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团圆是幸福的，母亲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也是唯一幸福的一段时间。
“你姥爷当时穿着一身白色的制服，骑着摩托车特别的帅。”直到今天母亲提起她的父亲仍然是两眼放光。
穿着白色制服骑着摩托车给租界送信的姥爷很帅，而且足以养活他的妻子和女儿。
“你姥爷每到休息的时候就给我们烙饼，一定要买一包“天宝楼”的酱肉。你姥爷爱干净，而且善良。比如正烙得了一张饼来了个要饭的，他就会撕给他半张，要饭的连声道谢，你姥爷却给他作揖。”母亲说。
给要饭的作揖的姥爷后来又有了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
就在他有了最后一个女孩的时候，姥爷突然病倒了。我也不知道是母亲记忆模糊还是事情看起来奇怪，她说起姥爷的病让我听起来很费解。
起因是在一个大雨天，给租界送信的姥爷在返回的路上被日本人打了一枪托子，为什么打他母亲说不清楚，就是姥姥在我后来问她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原因，但是姥爷回家以后就病倒了，这一病就是一年，最后因为肺部感染死了，应该把姥爷的死记到日本鬼子的账上，这是我母亲和我姥姥最恨日本人的原因之一，可是一枪托能导致肺部感染却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总之他死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母亲的苦难真正的开始了。
在姥爷治病的一年时间里，家里只靠当买来维持。以至于把母亲小时候穿的斗篷都买了，经常跑当铺的任务就落在了母亲的身上。
“我当时只有七岁，当铺的柜台很高，我要踮着脚才能把要当的东西送到柜台里面。”母亲说。
后来母亲对当铺非常的反感，最近几年当铺又恢复了。有一次我跟她上街，看到了一个写着一个大大的“當”字的当铺母亲说：“这怎么又有了当铺？什么东西恢复我都没意见，唯独这个当铺恢复最不应该，因为它吃的是穷人。”
当卖一空并没有挽救姥爷的性命，他还是走了，留下了四个孩子和姥姥，时年二十七岁。
“院里住着一个警察，我记得他姓韩，我们管他叫韩大爷。韩大爷看见我们家可怜就跟我说，你去带着你的弟弟，我领着你们去给人家磕头，也许能磕一口薄板棺材。我领着你舅舅去给人家磕头，真的磕出了一口棺材。找了一辆排子车，你舅舅和我还有那个韩大爷拉着你姥爷的尸体去了八里台埋了。”母亲说。
“您给谁磕头会磕出一口棺材？”我问母亲。
“给大宅门的人，有钱的人。”
“磕一回头就磕出一口棺材？”
“哪是一回？磕的大宅门我也不记得有多少，这还不只是有钱的人可怜我，还亏了韩大爷，也许是沾了他那身制服的光。”
死了姥爷的家当然就彻底的崩溃了，姥姥没有工作，所幸的是她有一手针线活，只好给人“缝穷”。
所谓缝穷是给人家缝补衣服，跟裁缝还不是一回事。客户大多也是穷人，所以赚的钱有限，养活不了四个孩子，母亲也就去找工作。
在过去，上海天津的工厂很多，用童工的现象非常普遍。母亲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刮羊肠子，那是一个日本人的工厂。
眼前放着一个木板做的桌子，桌子的一头是水龙头，不断的喷出水来。身边是一个大桶，桶里是泡着羊肠子。母亲要做的是，把羊肠子用一个木制的刀子刮掉肠子上的油。
“冬天特别冷，棉裤却要卷过膝盖光着脚，因为到处都是水。刮一天给一毛钱。日本监工牵着大狼狗来回的巡视。我那个时候一天就带着一个窝头，放在身边的一个木板上，不过不能让监工看见，如果他看见了就会用手里的木棍把窝头打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泡羊肠子的臭水，窝头就不能吃了只好饿着。所以一边干活一边要留神监工，看到他来了赶紧把窝头夹在两腿之间，他走了再放回木板上。”
“肠子的油刮干净干什么用？”
“拿去烘烤干燥，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用。”
我想应该是做手术缝合用的羊肠线或者是球拍的网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