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戎马生涯
一
一九二八年春节第二天，父亲出生在江苏省靖江县孤山镇前范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爷爷起名曰：月初。
东汉末年，此地是一片滔滔江水，水中凸现一座山，称作孤山。后因江水冲刷，才有了现在的陆地。三国时这里是孙权的军马牧区，因“扼长江天险，锁钥金陵，为东南门户，足称重镇”，于明成化年间设镇，定名“靖江”。南宋时，一批难民随岳家军撤退，见此处地肥水美，便安家落户。现在的朱、刘、陈、范几个大姓人口，即是他们的后裔。
老家旧居座落在孤山脚下，这里应是水最先退去的地方，推测老祖宗在此地落户较早。相传我家一脉的先祖是范仲淹，他生卒均在徐州，岳飞比他要晚一辈，由此看先祖一说并非空穴来风。祖上原是大户，到了曾祖父，家境每况日下，成了破落小地主。到爷爷范顺典这一辈时，只剩几亩薄田，仅够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土改时评定成份为中农。
父亲兄妹四人，父亲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父亲5岁时上小学，学校生活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但好景不长，只上了三年，鬼子便来了，江北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学校被迫停办。上学时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失学的缺憾，使父亲对鬼子和汉奸有了刻骨仇恨。
（离老家仅几百米远的孤山）
从记事起，父亲就感觉家里总受欺负。有一次，孤山镇的维持会又摊派苛捐杂税了，这回要小麦，数量还很多。没办法，爷爷在麦子里掺了些泥巴，被伪保长发现了，他狗眼圆瞪，一脚踢翻了装麦子的萝筐，嘴里还不干不净的。那时社会也相当乱，有个与爷爷同辈的混混，说是做生意，靠着三寸不烂之舌，硬是骗得爷爷的信任，“借”走了家里两头猪，外加奶奶的嫁妆首饰，当然都是肉包子打狗了。
当时在老家那个地方，日、伪、顽、土匪活动猖獗，轮番下乡滋扰；社会上一些人为求自保，流行拜“老头子”，也就是现在的黒社会，把个富庶的鱼米之乡搅得乌烟瘴气。一般老百姓身受多重压迫，污浊风气令人窒息。父亲从小就憋着一股火，既有不堪重负的感觉，又有一股想改变现状的冲动。
黄桥决战后，新四军在当地的影响迅速扩大。黄桥离我家也就几十公里，父亲很快听人说这是支从没见过的好部队，便萌发了参军的念头。13岁那年，正在念私塾的父亲听说新四军在附近招小兵，当兵后还可以上学，就和一个同时就读的小伙伴商量好，两人偷着去参军。因另一名既是亲戚又是同学的“告密”，已经跑出二里地了，却被闻讯追来的爷爷捉回，着实挨了一顿暴打。
后来，经亲戚介绍，父亲考进了靖江乡村师范（即现在靖江高级中学前身）。学校不收学费，自带一半口粮。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所实际上由共产党创办的学校。不仅教文化知识，有的老师还讲马列主义、哲学及共产党的一些主张。一九四三年，日伪军强化了对这一地区的清乡扫荡，学校被迫分为东、西两校，开始在流动中教学。由于环境恶劣，不少学生脱离了学校。在西校上学的父亲，因舍不得学习机会，始终没有离开。就在这一年，父亲入了团，但不是现在的共青团称谓，叫“青年解放团”，也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一九四四年，有同学拿来一张表格，问父亲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父亲当即表示愿意。因学校党组织还处于地下状态，父亲并未写过申请书，即便写了也不知交给谁。填写年龄时，父亲写17岁，介绍人说不行，得写18岁，其实父亲当时才16岁。那时，贫雇农出身的党员没有候补期，父亲出身中农，候补期为三个月。
刚入党，父亲便参加了县里的整风学习，实际上是进一步的审查。回来后，担任了学校里团的组织委员。不久，新四军到学校挑机要员和报务员，选中了两人。就这样，这一年父亲和另一位同学在地下交通的带领下，参加了新四军。
二
