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笔记之二百四十五
汉昭帝刘弗陵是个短命的皇帝，公元前74年驾崩，年仅二十一岁。《资治通鉴》卷二十四记载了这一重大事件，让我们看到汉朝皇位继承的“合法性”逻辑。原文如下：
孝昭皇帝下元平元年
春，二月，诏减口赋钱什三。
夏，四月，癸来，帝崩于未央宫；无嗣。时武帝子独有广陵王胥，大将军光与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朗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嗣。”言合光意。光以其书示丞相敞等，擢郎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乘七乘传诣长安邸。光又白皇后，徒右将军安世为车骑将军。
贺，昌邑哀王之子也，在国素狂纵，动作无节。武帝之丧，贺游猎不止。尝游方与，不半日驰二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谏曰：“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撙街，驰骋不止，口倦虖叱咤，手苦于棰辔，身劳虖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匽薄，数以耎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夫广厦之下，细旃之上，明师居前，勤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欣欣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街橛之间哉！休则俛仰屈伸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于以养生，岂不长哉！大王诚留意如此，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美声广誉，登而上闻，则福禄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圣，至今思慕未怠，于宫馆、囿池、戈猎之乐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圣意。诸侯骨肉，莫亲大王，大王于属则子也，于位则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责加焉。恩爱行义，纤介有不具者，于以上闻，非飨国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尉其忠，数辅吾过。”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后复放纵自若。
郎中令山阳龚遂，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过。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王尝久与驺奴、宰人游戏饮食，赏赐无度，遂入见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愿赐清闲，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胶西王所以为无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闻胶西王有谀臣侯得，王所为似于桀、纣也，得以为尧、舜也。王说其谄谀，常与寝处，唯得所言，以至于是。今大王亲近群小，渐渍邪恶所习，存亡之机，不可不慎也！臣请选郎通经有行义者与王起成，坐则诵《诗》、《书》，立则习礼容，宜有益。”王许之。遂乃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王。居数日，王皆逐去安等。
这段话的白话文意思是，孝昭皇帝下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
春季，二月，汉昭帝颁布诏书，将百姓的口赋（人头税）减免十分之三。
夏季，四月癸未日，汉昭帝在未央宫驾崩，没有留下子嗣。当时汉武帝的儿子中只有广陵王刘胥还在世，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商议拥立皇位继承人，众人都主张立广陵王。但广陵王因行为不合礼法，早已被汉武帝弃用，霍光内心对此感到不安。
有一位郎官（宫廷侍卫官）上书说：“周太王舍弃长子太伯，立幼子王季；周文王舍弃长子伯邑考，立次子周武王。只要符合国家利益，即使废黜长子、拥立幼子也是可以的。广陵王不能继承皇位。”这番话正合霍光心意，他将奏书拿给丞相杨敞等人看，并提拔这位郎官为九江太守。
