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的建军

       "走过了……嗷……一洼，那个又呀又一洼啊，洼洼地里好庄稼。”他用大本嗓， 猛地弯腰起身，唱出了豫剧李双双高吭的唱腔，他把少年的顽皮和得意洋洋吼了出来，也把少年变声的稚嫩和嘶哑暴露无遗。我听了，就有了小时候第一次听陕西秦腔时的震撼。
       那一年，我们十三岁。十三岁的校园里男生女生似早春返青的竹芯儿，单纯、葱绿、洁净，又层层叠叠包裹着小小的心事。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我家离市一中很近，学校大门面向北，门前是熙熙攘攘的民主路。学校左边是通往驻军部队和地区行署的马路。路西百米就是我爸的工作单位，我的家在单位后院。马路边是高大的法桐树，粗壮的枝条，宽大的叶片，把夏日的马路变成了绿色长廊。人行道上挺拔的绒花树，风里总能摇曳出一树的彩蝶舞翩跹。
      因为离学校近，每天早到校已经成为我的习惯。比我还早到的是拿教室钥匙的同学建军。小时候男生女生不说话，我站在教室门口，看他毛手毛脚地用几张烂纸头和小木块把蜂窝煤燃烧成冬季红彤彤的温暖。蜂窝煤是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的。偶尔他会问我一句作业写完了没。我也会问他为啥喜欢唱豫剧。他说，他姐是市豫剧团演员，跟姐姐学的。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好好学习，每个学期还有学工学农科目，去校办工厂做肝素粉，打上背包奔向郊区金黄的麦田。记得我们的课本里有农业和工业基础知识。我们的老师也是低眉顺眼的臭老九。能认认真真完成作业的学生都是好学生。建军就是好学生。
       他是班委会成员，记不清他是不是班长。每天收作业本，开门关门，上传下达，兢兢业业。有一天早晨，我坐在教室里，从书包里掏出书看起来，建军好奇地伸头问我：“啥书？借我看看中不？”我摇头拒绝。他又说：“我可以用书给你交换。”“这是我爸单位的图书，管书的刘叔给我三条规定。”他说:“保证执行规定。”那是我们第一次交换课外书。

       我记得那本书的名字叫《桐柏英雄》，后来拍成了电影，其中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卡拉OK的经典曲目。建军给我的书也是抗战小说，儿童版的，我翻了几页就还给了他。后来他又从我手里借了两本书，记得最后一次，他还我书的时候，说话支支吾吾，原来他把墨水滴到了书页上洇成一团。我“哼”的一声，一把把书拽过来，从此再也不肯和他交换书本。好多天早晨到校，他见到我就躲躲闪闪。
       我爸单位的办公室刘主任，后来当了地区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几十年过去了，我都能记得刘叔那温文尔雅的老派知识分子模样。他兼管银行的图书室，我爸说，想读书就去找你刘叔。刘叔对我说：“不许乱画，不许撕烂，不许弄丢，记住了才借给你。”我连声承诺。建军把书滴上墨水，我去还书的时候，真的是胆战心惊，还不敢让我爸知道。
       那个时期，我们读到的大多是红色书籍 ，像《闪闪的红星》《高玉宝》《苦菜花》，还有高尔基三部曲等等。我也把爸爸枕边的书拿来读，像《戊戌喋血记》《我的前半生》，那真是囫囵吞枣地读，废寝忘食地读。我第一次读知青小说《分界线》是十四岁，视野里铺开了神奇辽阔的北大荒和北大仓。
       我们学校有个军鼓队，开运动会，上街游行，军鼓队都是一马当先。那“咚咚锵”的气势、排场，总是鼓舞人心，听得人激情澎湃。军鼓队每次活动，都要求穿军服。我有一件洗得发白的纯棉绿军装，四个口袋，那是小姨一个在部队当官的朋友送给她的，她舍不得穿，就送给了我。我们班的晓梅是军鼓手，她长辫及腰，还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每次军鼓队活动，建军就找我借军装。