参军后不久，父亲从苏中军区进入苏中公学学习。
在“抗大”九分校基础上成立的苏中公学，是一所为苏中根据地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四四年成立，粟裕兼任校长，四六年合并于华中雪枫大学。父亲在苏中公学18队学习了三个月，出来后就是排职干部了。后来在雪枫大学也学习了很短一段时间。
苏中公学的学员来源多样化，既有部队干部，也有地方干部，更多的是青年学生，女学员中还有童养媳。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从小学到大学都有。父亲说，他班上就有个大学生学员，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入学一个月后突然离校了。
原来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一架美国B－29轰炸机坠落在苏北地区，为抢夺飞机和机上幸存的5名美军人员，新四军曾和日伪军进行过激烈战斗。最后5名美国人全部获救，安全踏上了返国的路程。担任美军翻译的就是父亲班上的这名大学生。
苏中公学严格遵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办学宗旨。紧急集合摸黑打背包是常有的事，从穿好衣服，打好绑腿再打完背包不得超过10分钟。吃饭时间也在10分钟之内。学校内部还展开辩论，以纠正一些人认为新四军非正统的错误观念。
形势教育是经常的，“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消灭日本鬼”的说法深入人心。文化生活也很活跃，有各类球赛，饭前要唱歌，集会要拉歌。18队还排演过小话剧，有两名学员毕业就留在学校文工团了，其中一人后来到了三野文工团，最后是在总政文工团离休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苏浙军区成立，粟裕任司令员。由于新建部队缺人手，父亲奉命提前从苏中公学结业（正常为6个月毕业），并随部队的一个团前往苏浙军区报到。
（粟裕司令员）
报到途中要通过多道封锁线。最危险的是过长江，因为江面上有鬼子炮艇不时的穿梭巡逻。天黑后，早就潜伏在江边的部队利用鬼子炮艇巡逻间隙，迅速乘船过江，上岸后马上进入了游击区。铁道线旁鬼子修了不少岗楼，部队也是天黑行动，趁敌人不备时一跃而过。
十多天后父亲到了苏浙军区司令部驻地浙江省长兴县槐坎乡仰峰村，并被安排到机要科机训队培训。住处是一处很气派的地主家大院，粟裕住楼上，父亲他们住楼下，在这住了近一年。开始集训时有20多人，结束时人数减了一半，有些学前担任过乡长、会计、税务等职年龄偏大的被淘汰出局了。集训结束后，大部分学员分到了部队，留在军区机关的只有三、四个人，父亲是其中之一。
部队驻地浙西地区，当时正闹粮荒，又是新区，生活很艰苦。有的部队因吃不上饭，只好停止训练，靠挖野菜、竹笋果腹，因此筹粮成了部队一项重要任务。
父亲曾被派到一个村去征粮，只身一人，没有武器。他来到保长家，就在他家吃住，看着保长收粮。那时的保长大都是墙头草，日伪顽、新四军哪边也不得罪，手下还有几个狗腿子，收粮的活计就由这帮狗腿子代劳了。
父亲征粮很顺利，两天便完成了任务，满载了一小船，胜利返回。但也不是所有征粮人员都那么幸运，报务分队就有一人下乡时与鬼子遭遇，牺牲了。
刚入伍时，部队发了一套军装。可能是省布的缘故吧，膝盖以下的裤腿是没有的。不发内衣，父亲只好把随身穿的衣服将就了。原来身上穿的长袍，这时也变成了床单。南方夏季蚊子奇多，部队只给每人一小块纱布。父亲他们就把被子里的棉絮掏出来，再用竹杆把被面挑起，喘气的地方放上纱布，这就是简易的蚊帐了。
即便是训练条件，也是相当的艰苦。练习用的纸张是那种粗糙的草纸，铅笔是最便宜的，稍用点劲就断了。
苏浙军区成立后，国民党第三战区调集重兵，企图聚歼我军，新四军被迫于浙江天目山地区进行了三次自卫反击作战。从二月中旬到六月底，我军以较小的代价，消灭顽军一万多人。皖南事变中的主要打手敌79和52师，均遭到了沉重打击。
（苏浙军区驻地槐坎乡仰峰村沈家大院）
说来也巧，全国解放前夕，改编后的52师从南京往浙江溃逃，结果再一次被粟裕指挥的三野部队消灭在广德东南山区（即原来挨打的地区）。短短四年时间里，在同一地点，被同一对手痛打两次的战例，在战争史上是很少见的。