当天，霍光秉承皇后（汉昭帝皇后上官氏）的诏令，派遣代理大鸿胪事务的少府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迎接昌邑王刘贺。刘贺乘坐七辆驿车（汉代传递公文或接送官员的专用车辆）前往长安的官邸。霍光又奏请皇后，将右将军张安世调任为车骑将军。
刘贺是昌邑哀王刘髆的儿子，在封国时一向狂妄放纵，行为毫无节制。汉武帝去世时，全国服丧期间，他仍游猎不止。曾在方与县游玩，不到半天就骑马奔驰二百里。
中尉王吉劝谏：琅邪人王吉当时担任昌邑国中尉，上书劝谏说：“大王不喜欢读书治学，却喜好安逸游乐，手靠车轼、身探车外，骑马驰骋不停。口中因呼喊口令而疲倦，手上因握马鞭、缰绳而酸痛，身体因车马颠簸而劳累。早晨冒着雾露，白天顶着尘土，夏天被酷暑暴晒，冬天被寒风侵袭。多次以脆弱的身体承受这些劳累与困苦，这既不是保全性命的根本，也不是弘扬仁义的做法。
若能在高大的房屋下、细软的毡垫上，让贤明的老师在面前教导，勤奋的学生在身后诵读，上论唐尧、虞舜的盛世，下谈商、周的兴隆，考察仁圣君主的风范，学习治国理政的方法，发奋努力到忘记吃饭，使品德日日更新，这种快乐哪里是骑马奔驰所能比的！休息时，通过弯腰、抬头、伸展、弯曲来活动身体，通过慢走、快步来锻炼下肢，通过呼吸新鲜空气、排出浊气来调养内脏，通过专心致志、积聚精神来怡养心神，这样养生，怎能不长寿！
大王若真能留意这些，就会有尧、舜那样的志向，有赤松子、王子乔那样的长寿，美好的名声和广泛的赞誉传到朝廷，福禄就会降临，国家也能安定。如今皇帝仁圣，至今仍对武帝思念不已，从未去宫馆、园林、池塘游玩，也未享受狩猎的乐趣，大王应日夜想着如何顺应皇帝的心意。在诸侯中，与皇帝最亲的莫过于大王，您对皇帝而言，论亲属是子辈，论地位是臣子，一人承担两种责任。若在恩爱、品行上有丝毫欠缺，被朝廷得知，并非保全封国的福气。”
刘贺于是下令说：“我行事难免懈怠，中尉忠心耿耿，多次纠正我的过错。”派谒者（侍从官）千秋赏赐中尉五百斤牛肉、五石酒、五束干肉。但此后，他依然放纵如故。
郎中令龚遂劝谏说，山阳人龚遂担任昌邑国郎中令，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他对内直言劝谏刘贺，对外指责刘贺的师傅、国相，引用儒家经义，陈述祸福得失，常常痛哭流涕，忠诚恳切不止，还当面指责刘贺的过错。刘贺甚至捂住耳朵起身就走，说：“郎中令真会让人羞愧！”
刘贺曾长时间与马夫、厨师一起游戏、吃喝，赏赐毫无节制。龚遂入宫进见，哭着用膝盖跪地前行，左右侍从也都跟着落泪。刘贺问：“郎中令为何哭泣？”龚遂说：“我为国家将危而痛心！希望大王赐我单独谈话的机会，让我尽吐愚见！”刘贺屏退左右侍从。
龚遂问：“大王知道胶西王刘端因无道而灭亡的原因吗？”刘贺说：“不知道。”龚遂说：“我听说胶西王有个谄媚的臣子叫侯得，胶西王的行为像夏桀、商纣，侯得却称他像尧、舜。胶西王喜欢他的谄媚，常与他同睡同起，只听侯得的话，最终导致灭亡。如今大王亲近小人，逐渐沾染邪恶的习惯，存亡的关键，不能不谨慎啊！我请求挑选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郎官与大王一同起居，坐下时诵读《诗经》《尚书》，站立时练习礼仪举止，这样应该会有好处。”
刘贺同意了。龚遂便挑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奉他，但只过了几天，刘贺就把张安等人全赶走了。
由于汉昭帝英年早逝，就出现了皇位继承的“合法性”问题。按照逻辑，汉代皇位继承虽遵循“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宗法传统，但更注重继承人是否“合宜”（即是否具备治国能力、品行是否端正）。霍光等大臣否定广陵王、选择昌邑王，以及后来废昌邑王，均以“能否承继宗嗣、安定社稷”为核心标准，而非单纯拘泥于长幼顺序，体现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现实。
这段文字告诉人们，君主“德”与“能”的重要性。文中通过王吉、龚遂的劝谏，反复强调君主需具备“仁圣”之德（如节制享乐、顺应民心）和“治国”之能（如读书治学、学习仁圣之道）。刘贺的“狂纵无节”（服丧期间游猎、亲近小人、赏赐无度），正是其后来被废的关键伏笔，说明汉代对君主的个人品行和治国素养有明确的期待，失德失能者难以维系统治。
我们还看到，直臣的劝谏价值与困境。王吉、龚遂作为臣子，分别以“温和上书”和“当面直谏”的方式劝谏刘贺，前者引经据典谈养生与治国的关系，后者胶西王亡国以历史教训，警示风险，体现了儒家“以道事君”的政治理想。但刘贺“放纵自若”“赶走贤臣”的反应，也揭示了古代直臣劝谏的困境——君主若缺乏自省意识，臣子的忠诚与智慧难以发挥作用，甚至可能引发冲突。由此可以看出， “近贤臣、远小人”的治国警示。龚遂以胶西王因亲信谄媚之臣侯得而亡国为例，指出君主“亲近群小”会导致“渐渍邪恶”，危及社稷。这一观点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主题，强调君主的身边人，如侍从、近臣对其行为和决策的影响，警示统治者需谨慎择友、远离奸佞，才能保全自身与国家。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