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真相与言论自由之战
译注：诺曼·芬克斯坦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斗士之一，他的父母是苏联红军从纳粹集中营解救出来的波兰犹太裔难民。由于芬克斯坦坚定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立场和巨大影响力，受到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迫害，2007年失去大学教职，但他坚持研究，著作丰富，为巴勒斯坦和平与公正持续斗争。2025 年9月24日，芬克斯坦在马萨诸塞大学发表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演讲，本文根据演讲翻译，有所删节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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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今天邀请我来就加沙问题发言，下午有人问我要讲什么，我想各位知道大致情况，除非自欺欺人，否则事情相当清楚，我们正目睹加沙惨剧。
2023年10月6日之后，尽管最初几周人们不愿将以色列行为描述为种族灭绝，而是所谓的“以色列自卫权”，一两个月后，某些立场极端的主流人物坚持认为以色列在“行使自卫权”，但也开始承认加沙行动“不成比例”。如今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接近两年，远远超越自卫范畴，也远远超越“不成比例”范畴。现在广泛的共识认为，以色列正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
如何描写加沙，措辞非常重要，有人说那是吹毛求疵的语义之争，但我认为不对，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几十年前我第一次读《孔子》，感觉像读中餐馆幸运饼里的字条，不得其解。很久以后才意识到，孔子的智慧箴言非常深刻，蕴含着真正的意义。要害是，将加沙发生的事情描述成一场战争，就等于暗示以色列的主要目标是军队，是与哈马斯进行自卫战争。在这个框架下，你可以说以色列的袭击是“不成比例的”，你可以说以色列进行了无差别攻击。
但加沙发生的事情并非如此，以色列的目标不是哈马斯，而是加沙平民。当然他们可能在那里杀死一名武装分子，但这不是事情本质。当你听到媒体、学术界、政界任何人将那里发生的事情称为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时，你要警惕，这是为以色列搞欺骗宣传，因为加沙根本没有战争，而是一场种族灭绝。种族灭绝意味着活动目的是全部或部分摧毁一个种族、民族或宗教群体，这是 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对种族灭绝的定义，而以色列正是这么做的。
起点往往会影响后面的内容，以色列人喜欢讲3000年前，然后直接跳到19世纪，省略那 2000年他们不存在的时期。这是他们讲的开端，就今晚目的而言，我认为从1948年讲起是合理的，当时加沙在所谓的第一次阿以战争中成为加沙，以色列也随之成立。在那场战争中，大约75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后来被称为以色列的地区，这75万巴勒斯坦人中约有28万流落到加沙，他们是被驱逐到加沙。首先要明白，加沙人口约80％是1948年以来的难民或难民后裔，更为关键的是，加沙人口中约有一半是儿童。所以，当你听到以色列人为引发加沙饥荒时，大约一半饥荒受害者是儿童。
第一次阿以战争后，加沙处于埃及行政控制下，联合国设立了难民救济工作处（UNRA），由联合国驻加沙长官埃尔姆·伯恩斯领导。埃尔姆·伯恩斯在他的书中把加沙描述为：“一个巨大的集中营。”1967年战争之后，加沙被以色列控制，一位著名的美国参议员访问了加沙，他回来后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把加沙描述成：“沙漠上一个巨大的集中营”，这个参议员是2000年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的父亲。2002年，一位顶尖的以色列社会学家，希伯来大学教授巴鲁·金伯林，在他一本名为《政治灭绝》的书中把加沙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集中营。”然后是2004年，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吉奥拉·艾兰德在与一些美国人交谈时，把加沙描述为：“一个巨大的集中营”。请记住，所有这些描述都是在以色列对加沙实施残酷封锁之前，封锁是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的一个关键时刻实施的。