这也是父亲参军后第一次亲身经历的大规模战役。
将近年底，部队陆续北撤整编，至此苏浙军区的历史使命即告结束。一九四五年年底，新四军在高邮县举行接受日军投降仪式，父亲亲眼目睹了这一期盼己久的场景。
三
一九四五年底，华中野战军成立。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父亲所在的原苏浙军区机要科悉数并入了野战军。父亲回忆说：那时指挥机关很干练，没有副职，参谋长空缺，只有一个参谋处长，机要科共有十几个人。
一九四六年初，部队对残存的日伪军进行了清剿，之后开始休整训练。父亲所在的机要科与通信部门组成一个队，到雪枫大学学习。五月份，因内战一触即发，这些人迅速归建了。
（七战七捷后的粟裕）
部队所在地区，与国民党统治中心隔江相望。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重庆谈判时，蒋介石曾亲自出马，要共产党让出这块地方，他露骨的说：“你们在苏北，对南京、上海威胁很大。”
当年六月份，中央军委指示“华中主力出淮南津浦线”。父亲回忆：这份毛主席亲拟的电报是他和科长两人译的。粟裕阅后对敌我形势作了深入分析，认为在苏中地区打几仗之后，再转到外线，较为有利。军委同意了粟裕的建议， 并要求“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的弱点”。
六月中旬，国民党调动了12万人马，完成了对苏中我军的进攻部署。华中野战军则集中了3万多人，做好了迎敌的准备。在得知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军将发动进攻后，我军于十三日在泰兴、宣家堡以6：1的优势兵力先行向国民党精锐83师的两个团发起了攻击，不到60小时即歼灭了这股敌人。
（行军中的华中野战军）
随后，我军二战如（皋）南，三战海安，四战李堡，五战丁堰、林梓，六战邵伯，七战如（皋）、黄（桥）路，仗仗皆胜。在短短一个半月中，于苏中东西约100公里、南北约50公里的狹窄地域内，共歼敌53000余人，史称苏中战役，又称七战七捷。
父亲回忆说：那时真辛苦。打完一仗马上就要行军，一般都是走夜路，有时伸手不见五指，就拉着前边人的衣服，经常一天只能睡二、三个小时。部队到宿营地可以休息，他们还要工作。起床后马上打好背包，以备随时出发。
在敌人的夹缝中运动，在运动中寻找战机，运动中接敌，运动中展开。因为是老区，群众基础好，他们到了哪儿，敌人都不知道。敌人在海安空城开祝捷大会时，我军已到东海边休整了。由于保密工作做的好，我军密码从未被敌人破获过。反倒是敌人的动向被我们掌握得一清二楚，既有地方政府和老百姓送的情报，也有部队侦察获知的，还有敌人在无线电通信时被我华中军区“四中队”（技侦部门）截获的，而破译的密码，有些就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搞来的。
（七战七捷纪念馆）
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对此次战役很关心，几乎每一仗都发来过电报。第一仗打完，毛主席亲拟电报问：“打的是否是美式整编第83师？该师消灭了多少？尚存多少？”第二仗打完，毛主席又发来电报：“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八月二十七日战役全部结束后，二十九日毛主席就给各战略区首长发电：华中野战军15个团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装备精良；凭借解放区作战，补充便利；指挥正确……“故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
四
一九四七年一月，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两年后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随后发起的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以及一九四八年的豫东战役、济南战役，父亲都参加了。