       放学后的操场，热闹非凡。篮球场上，男生不知疲倦，“哐当，哐当”地砸篮板。爱运动的女生垫排球发出响亮地呼喊。乒乓球台子总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多时候是男生霸台。那个时候玩得嗨，不挨批评，闯祸了才会挨揍。
       放学的时候，啥都不会的我讪讪地低头走路，突然听到建军在背后喊我。“今天讨论你入团的事了，你朴素，乐于助人，热爱劳动。大家一致通过了。”我听了，既高兴又自卑。因为长得快，衣服小了，妈妈舍不得给我买新衣，就让会裁剪的小姨给接上二寸。我还常穿小姨淘汰下来的旧衣服，真的是衣着朴素。我借军服给军鼓手，当然是乐于助人。
      十四岁那年，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我从心里感到自豪。
       在我们懵懂的少年时代，国家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天安门诗抄在同学中悄悄传诵。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我们排队去人民电影院悼念。粉碎“四人帮”，我们上街游行欢呼。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都像羸弱的豆芽菜，空空的大头，摇摇晃晃没有根基。匆匆忙忙地捡起书本，准备即将高中毕业的一九七九。
       高考结束后，建军找到我留下了地址。他选择复读再考，那是1979年的深秋。我报到的护校简陋的令人咋舌，宿舍的位置填补了我的失落。住在相山脚下，站在窗前看相山树木葱茏，山顶云雾缭绕。周日爬山，五彩的山坳里，有数不清的酸枣子，疙瘩梨和山核桃。
       护士班上铺的梅妹送给我一沓信笺，顶端右上角淮北医学专科学校的绿字飘逸醒目。慈眉善目的刘校长，拖着矮胖的身躯，一趟趟跑省城，想实现自己的愿望，让学校升格，终因条件不达标而落空。后来，刘校长退休回了淮南，先印好的医专信笺也成了遗憾。
      我就用这信纸给建军回信。我们通信三封，因为复读备考，他挨了爸爸的训斥。从此，我们断了联系。长大，工作，成家，添娃，日子按部就班的往前走，忙忙碌碌，连抬头望月都成了奢侈。
      有一天上班刚到病区，值班的医生告诉我：“中午有人找你，是个说河南话的小伙子。”看到他留下的纸头，我竟激动地语无伦次。建军是来淮北纺织厂联系业务的。他瘦弱白净，看上去显小。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都过了而立之年。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他没有找到我，我也没有见到他。
       当我再次听到建军的消息时，是同学颖姐告诉我的，一个让人不能接受的消息，建军得了白血病。我和颖姐，还有几个同学一起去看他。他有些苍白，但精神状态良好。我和他快三岁的女儿手拉手玩起了“摇啊摇”。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医院的血液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声名远扬，许多外地病人慕名而来。建军的姐姐听病友说过，复印了建军的化验单给我。我请院长帮忙看化验单，他原是血液科主任，他细致地给了一套治疗方案。我慌忙转给了建军的姐姐。
      有次，建军姐姐打电话给我，由于化疗副作用，建军患严重口腔溃疡，剧烈的疼痛，他不能进食，不能说话。姐姐心急求助。我赶紧请教肿瘤科主任和护士长，把最佳的护理措施告诉她。姐姐说：“你能对建军说吗？”我听懂了姐姐的暗示，她希望我给建军安慰和心理支持。我对着话筒说：“建军，你要是能听到我的声音，就敲下话筒。”
       我把口腔治疗护理细节又强调了一遍，希望建军用吸管多吃营养流质，以利溃疡愈合。电话里传回来敲击声，声声敲击，也叩击着我脆弱的心脏。放下电话，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不是说好人一生平安吗？上天一定是出了差错，建军本是好人，不该如此遭罪啊！

       经过多次化疗，瘦弱的建军，最终挡不住千千万万个罪恶的异常细胞。34岁的建军走了，我因故未能回商丘，我让爸替我和同学一道去送他最后一程。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建军的妻子比我们小几岁，算来也该和我一样当了外婆，真心地祝福她和孩子们幸福平安健康。
      盛夏，一夜的狂风暴雨，天霎时凉爽。在离家千里之外的沪上江南，我见到了几十年不见的老同学长春，他也是建军的同桌。我们聊年少的纯真，聊曾经的旧事，忘却了白发，忘却了皱纹，开心的笑容盈满心间，笑着笑着我竟红了眼睛……
       几次提笔，几次搁浅，我断断续续写下此文，以怀念逝去的青葱岁月，怀念远行的同学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