封锁是在2006年1月开始的，当时美国致力于所谓的民主推广。乔治·布什呼吁巴勒斯坦人举行选举，哈马斯却不想参加选举，他们认为这是“奥斯陆进程”一部分。奥斯陆协议签订于1993年9月13日，这个过程导致一部分巴勒斯坦领导人倒戈，开始为以色列和美国效力。哈马斯认为这些选举是所谓的“奥斯陆进程”一部分，因此不想参与，但后来还是被哄骗参与了选举。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中的奥斯陆协议受益者，就是那些倒戈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腐败无能，无可救药。所以哈马斯采取了一个非意识形态纲领，一个非常简单的改革纲领，与圣战无关，他们也不想摧毁以色列，只是要求改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图1
令哈马斯惊讶的是他们赢了！这不仅令他们自己惊喜，不仅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感到意外，也让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感到意外。后来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时有句名言，她说：“我们让他们赢得选举，真是犯了个大错误。” 对美国上层来讲，民主不应该这样运作，你应该投票给我们想要的人，而不是你想要的人。现在同样的事正发生在纽约市长选举中，亿万富翁们给了科莫先生3000万美元，而曼姆达尼先生只筹集了100万美元，所以他不应该赢，民主制度不是这样的。在民主国家，我们用钱来决定胜负，但在加沙情况并非如此。
哈马斯一上台，以色列、美国、欧盟就对加沙实施了残酷的制裁。尽管以色列声称在2005年就已从加沙撤军，但这显然是不实之词，他们撤到了加沙外围，然后将其密封起来，砰地关上监狱大门，以色列决定谁进谁出。从2008年开始，以色列决定什么东西可以进出。他们计算了加沙人民的卡路里摄入量，向加沙运进一定量的食物，以免他们饿死，以色列人称之为人道主义最低标准。因为他们知道，饿死加沙人民会招致负面舆论。所以他们在备忘录中说：我们要让加沙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这样加沙人民就会对哈马斯产生不满，并将其赶下台。
2010年加沙情况和现在非常相似，2010年5月，一支土耳其船只领导的人道主义船队前往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旗舰叫马维·马尔马拉号（Mavi Marmara），5月31日在公海遭到以色列袭击，当场造成9名乘客死亡，第十名乘客后来也死了。想了解这一事件，请阅读我的新书。对于马尔马拉号事件，做为一个中等强国，土耳其和埃尔多安无法视而不见。土耳其在联合国大肆宣扬此事，其它国家领导人则站出来表示“加沙局势不可持续”，他们用的词不是“犯罪”，也不是“残酷”，而是“不可持续”。
2023年10月6日，《经济学人》杂志把加沙描述成“人间垃圾堆”。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曾描述加沙是“有毒的贫民窟”。这就是加沙。加沙年轻人失业率高达60％，年轻人每天早上起床时唯一盼望就是绕着加沙走一圈。加沙绵延42公里，相当于一场马拉松长度，宽8公里，这是我每天早上慢跑或在附近海滩快步走的距离。没有人可以离开被封锁的加沙，如果你有心脏病，或是得了癌症，你不能去西岸的医院，不能去约旦的医院，他们不让你离开，除非你给以色列当密探，告发某个人，他们会打听你的邻居，打听你的朋友，除非你愿意当密探，否则不能离开。这就是加沙人民2023年10月6日前的处境，没有希望，没有前途。
我从1982年开始记录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大约从2008年开始我高度关注加沙，到2020 年我放弃了，我这么说并不自豪，坦率地说内心深感惭愧，因为我一直声称自己不会放弃，但我最终放弃了。我开始写书，内容如此详尽以至于我上一本书只卖出370册，说实话，这 370 册真正卖出的只有一半，我当时试图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案件，这本书就是关于这个案件的。我认为这太疯狂，没人感兴趣了，加沙从人们视线中消失了，虽然这只是不久前的事，2023年10月6日之前的事，加沙完全从新闻中消失，当时所有的讨论都是沙特阿拉伯是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也就是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分别和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议”，沙特的加入将意味着加沙人民只能在苦难中等待死亡。
从本世纪头十年中期开始，以色列在加沙发动了所谓“割草行动” （Mowing the grass），实际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以色列就在加沙进行一场高科技杀戮狂欢，每一次“割草行动”都进一步加剧了这场中世纪式的围困，导致大量人员死亡和破坏。以色列把2008年12月26日到2009年1月17日的“割草行动”命名为“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称之为“22天的死亡与破坏”，“铸铅行动”造成约350名儿童丧生，6000所房屋被毁。我为此写了一本书，其中引用一位以色列记者对行动的描述，他说：“这次我们做得太过分了。”（注：据维基百科，“铸铅行动”中约1400巴勒斯坦人死亡，4.6万房屋被毁， 10万人无家可归）