部队进入山东后，生活比较艰苦，父亲回忆说。打的是运动战，行军多，确实是两条腿和敌人的汽车轮子赛跑。在苏中时吃大米，到山东后主要是煎饼。不是现在那种苞米面煎饼，而是用高梁米、地瓜秧子和少量黄豆磨碎后煎成的。有时发到手时，都过个把月了，吃到嘴里一股霉酸味。当时部队有顺口溜说：“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吃的煎饼，咬着大葱”，电影《南征北战》中有些情节是很真实的。但就是这样的煎饼，老百姓也很难吃上，可见军民关系不错。
这时野司机要科有四五十人了。科长左金祥（见右图），
是位三一年从江西入伍的老红军，离休后享受副兵团待遇，他健在时，父亲与他常有联系，九七年我曾陪父亲看过他。科下面是股，各把一个方向。父亲负责对军委总部方向。 那时仗多，电报也多，有时一天父亲一人就得译100多份报，每份100多组。内容大都是军事方面的，发出的电报全由首长亲自拟写，只有情报、战报一类是参谋起草的。政工方面的电报基本没有。对中央的电文，粟司令尤为重视，特急绝密，随到随发，收到即阅。有些特别重要的电报，指定专人译出，甚至连副职首长也不能看。说到这里，父亲露出颇为自豪的神情。
因为工作关系，粟裕对野司机要人员很熟悉。宿营时，作战、机要部门及警卫人员，和首长住一个村子，相互低头不见抬头见。粟裕为人随和，休整时，常去机要人员的住处，一去了，父亲他们就缠着让讲故事。有时粟裕也邀父亲他们去他的住处，那时虽物资匮乏，但首长生活是重点保证的。父亲说，上他那有时就能划拉点糖果饼干之类的小食品。粟裕爱好多，吹口琴，起初学骑自行车，后来学摩托，缴获汽车后开起了美吉普。
他在苏中时，有次带一名警卫，骑摩托到300里外的地方开会，半路车坏了，两人又合骑一台自行车。他还爱照相，曾多次给父亲他们拍照，可惜年代久远，这些照片一张也没留下来，倒是粟裕本人的照片，父亲保存了一些，现在像册里还有粟裕那时的两张二寸免冠像。我到网上搜索过，没发现相同的。对机要人员，粟裕近乎偏爱，夫人是位老机要，曾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鞠开，当时和父亲是一个股的战友。从参军到全国解放，父亲在粟裕跟前工作了好几年，能看出来，言谈中流露出对老首长的深厚感情。
那段时间，父亲说他曾出过一次小差错。有天晚上正睡觉时，有人送来一份电报，他看了一眼，揣进兜里，因连续工作太过劳累，又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别人问起时，并不记得收过电报。所幸电报内容不甚要紧，但也挨了批评。父亲说，从事机要工作那么多年，类似的情况再没发生过。父亲说他也没立过战功，当我问起时，他说没听说野司有谁立功的，什么大功小功都是作战部队自已搞的。其实时隔久远，父亲记忆力差了。前不久干休所编老干部红色档案，上面清楚地记载着父亲在三野时曾荣立四等功两次。
（解放战争时的父亲）
开始行军时，科长们有马骑，其他人都是步行。背包有四、五斤重，每人还有两个皮包放密码。休整时就抓紧训练，为的是译得快可以多些休息时间。工作中遇到疑难问题，关键时候还得是老同志出马。尽管频繁打仗，但大家情绪很高，主要是受胜利消息的熏染。诸如74师被消灭后，蒋介石吐血了的一类消息，机要人员早早便从电报中获知了。随着战局发展，条件逐步得到改善。有时打了胜仗，每人便能领到一斤面，半斤肉和一些白菜，几个人合伙包顿饺子。鲁南战役中，我军歼灭了国民党快速纵队，光汽车就缴获了480辆，不仅华野特纵鸟枪换炮，父亲他们也有车坐了。
这两年中，父亲他们遭遇了两次危险。一次是在四七年的上半年，左金祥和父亲的战友管谦（曾任总参通信部政委）后来在回忆中写道：“莱芜战役结束后，我们三野司令部撤到坦埠附近休整。一天中午，敌人突然出动三架B—25、六架B—51轰炸机，直飞我司令部上空狂轰滥炸。顿时，驻地硝烟弥漫，火光冲天，乱石飞溅，我们指挥机关面临着严重的危险。这时，机警的警卫员推粟裕同志进防空洞，粟司令员大声喊道：‘不要管我，快去看看机要科，如果机要科炸掉了，我怎么指挥部队！’敌轰炸机刚过，地上仍一片硝烟，粟司令员踏着瓦砾废墟，大步流星地来到机要科，问我们有没有伤亡，密码有没有损失，对如何做好善后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
敌机突如其来，直至我指挥机关上空，一定是敌人掌握了确实情报，而敌人的情报从何而来呢？粟司令员担心我们的密码是否出了问题，被敌所破，当即指示我们对密码进行严格检查，让我们把密码送到有关单位鉴定、检验。鉴定结果，我们的密码是可靠的。后来证实，敌人的情报是从逃出的俘虏口中得到的，粟司令员这才放心。”因祸得福，国民党王牌74师得知野司位置后，孤军冒进，结果反被我五个纵队团团围住，遂有孟良崮之役。
