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柏地战斗”吹号手朱学良的红色故事

　　于都县沙心圩位于丘陵地带的山坳上，在沙心圩北面山脚下，因背后有座来龙山，故名后龙山。宋末朱氏从桥头朱屋迁入沙心开基定居，清初朱广九从本村的村上迁入后龙山居住。

　　在后龙山，建有三栋连接的祠堂，所以称为“三栋祠堂”，又名东源公祠。三栋祠堂（东源公祠）是一栋三进大宗祠，是当地朱氏族人用于红白好事及族人聚会的重要场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来到沙心，驻扎在这里，朱氏族人参加红军、拥军优属，上演了一幕幕感人的军民鱼水情。

　　一

　　沙新村文书冯翔带我来到后龙山，我们走进朱绍富家。朱绍富今年78岁，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历任沙心大队大队长、沙心村主任、村书记等职，后调到沙心敬老院担任院长，直至退休在家。

　　村文书冯翔指着朱绍富对我说，大柏地战斗的军号手朱学良，就是朱绍富的父亲！

　　哦，我笑道，那我们就从您的父亲朱学良开始聊起。

　　上前握手寒暄后，朱绍富赶紧拉了二张竹椅让我们坐下。这时，他坐在对面，沉思了许久，终于打开了思想的闸门。

　　父亲朱学良生于1907年2月，因从小身体好、长得人高马大，颇有力气，平时乐于助人，爱打抱不平、不愿受人欺负，而且在家会拉勾筒、吹笛子和唢呐等乐器，父亲在2000年去世，享年93岁。母亲吴桂英生于1909年，是本村温邦组人，他们两人是自由结婚，1964年母亲去世。父母亲共生育了二子，大儿子朱绍贵，今年88岁，小儿子就是我。

　　朱绍富说，父亲朱学良参加红军后，由于他力气大，红军缴交到国民党军的机枪，连长则安排他负责扛机枪，在红军中体高力大的朱学良成为了排里面的一名主要机枪手。后来，连长又发现他还会捣鼓吹笛子、唢呐等乐器，当时连队正好有名军号兵身体不好，导致军号常常吹不响，但是给父亲一吹就响，而且特别高亢嘹亮，听去那军号声像是从大地的深处涌出，带着一种胜利的力量与决心，又如同红军战士的心跳，坚定而有力，激荡着每一个人的灵魂。连长乐得当场拍板，就选定朱学良担任了军号手。

　　半年过后，红军部队又派朱学良到会昌筠门岭的一个小山村里学习吹冲锋号，经过培训，朱学良认真琢磨、刻苦练习，很快上手，他吹的号子又响亮、节奏又好。从此，军号与父亲一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沙心乡地处偏远，地少人稀、封闭落后，田地都掌握在当地个别地主和周边大地主手里，农民长期租地为生，受地主恶霸的欺凌压榨，反剥削反压迫的情绪高涨。1929年10月，以吴礼智、朱志迪为首的组织者到于北区点燃革命火种后，立即成立了沙心乡革命暴动队，率先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1930年春，陈毅率领红22军进入沙心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同年4月，成立了于会瑞边区苏维埃政府。从此以后，沙心苏区的革命活动更加轰轰烈烈。

　　沙心乡革命暴动队先后被改编为边区赤卫大队、边区独立营、边区红色警卫营。这支主要由沙心区百姓为主要成员的革命武装队伍常年穿梭于白色地区，英勇善战，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实现了于会瑞边际地区全面赤化，为巩固红色政权、扩大红色范围，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时，沙心苏区政府从原来的河背细屋子迁移到三栋祠堂，由吴礼智、吴远游、朱志英等人领导的区游击队、赤卫队、妇女会驻扎在后龙山的三栋祠堂里。在后龙山有片古树林，郁郁葱葱，非常茂密，沙圹、高屋、万田等地群众开展革命工作，大多都在后龙山这片古树林里召开大会，这可以躲避国民党飞机的侦查。

　　朱绍富说，到了1930年4月，陈毅率领的工农红军又来到了沙心，驻扎在后龙山的三栋祠堂，红军在这祠堂里既办公、也埋锅做饭。红军来了，当地群众十分高兴，当时区游击队员朱学禹、朱学松等，组织了许多群众为红军送水、送茶、送蔬菜。

　　红军还向游击队员朱学仙借了稻谷120斤，当时红军还用毛笔写了一张借条。朱绍富听父亲朱学良告诉他，红军驻扎三栋祠堂后，询问当地群众，这里哪户人家更富裕，群众说，朱学仙家的生活更好一些。因为我们当地这里有座朱公庙，朱学仙家里是负责管理寺庙的，当地群众会奉赠粮油到寺庙里，所以他家的生活水平更高，于是红军向朱学仙家借了稻谷120斤。