2014年7月7日到8月26日的“割草行动”持续51天，以色列命名为“护边行动”，以色列杀害了550名儿童，摧毁1.8万所房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莫雷尔视察后说：“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像加沙那样的破坏。” （注：据维基百科，“护边行动”中约2300巴勒斯坦人死亡，1.08万人受伤，1千儿童永久残疾，9.6万房屋被毁或受损）
每一次行动都加剧了死亡和破坏的规模。给大家一点数据，以便了解一点1948年以来那些被遗弃在加沙集中营人们的状况，据估计，以色列在“铸铅行动”中留下了60万吨瓦砾，在“护边行动”中留下250万吨瓦砾，加上后来以及这两年的轰炸，现在估计加沙覆盖着5000万吨瓦砾。“铸铅行动”打死350名儿童，“护边行动”中550名儿童丧生，现在估计这次儿童死亡人数是28000名，我认为这是非常低的估计，这还不包括那些因为缺乏食物、药品、电力等原因死亡的儿童，仅仅是被弹药炸死的儿童，与不久前人们认为“以色列已经走得太远”的情况相比，这简直是天壤之别。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武装组织袭击了以色列南部，所以我描绘了一幅他们没有未来的景象。有些人会说：“等等，他们有别的选择，为什么不尝试外交手段？”这个问题合情合理，但问题是他们尝试了外交手段。如果你回顾一下记录，甚至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报告都表明，哈马斯当时正试图与以色列达成某种外交和解，但以色列拒绝了，它只想要卑躬屈膝地投降。
事实无法否认，哈马斯确实尝试过国际法。在每一次高科技杀戮狂欢之后，各种人权组织，包括人权观察、大赦国际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都派出代表团调查事件经过，每一次以色列都拒绝合作，而每一次哈马斯都进行了合作。那些调查团对哈马斯不仅严厉，而且带有偏见，哈马斯知道他们不会从这些调查委员会和人权组织代表团那里得到公平待遇，他们知道这一点，但他们愿意冒这个险，抱着一线希望，希望正义能够得到伸张。
有些人可能记得，有那么一瞬间，正义似乎真的会到来。在2008—2009的“铸铅行动”之后，人权理事会委托一个调查小组，由南非法学家理查德·戈德斯通领导，他恰好也是犹太人，而且自称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董事会成员，与以色列关系密切，他女儿已经移民以色列。哈马斯说：“好吧，我们接受他，让他调查。” 结果，戈德斯通他们提交了一份对以色列非常严厉的报告，长达400页左右，报告认为哈马斯的暴行非常残酷，但以色列的暴行同样残酷。当时人们以为正义终将得到伸张。结果呢？2011年4月1日戈德斯通撤回原报告，又重新提交了一份报告。
这真是令人震惊！新报告刊登在2011年4月1日《华盛顿邮报》上，我开始以为今天愚人节，这是愚人节玩笑，所以过去多年我仍记忆犹新。现在看来并不奇怪，很明显戈德斯通或他家人受到勒索，具体不得而知，总之他撤回了报告。
哈马斯尝试了外交手段，尝试了国际法，然后到了2018年3月30日，也就是所谓的“土地日”，他们尝试了非暴力公民抵抗，这个活动被称为“回归大游行”。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250页的报告，内容丰富，结论是：3月到5月14日的“回归大游行”绝大多数是非暴力的”。报告说加沙人在距离隔离墙300米外活动，显然在从事平民活动，“回归大游行”是一个节日庆典，一场生命庆典，有马戏表演、音乐、舞蹈和野餐，加沙人真的相信如果以一种文明的、友爱的方式进行活动，也许残酷围困会被解除。回头看看发生了什么？以色列承认它派出了最优秀的训练有素狙击手，在加沙围墙站成一排，以色列后来声称：“每一颗子弹都击中了目标。” 目标是什么？联合国报告说以色列枪杀了隔离墙内数百米远的儿童、医务人员、记者、残疾人，包括双腿截肢的残疾人。
这两年来的情况，我找不到合适词语形容，卢旺达调查委员会负责人纳维·帕伊领导的国际调查委员会上周发布的报告说，以色列经常把目标锁定在儿童身上，根据过去两年在加沙工作的外国医生的证词，以色列国防军攻击儿童头部和胸部，报告称他们甚至攻击幼儿。
哈马斯尝试了外交手段，尝试了国际法，尝试了非暴力公民抵抗，他们该怎么办？平静地等死？这是合理的预期吗？各位扪心自问，这样的期望合理吗？你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所以40年后我放弃了，我深感绝望。
2023年10月7日，我一直很困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我的网站管理员、密友兼同志萨娜·卡苏姆，一位巴勒斯坦人，住在希腊的化学家，给我发邮件说：“诺曼快看新闻，人们从加沙冲出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很高兴，当时细节很少，好像是越狱，最初据说大约50名以色列人被杀，仅此而已。我立即在推特账户上发布了一些消息，引用了约翰·布朗歌词庆祝奴隶们获得自由。然而，接下来的两三天里，很明显发生了一些在道德上更复杂的事情。这不是越狱。这不是胜利大逃亡，这是不同的事情。现在我认为可以高度确定，大约1200名以色列人被杀，其中800人是平民，哈马斯和其他激进组织显然要对绝大多数平民死亡负责。