第二次险情出在睢杞战役时，野司转移途中，与邱清泉的部队相向而行，双方隔了一二里地，当时只有一个特务团随野司行动。父亲他们得到口令：有情况快走！幸亏敌人没发觉，算是有惊无险。
五
一九四八年底，我军发起了淮海战役。以粟裕开始提议的小淮海战役为基础，最终形成了以我66万对蒋军80万人的大决战。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行将覆灭之际，父亲随野司机关到了前线。父亲说，敌人从徐州溃退时，我机动部队很少，民兵都参加了追击。而敌人辎重、家属和散兵混在一起，想跑也跑不了。战役一结束，我军顺势横扫江北，直逼国民党统治中心。
淮海战役胜利后不久，父亲奉命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到西柏坡保障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陈毅、饶淑石与野司的联络。
前往西柏坡时，父亲和机要科的郁民勤没有与陈饶同行，是单独走的。郁民勤也是靖江人，比父亲早一年参军。他俩当兵时就在一起，直到解放战争后期，郁调到叶飞的10兵团，而后留在福建，转业后与父亲仍有联系。
两人从驻地坐汽车出发，到济南后，父亲第一次乘上了火车。在石家庄下车，又走一段路，便到了西柏坡，住在离会议中心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在小礼堂毛主席做报告的地方，父亲看过一场演出。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父亲说，他们任务并不重，电报不多，有些报还从总部电台走了。饶淑石的秘书负责在中间传递电报。尽管这样，父亲仍从电文中知道了一些会议的内容，如毛主席关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示，就是从来往的电报中知道的。
在西柏坡，父亲说见到不少岁数较大的老同志，知道都是我党我军的领袖级人物。当时不像现在这么多传播媒介，即便是刚上台的领导，几天电视新闻播下来，就能混个脸熟。那时对面撞上，哪怕是很有名的首长，也不知是谁。再说战争年代保卫工作挺严的，不能随便乱逛。一年前的五月份，朱老总曾来到河南濮阳野司驻地，住了一个星期，父亲他们还是事后才听说的。
这次执行任务期间，中央机要局的李质忠局长会见了父亲和郁民勤，说他们是从前线来的，很辛苦，还说了一些鼔励的话。李局长是位老机要，一九三四年就在军委机要科工作，参加过长征，曾任过王稼祥和叶剑英的秘书。他平易近人，这次谈话给父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文革中，担任中办副主任的李质忠受到了批斗，有个381号文件，专门说他的问题，也就是执行了刘、邓路线一类的，然后发配到江西抚州棉纺厂去当党委副书记。一九七九年初，落实政策后官复原职，重新担任中办副主任兼中央机要局局长。二00二年辞世。
返回后，部队已经在做渡江战役的准备，此时野司驻扎在离我家不远的泰州白马庙。
一天，爷爷突然来了。原来，他从一个在10兵团机关工作的侄子那里得到父亲的消息，就赶来了。
当年父亲参军是从学校走的，因怕再遭到爷爷阻拦，只好托同学转告家里。尔后除经人捎一封信外，再无联系。一别五年，这次相见，当然特别高兴。爷爷说：自打父亲走后，家里就苦了。国民党占据了这块地方，称我家是“匪属”，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连蚊帐也不放过。有个保长的老丈人死了，要做道场，硬逼着家里卖了一亩五分地去送礼。沾亲带故的怕牵连，见了家人唯恐避之不及。不过现在好了，那些人碰见爷爷也开始点头哈腰了。
老家县城与国民党江阴要塞仅一江之隔，渡江战役时，地下党成功地策反了要塞炮台守军。随后，野司向江南进发，父亲乘车从老家门前公路经过，他左顾右盼，却没见到家人的影子。后来听说，爷爷他们就在路边的人群中，也没见到父亲。部队在县城驻扎，父亲想请假回家看看，未获批准，因为第二天就过江了。爷爷曾到县城找过，当然也扑了空。
