岁就没有爹，我把你拉巴成人，共产党又把你提到县委副书记，这已经够好的了。我从来没有嫌你官小，你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很眼馋邮电局的送信员，那时我想，你能当个送信员我就满足了。人，跌倒了能爬起来才是好样的。再说，党还让你继续干公社书记，咱村四百多户，有几个干公社党委书记的？眼前就你自己。不要对领导有意见，不能对党耍脾气，我琢磨，这也是一次对你的考验。官多大是大？公社党委书记干好了照样有出息。你们搬家后，我去给你们料理家务。”这话简朴而有哲理，让我一下子心平气顺了。
我搬家的时候，母亲亲眼看到县委大门口东西一百多米站满了欢送的机关干部，街南站满了含泪欢送的干部家属和姐妹，连孩子的老师也含泪赶来相送，县委书记闫善本同志带领一班人亲自把我送上吉普车。看到这情景，母亲明白了，她对我在本县工作时的为人处事放心了。
我在观水仅仅工作了一年。在这期间，母亲在我家里住了大半年。她精心照料家庭，日夜操劳地干着家务，细心抚养她的三个孙子，和我爱人和睦相处，全力支持我的工作。
1980年春天，烟台地委明确指示把我调到城关（即后来的宁海）镇任党委书记。城关是全县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中心，人多地少。我曾在栖霞县委工作过，尝到过工业立县的甜头。而现在，从天时讲，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一年多了，全会确定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到经济建设上来，宁海这个舞台完全可以成为我“无工不富”想法的尝试地；从地理位置上讲，宁海西靠烟台、东临威海，是烟威的必经之路，也适合于发展工业。经过三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一致认为；宁海的农业已经没有更大的发展余地，要把这条古老硬化的板块变成柔软而富有弹性的经济大镇，必须走工业立镇的路子。7月初，我把宁海镇发展的八条措施向县委书记刘忠孝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他全面的认可。7月20日，他让我在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那时候计划经济还千里冰封地笼罩着大地，市场短缺已经向票证供应的陈旧计划体制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我紧紧抓住两个村办工业的典型，在宁海镇65个村子，大张旗鼓地推进了工业化大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经过广泛的党内外群众路线的推荐、选拔，调整了36个支部书记。1986年，时任省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的姜春云同志听取了我关于支部书记选任的“火车头改型工程”后十分赞扬和肯定。
在那个商品奇缺的时代，几乎是上什么工业项目都能挣钱，大上挣大钱、小上挣小钱。在发展乡镇企业浪潮的推动下，到1980年底，宁海42个村子办起了服装厂，26个村子办起了机械加工厂，18个村子办起了汽车配件或修配厂，17个村拉起了建筑队，食品厂、氧气厂、木材加工厂、玩具厂如雨后春笋，村办企业像地下的喷泉一样一古脑涌出来，宁海镇的工业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到1987年全县财政总收入7000万元时，宁海镇的财政贡献率占据了全县整整一半，相当于全县其他17个乡镇和县办工业对财政贡献的总和。1989年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第一镇，获“大地杯”的高奖。
我在牟平工作的十年间，母亲大部分时间和我住在一起。她从照片中看到华国锋（1981年）、胡耀邦（1984年）、赵紫阳（1988年）、江泽民（198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来宁海视察的照片，看到汪东兴、万里、胡启立、乔石、温家宝、田纪云、吴学谦等三十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我的合影，听人讲过全省乡镇党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几乎都来宁海参观学习过，知道全世界各国驻华大使馆的大使和参赞都来考察过，又眼见我被组织重新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后又当了县长、县委书记这个全过程。我想母亲应当是为此而感到欣慰的吧。