关于10月7日的一些说法，我认为完全没有证据表明哈马斯犯了强奸罪，那是以色列的捏造。我很愿意审查所有证据，但显然，抛开强奸捏造不谈，确实发生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毫不怀疑。这些是事实问题，接下来是道德判断，道德判断显然必须考虑事实证据，但事实证据本身并不能得出道德或政治结论，你必须仔细研究全部事情。
如我所说，我从事这项工作大约有43年了，我年轻时有幸结识了诺姆·乔姆斯基教授，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在道德判断问题上，我总是向他寻求帮助，他有很多非凡的品质，是一股巨大的自然力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正义力量，我和他形成了某种分工，我会做我的研究，查阅文件，但当涉及到对复杂问题做出道德判断时，我总是听取他的意见。他精通哲学，尤其精通道德哲学，在我看来，他拥有精湛的政治和道德判断力。然而10月7日那些天我找不到他，这是我成年后第一次独自思考这个看似复杂的道德问题。
我不否认10月7日那天发生的事情，但是该如何评价这些事？我反复思考，紧张得冒汗，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好奇我会怎样判断，尤其是在加沙问题上，我从不屈从于主流权威。思考了大概一周，我开始研读美国奴隶起义历史，就是纳特·特纳起义资料，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奴隶起义，发生在1831年。特纳发动起义时向同伴下达的命令是：“杀死所有白人。” 于是起义者杀死男人、女人和婴儿，非常残忍。毫无疑问，特纳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加沙人民。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纳特·特纳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忏悔神父说：“论天赋和智力，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很少有人能与特纳相比。” 一位名叫斯蒂芬·奥克斯的历史学家说：“纳特·特纳的梦想与他命中注定的人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巨大的深渊。” 如果你见过加沙人，你就知道他们足智多谋。你给他们一个可口可乐罐子，几小时后他们能把它变成一辆奔驰车。他们只是绝望，绝望是发明之母，对于聪明绝顶的加沙人来说，他们的梦想和残酷人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你可以看看废奴主义者怎么说，他们是一些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他编辑了反奴隶制期刊《解放者》。纳特·特纳起义爆发后加里森发表了评论，他说：“毫无疑问，纳特·特纳起义期间发生的事情是可怕的，这是一场暴行，太可怕了。” 他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但没有谴责特纳，而是谴责白人，他说：“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们了。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们了。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们了。我们告诉过你，如果你这样对待别人，如果你贬低他们，如果你羞辱他们，如果你殴打他们，那就不要对纳特·特纳起义期间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 无论如何，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从道德角度看待10月7日的正确方式。暴行是不可原谅的，但我不会谴责他们。
如果你还记得，10月7日最初几周或几个月里，这成了网络上一个标准笑话，皮尔斯·摩根问：“你谴责哈马斯在10月7日的所作所为吗？” 然后人人回答：“是的，我谴责。” 但在我看来那些人大多是装腔作势，他们并没有真正认真地思考过严峻道德问题。当我上皮尔斯·摩根节目的时候，我说：“不，我不会谴责。”
如果你在美国内战前是废奴主义者，你每天都能看到非洲人遭受的迫害，看到他们戴着镣铐走在街上，亲眼目睹他们被鞭打，被非人化，亲眼目睹奴隶市场上白人种植园主检查他们的牙口，看看他们是不是高价值的健康奴隶，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在加沙，这一切都是在隔离墙后面进行的，很少有人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但我确实知道，因为我花了15年时间研读这些人权文件，在研读了这些文件之后，我绝对不会谴责那些在10月7日冲破加沙集中营大门的人，我也不会否认发生了重大暴行，你必须权衡两方面事实，然后找到自己解答。
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基本上有三个目标，这些目标延续至今。