过江后，接着打上海。建国后父亲驻扎南京，在这里住了几年，直至朝鲜战争爆发。
六
一九五二年，父亲奉调到即将赴朝参战的23军军部，任机要秘书。九月份，该军辖67、69和73师（25军撤销后配属的，替代留在国内的68师）进入朝鲜，接替20军的防线，在三八线与敌军对峙。
至停战前，不到一年时间，23军进行了大小109次战斗，歼敌1.4万余人，其中美军7806人，击落敌机152架，击伤282架，我伤亡6200人，可谓战果辉煌。
（父亲（右）与志愿军战友合影留念）
父亲说，其间军部曾遭敌机两次轰炸。第一次是五三年二月十四日，参谋长饶惠谭牺牲了。说来很不幸，这位二八年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年初刚调到军里，不过个把月时间，就倒在美国佬的狂轰滥炸中。那天恰逢他在坑道的住处刚完工，准备第二天搬入时，晚上敌人来轰炸了。炸弹落在坑道口的住房上，他被气浪抛到40米开外的空地，全身没有被弹片划伤的痕迹。当时父亲住在坑道口的另一侧，躲过了这一劫。
二0一三年，饶惠谭之子饶政刚为纪念其父著述《忠诚的战士》，出版后我即有幸获赠一本。
第二次被炸是在白天。听到敌机飞来的动静后，父亲就往坑道里跑，已经到洞口了，只听一声呼啸，一颗炸弹落在父亲身后二三米的地方。所幸是枚哑弹，不然就光荣了。那天还有枚臭弹，正好落在钟国楚军长门前。看来美国货也有不靠谱的时候。
五三年停战后，父亲到67师机要科当科长。第二年和73师机要科长一起，前往北京香山参加中央机要局办的培训班，学了三个多月。
（落在钟军长门前的这枚未炸航弹重约500公斤，事后23军首长们在航弹前合影）
给父亲他们主讲的是中央机要局副局长戴镜元。这是位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9岁入团，10岁入党，14岁起就在军委从事机要和密码破译工作。遵义会议后，有次政治局开会，吸收军团领导参加，所有人都同意打鼓新场，只有毛主席一人反对但不被采纳，就在部队行将出发之际，戴镜元截获了敌人电报，得知鼓新场敌军已布下口袋，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
后来德军进攻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山本五十六外出视察，我军事先都从无线电通信中截获并破译了，其中均有戴镜元的功劳。毛主席给他题词：“步步前进，就是步步胜利”！朱总司令把斯大林的望远镜给了他，军委奖给他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军大衣，以表彰他提供的准确情报……
听了他的课，父亲说思路开阔，受益不淺。返回后，依葫芦画瓢，在军里也办了一期培训班。一九五四年一月，父亲荣立三等功一次。
在朝鲜的后几年，父亲主要业务上的事不多，开始忙起了副业。担任司令部机关的支部书记，管起了党务；部队盖营房时，组织人员烧砖烧瓦，又管起了营建；有时还负责与人民军联系。父亲说，人民军特别愿意来我们这儿，来了有酒喝，不醉不归。
在朝鲜期间，父亲荣立三等功一次。
大概是五五年底吧，母亲领着我去朝鲜探亲。那时年龄小，虽说住了半年，但没多少印象。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进入朝鲜后，坐的是苏联援助的嘎斯卡车，山路颠簸，我紧拽着母亲的衣襟不放，生怕被甩出去。二是沿途山坡上随处可见被击毁的坦克，觉得挺新奇，殊不知不久前这里还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回国时，父亲说我和母亲是搭乘师政治部主任的车，母亲和主任爱人处的挺好，正好他两口子也要回国，便借光了。这位主任，就是后来被军委授予“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称号的苏宁的父亲苏醒。
真是无巧不成书，一九七三年，我在总站报训队带新兵，其中的一个女兵后来成了苏宁的妻子。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二日，金日成在志愿军司令员杨勇陪同下，给即将归国的23军送行，但这一幕父亲没有看到，他作为先遣队已提前回到了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