1989年春，我又被任命为省农委副主任。从感情上讲母亲舍不得我离开她，但从工作的需要上，她知道我必须离开她。离别的时候她没有掉泪，而是和颜悦色地笑了，笑得是那么开心，那么深情。我在革命人生道路上进步，在母亲看来这是党对我信任的印证。她看重的不是我的官位，而是党对我的信任程度。可以说，她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制度那颗纯粹的心，全部凝聚在对我进步的鼓励和监督上。
【作者简介】谢玉堂，山东省家庭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山东省慈善总会会长，山东省原副省长、省政协原副主席。
此文写于2006年8月8日
【附：焦红军点评（之一）】
有爱的人会永远深刻年轻
——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谢玉堂先生长篇怀念文化散文《平生难忘慈母恩》文章读后
母亲是一本厚重的书，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为我们指路，母亲是一座精神的高山，让我们俯仰之间，涤荡灵魂，心灵纯净。
在这样一个秋阳高照的清晨，读着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谢玉堂先生的长篇怀念文化散文《平生难忘慈母恩》，我几次泪眼婆娑，几至哽咽。写母亲的文章感人者甚多，但像这篇文章这样动人心魄，令人心神激荡者并不多见。
作者是一个从基层走出来的高级干部，母亲一辈子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可是她的勤劳朴实、公而忘私，她年轻丧夫独自哺育三个孩子的艰辛和坚强，她对人对事的宽容大度，她对党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早已超出了一个普通妇女的见识和水平。母亲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一样有着传统的淳厚朴实、勤劳善良的品质，但与众不同的是，她脱离了农村普通妇女那些无为的低级趣味，用博大的胸怀，大方的手笔去构筑着人群的和谐。
作者说：母亲一生没有掌过权，用过权，但她用平平凡凡的小事构筑她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崇高形象，她用这个形象，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终生在为人民掌权用权的过程中，不谋私利，一心一意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和广大群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伤害老百姓的事千万不能做”“吃苦遭难是本钱”“要管住自己”“这辈子你不管忘了谁，你忘了我也可以，但不能忘记毛主席，忘记党”，这些朴素的语言却是比金钱还贵重的精神财富。
作者在时代的变迁中写出母亲一生的坎坷和心酸，同时也在岁月更迭的一个个细节中展现母亲无私大度有胆识等高贵的品质。
这让我想起老舍笔下的母亲，母亲对儿女的舐犊情深，她用自己的勤劳朴实大度隐忍坚强勇敢感染着儿女。老舍说，有母亲的人就是有根的花草，有色有香，失去母亲的人就仿佛是失了根的花草。
每个人对母亲都有一种脐带相连的至深的情感，作者笔下的母亲除了为儿女生活奔波操心之外，更多的是对儿女为党为国家的工作上的指引。母亲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她用朴素的人生道理教育儿女走出一个不朴素的坦荡的人生。我们亦从作者朴实真挚的语言中体会着一份对母亲的由衷感激和深深怀念之情。
作为一个后辈，我与谢书记并无多少交集，他任牟平县委书记时，我只是一个年轻的后生和县委宣传部的一个新闻干事。谢书记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口若悬河的演讲，我只能在台下远望，心中充满的是被谢书记的演讲所震撼、所感动，他的超前的思路和不同与常人的远见卓识，往往博得会场的满堂彩。在我的眼里，谢玉堂书记心怀大爱，他不管是高居山东省副省长的位置，还是退休后担任山东省慈善总会的会长，他对工作过的老区的关注、对家乡人民的感情，都融汇入《平生难忘慈母恩》的长篇散文之中，这是一种来自人间的大爱，而有爱的人会永远深刻年轻。作为一位曾经在牟平工作过的一位老领导，他的文采、他的博识、他的才能、他的眼光、他的干劲、他的思路，他的风采，至今让人怀念和深思，并在牟平百姓当中念念不已，口口流传……
焦红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山东写作》副主编、《胶东散文》主编。威海职业学院客座教授。第十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岀版散文、人物传记、文学评论等个人专著六部，主编各种散文选本、小说、诗歌丛书专著40余部。荣获“冰心散文奖”“刘勰散文奖”“吴伯箫散文奖”“齐鲁散文奖”“烟台文艺奖”等多个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