第一个目标就是血腥复仇。10月7日后以色列高层纷纷发表一些恐怖的声明。我刚读了上周发布的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报告，篇幅不长但抓住了要点，令人震惊的是，报告描写的事件恰如以色列领导人两年前的恐怖声明。他们当时说：“我们要把加沙夷为平地。我们要让加沙变得无法居住。我们要摧毁加沙的一切。” 显然这不是一时冲动的言论，而是后续行动蓝图。其中广为人知的声明之一，是内塔尼亚胡曾两次表示：“要记住亚玛利人所做的事。” 他指的是希伯来圣经，就是以色列人要秉承希伯来圣经的复仇精神，杀死所有“亚玛利”男人、女人、孩子、牛等等。这种复仇的嗜血渴望被证明是一个重要因素。
像伯尼·桑德斯这样的人，我不会加入对他的围攻，他做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但有局限，伯尼·桑德斯至今一直假装问题出在内塔尼亚胡身上，恕我直言，我尊重桑德斯先生，但事实是加沙的嗜血不仅仅是以色列政府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内塔尼亚胡、施莫特里奇、本·加维尔这些人的事，不，这是以色列民族行为，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这一点，事实胜于雄辩，在以色列国防军进入加沙的时候进行过一个民意调查，其中一个简单问题是：“以色列国防军应该杀死加沙所有人吗？”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种族灭绝问题， 47％的以色列人说：“应该！” 一个月后的一项民意调查提出一个问题：“你认为加沙有无辜者吗？”62％的以色列人说“没有无辜者”。如果扣除以色列约20％的非犹太人口，那么 70％ 的犹太裔的回答是“加沙没有无辜者”。当时一位主要反对派领导人公开表示：“以色列国防军把杀害加沙儿童当作一种爱好。” 而他在以色列遭到猛烈抨击，他最终出人意料地屈服压力，收回了之前的言论。
这种杀戮欲望，我个人非常难以理解，我很难理解一个社会竟然堕落到如此疯狂的地步，把武器瞄准儿童和幼童的头颅和胸膛，把杀害儿童当作乐趣。那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透露出他们得意洋洋地庆祝加沙种族灭绝行为。我认为嗜血杀戮欲望是过去两年加沙人道灾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目标是以色列想要恢复阿拉伯世界对它的恐惧。10月7日之后，许多穆斯林开始想，如果那个叫做哈马斯的乌合之众民兵组织能够造成如此致命的军事打击，能够智胜以色列情报网，也许穆斯林终究可以用军事手段对付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想说：“看看加沙的后果吧！” 以色列想用这种方式打消穆斯林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想法。
第三个目标非常简单，老话说：“危机也是机遇”。毫无疑问，10月7日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次冲击，一次重大危机，好比9·11事件对美国的冲击。9·11事件之后，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都流下了几滴咸咸的泪水，五分钟后他们摩拳擦掌，琢磨着“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相关报道说他们仔细研究了世界地图，试图确定要攻击哪些国家，他们列出了一份很长的名单，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最后是伊朗，这是他们的目标。以色列的主要目标是“彻底解决加沙问题”。按照以色列计划，加沙不再“割草”，要全部外迁，连根拔除，片草不留。
一开始以色列试图对加沙进行种族清洗，没有成功，然后试图将加沙人口驱逐出去。他们通过摧毁基础设施和尽可能多地杀害平民来达到目的，一是迫使加沙人逃离，二是迫使国际社会接纳难民。我前面提到的以色列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吉奥拉·艾兰德说：“我们给加沙人两个选择：要么挨饿，要么离开。” 而这正是加沙目前处境。自10月7日以来，事情没有实质性改变，目标是驱逐当地居民，通过杀戮和摧毁基础设施来实现这一目标。目前估计，如果一百辆卡车24小时工作，要到2050年才能清理完加沙废墟，这是因为废墟中混杂着各种有毒物质和未爆炸的弹药。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简单谈谈我们能做些什么。我想说，过去两年里确实有一些英雄时刻。其中之一是南非代表团前往国际法院为加沙人民进行抗争，他们的作为深深鼓舞人心。不仅因为他们的能力、尊严，更因为这个代表团的体格。代表团由88岁的约翰·杜加德率领，他是纳尔逊·曼德拉家族的律师，也是图图主教的律师，一位白人，为人正直，我很自豪地称他为朋友。代表团成员中有非洲人、印度人，还有一位爱尔兰女性，这个小组代表了整个人类的风采，展现了人类如果能够恢复理智，将拥有怎样的可能性。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不同意，但我个人非常赞赏和尊重胡塞武装的意志。正如你们所知，也门正经历着一场真正的内战，我家附近很多杂货店老板是也门人，他们不喜欢胡塞武装，因为内战，毫无疑问胡塞武装也很残忍，但是这些也门杂货店老板每个人都敬佩胡塞武装的高尚品格，胡塞武装为加沙人民甘冒生命危险，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掌声】