　　在包产到户的1980年，有一天，朱学仙的大儿子朱绍炘拿出了这张借条，当时生产队长朱绍富一看，朱绍富立即说，这张条子还有用，可以折抵你家的公粮。于是，当年朱绍富把这张红军借条交给了时任沙心粮管所所长刘家福，并抵了朱绍炘家的公粮任务。

　　三

　　1926年，那年父亲朱学良刚满19岁。有天，大地主邓庆为身上别着驳壳枪，带着一伙家丁，强行要砍朱姓后龙山的后龙古树贩到赣州卖。朱学良听到后，不顾家人的反对，顺手拿起一把菜刀，冲到邓庆为面前，一手按住他的驳壳枪，一手用菜刀挂在他脖子上，朱学良说，“邓庆为你欺人太甚，今天你要命还是要树？”邓庆为见势不妙，命令他的家丁马上撤了，邓庆为也灰溜溜地跑了。

　　当时，大家都知道邓庆为是当地有名的地主恶霸，知道邓庆为对于这件事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为此，朱学良的亲朋好友们都劝他赶紧离开家里逃命。

　　于是，朱学良打起包裹去了瑞金的对坊、大柏地等地“走纸槽”（在深山老林帮人搬运竹子制作糙纸）、“走青山”（在深山老林中帮人搬运树木）过日子，一同去的还有当时在场的几个青年，他们也怕遭到邓庆为的报复。山上的工夫大累了，其他几个青年受不了，就决定逃往吉安的万安、泰和等地去帮人家作田。

　　直至1928年，父亲朱学良21岁，听说井冈山有支红军队伍来到，红军是打土豪分田地和帮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于是他们几个就偷偷地上了井冈山参加了红军。朱学良到了部队里，他听从首长指挥，每项艰巨的任务，他都能出色地完成。

　　1929年初，红军部队从井冈山下山，开往赣南的大余、崇义方向，国民党军队也一路尾追。当部队来到瑞金的大柏地时，首长命令大家加快速度往麻子坳的方向前进，麻子坳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迳、中间一条小河、两边崇山峻岭。朱学良当年逃命时就在这“走纸槽”、和“走青山”，非常熟悉这里的地形，他身上背着枪还拿着冲锋号，跑得最快，首长也紧跟他身边。到了目的地麻子坳，首长就命令大家往山上隐蔽起来，不能动、也不能说话。

　　大约等了半天时间，山下的国民党军大部队也向麻子坳涌来，当敌人全部进入埋伏圈时，首长就下令打，等到四面都响起了枪声，首长叫朱学良吹响冲锋号，冲锋号一响，枪声、炮声、撕打声响成一片，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父亲朱学良后来回忆，“这一仗是从井冈山下来，打得最有劲的一仗。”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在兴国、宁都、广昌、福建等地打了大大小小的胜仗无数次，朱学良也参加了历次反“围剿”，他军号从不离身，一直担任军号手。

　　最后一仗是在福建长汀的深山老林，敌人的火力很猛，也用了大量的燃烧弹，战士们伤亡惨重。此战，父亲朱学良的屁股被大面积烧伤，整个部队都被敌人打散了。

　　后来，由于寻找部队无果，朱学良只好藏着跟随他多年的军号往家回，一路上边乞讨，边自己用草药治伤，终于回到了老家，到了家里才知道红军早己出发长征了。

　　四

　　父亲朱学良回到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伤口愈合得较快。后来，结婚生子，过着常人的生活。

　　新中国建立后，朱学良享受红军失散人员优抚补助。“大跃进”时，生产队又安排朱学良用这支军号吹响出工、收工的号令。后来，父亲朱学良知道这支军号的重要性，把这支与自己有着深厚感情的军号上交了宽田区政府，自己还是留下了军号号嘴作为传家宝。

　　在父亲朱学良70岁的时候，他身体还很硬朗，常常对子女们说，要带他去大柏地看看。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我带着父亲来到了大柏地，只见父亲站在大柏地的战场旧址，不停地用手指这指那，嘴里讲述当时的战斗情景。　

　　2000年，朱学良去世，临终时还念念不忘这支军号，他交代子女一定要把号嘴保存好，一代一代传下去。

　　2019年6月，在建国70周年大庆之际，我们全家经过认真商议，为了更好发挥文物价值，毅然将这珍藏90多年的号嘴捐赠给于都县博物馆。

　　父亲朱学良一生到过三次大柏地，一次是逃命、一次是打仗、一次是“回头看”，就此，他和大柏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许，他至死也不知道大柏地战斗与红军的重要性，但他依旧对那场战斗中担当军号手而感到自豪！他视军号如同生命，把革命的传家宝代代相传精神，令人于衷的敬佩！　

　　口述：朱学良次子朱绍富

　　参考资料：《沙心人民斗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