另一个高潮，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博取你们欢心，过去两年另一个伟大的时刻是2024年大学生扎营抗议事件。【掌声】 扎营抗议事件给世界带来希望，让加沙故事流传开来，我们绝不能说：“加沙事情说够了，说点别的吧”。扎营抗议日复一日地让加沙事态占据新闻头条，所以当权者害怕，要镇压学生。
不幸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财力，发动了我国历史上对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最猛烈的攻击。2024年春天，常春藤盟大学的校长们被赶下台，不是一位，两位，而是三位，这在我国现代史上从未发生过。正如你们所知，这个过程还在进行，西北大学校长离任了，另外几位校长也处于风口浪尖。
这在拜登时期还只是一个原因，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富翁威胁扣留校友捐资，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攻击范围扩大了，他们利用反犹太主义指控打压 DEI（多元、平等、包容）、民族研究项目、性研究项目。但我们不应忘记是拜登政府为压制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开了绿灯，自去年春天以来校园活动被镇压下去了，对我来说很难承受过去的一年，但我理解，我知道你们要付很多学费，借很多贷款，就业市场缺少希望，父母为了不被开除而给你们施加很大压力，我都理解。
现在该怎么办？我最后说两点，第一，如果你读过哈佛大学关于反犹太主义的报告，其他学校也发布了报告，哈佛大学报告最长，314页，你仔细读，你找不到任何反犹内容，根本不存在，他们举的例子简直荒唐。那么他们所说的反犹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怎么能写出314页呢？他们对反犹主义的定义非常新颖，他们的定义是，如果犹太学生，特别是以色列犹太学生，在课堂、课外活动或社交活动中感到被排斥，那就是反犹主义。我说这有点过分了，我不会包容杀害儿童的凶手，我不会包容杀害幼儿的凶手，要求包容和多元化这支种族灭绝大军，归根结底就是试图使种族灭绝正常化。他们把孩子当作目标，炸毁医院，把记者当作目标，把医务人员当作目标，我们不能容忍，这是最起码的道德戒律，是对死者的亵渎，是对那两万名孩子的亵渎，在大学校园，我们无法抹去那些记忆。
第二点是，你现在能做什么？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我想你可以每周抽出一天时间，每个人穿一件前面写着“加沙”、后面写着“种族灭绝”字样的黑色T恤。你现在的挑战是夺回你的言论自由权、以及大学作为学术自由场所的神圣性。在我看来，这是你的工作，我承认教师比学生更不容易受到伤害，然而依赖教师的说法非常站不住脚，我丝毫不会忽视你们面临的挑战、后果和牺牲的严重性，但是我们国家正滑向灾难，这不再是我的未来，而是你们的未来。我希望，即使面临现实的威胁和牺牲，你们也能找到勇气，从我们美国历史中找回勇气。
我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能想象出上世纪60年代终结美国南方种族隔离所需的勇气，那些年轻人，他们并非来自优越的家庭，没有白人应有的保护，他们是和你们同龄的黑人青年，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IK）成员，生活在南方小村庄，毫不夸张地说，那里市长是三K党，警察局长是三K党，首席法官也是三K党。而那些黑人青年挨家挨户敲门，请求人们登记投票【掌声】，这需要巨大勇气，值得我们学习。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的未来。现在，这是你们的未来，你们仅存的自由正在眼前被偷走。
现在大学校园里人们都吓坏了，不敢提巴勒斯坦、种族灭绝等等，你们的自由正在被偷走。我相信，你们要鼓起勇气，奋起反抗，否则一觉醒来你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备受压迫的国度。我对这种巨大的挑战感同身受，记得越战期间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她当时正读医学预科，参加反战会被捕，她非常害怕自己会因为反战而被捕，她说：“如果我被捕，就会留下记录，我就考不上医学院了” 是的，那时后果同样严重，如果你是60年代民权运动的南方黑人，你在三K党统治的地方挨家挨户敲门拜票，你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我想，也许你们可以从麻省大学选一个当地社区的人，塑造你们自己的“曼姆达尼”，你们这里有几百人，是一支军队，组织起来一起努力，把他选上去。至少这是一个开端，一个从下至上的反击。你知道，现在纽约市长候选人佐赫兰·曼姆达尼正承受着各种压力，但他没有退缩，因为他知道大多数纽约人支持他在加沙问题上的观点。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民意，选民们愿意倾听这种意见并投票给这样的候选人。在你们社区建立一个合适的平台，借助平台制定一个终结加沙种族灭绝的纲领，追究罪犯的责任。
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