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东灌沭地区的敌我斗争态势复杂。从1946年底，到1948年底两淮解放，经历了伪化——解放——再伪化——再解放的一波三折。所以，该地区的土地改革不是一次完成的。所谓的“变天帐”，跑反，“人民牢”，“翻身大棍”，还乡团等等专用词汇，很多。
这是因为苏北与国民党首都南京仅一江之隔。抗战胜利后，苏北成为国共两党势力的交错前沿。
1945年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订。
蒋介石要学宋太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1946年1月初，停战协定签订前夕，在蒋介石“迅速抢占战略要点”的密令下，姜堰保卫战开打。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除明确提出“五不怕”外，还提出“一条批准、九条照顾”的政策。即批准“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明确规定了决不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一般不动富农土地；区别对待中小地主与大地主、豪绅、恶霸；对开明士绅则应予以适当照顾；允许中小地主、富农、开明士绅保留多于农民的土地；反对乱打乱杀；照顾抗属、军属等要求。
一条批准是既定方针；
九条照顾是为了平稳顺利地执行这个方针。
但，从历史资料看，各解放区在实际执行《五四指示》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超出这些规定的左的偏向。
1946年5月10日，曾山前辈主持召开中共华中分局委员和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和贯彻《五四指示》，确定在华中解放区全面开展土改，并决定在淮安县鹅钱乡等地进行试点。
鹅钱乡（今淮安区建淮乡）土改采取了“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改分配方法，即中农土地不动，而将清算出来的地主土地和富农献出的土地，按人口平分给贫雇农。这个从群众中总结出来的土改经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并在全区推广。
姑姑说，淮海区地方干部中地主家庭出身的较多，土改开始前，组织上进行人事调配，以回避本籍的土改。当时，她被调到邻县任县委副书记。
姑姑说，我走之前，要你爷爷献出土地和家中细软，经营好铺子，做个自食其力的工商业者。圩子里开始土改后，你爷爷拥护政策，把20多亩学田和家中仅余的一点细软，包括细瓷茶具、餐具都交给了乡里。土改工作组表扬你爷爷开明进步，又把一点细软都退回，说是生活资料，不参加土改。
入秋后，战事紧了，两淮失守；土改风向也变了，以“刨（pao）三代”划成份。我们那个县是老区，中农本来就不多，可分着分着，地不够了，就出现了斗争中农、分中农地和浮财的事情。县里及时做了纠偏，赔礼倒歉。这些中农看到共产党能够真正地执行政策，他们也很高兴，觉得还是应该跟着共产党走。正在这时，县妇救会主任家事办完，返回县里后，对我说，你爷爷在斗争会上被打成重伤，边区政府和分区已派人下到圩子向群众解释，你奶奶跪玻璃碴子已一天了。我大吃一惊，心想你爷爷出任伪乡长是组织上要求，怎么会这样？我向地委做了汇报后，向县委书记请了假，交待了工作，就带上警卫员赶回去了。
综合爷爷生前对姑姑、父亲的讲述，和2013年回乡时的定向了解，以及1978年后先后走入暮年的同乡老同志的口述，林子寻向作者大致勾勒出事情的发生经过。
圩子及周边客庄，在抗战期间多时是两合水地区【注：游击区】。村圩的当家人，基本是日、伪、顽和我地方政府都能接受的农村中的中产阶级，即中农和富农。
土改开始时，真正的朴实勤劳穷苦的农民起初是犹疑观望的，不少人并不愿意带头撕破脸，踢开原来的村圩当家人。领导土改的贫农团中，除了少数真正的积极份子外，多数是圩子里的破落户、跑江湖的和二流子。这些人在爷爷掌管圩子时，都被爷爷责罚、管教和呵斥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地指出：“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入秋前，按《五四指示》，让流氓无产阶级们对爷爷无从下手，因为爷爷是一分地都没有的民族工商业者、开明士绅，在《五四指示》的九条照顾范围中。
入秋后，一刨（pao）三代，爷爷自然是大地主了，圩子里的被修理对象，又多了一个。
当时，涟水保卫战已开始。包括老实本分的农民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国民党势头大，如果当了“翻身大棍”，将来国民党来了算起账来，肯定要倒霉，所以仍是观望。至于那些破落户、跑江湖的，二流子，反正谁来（对他们来说）都一样，现在报复的时机到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少数真正的积极份子，已经与地主们撕破脸，出于担心报复，也就有默许把地主往死里斗的心理，许多恶性的株连杀戮就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发生的。正如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创作奖的丁岭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说的那样：“农民的心理，要么就不斗，要斗就往死里斗。”
此外，《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山西大学廉如鉴先生的“土改时期的左倾现象何以发生”一文中指出：“干部们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迫切需要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这种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大面积的暴力现象。”
土地改革，只有真正的农民打心眼里拥护，虽然他们要观望。
当时参与土改的破落户、跑江湖的、二流子，对土地没什么兴趣，反正他也不会种，不如租出去；他们热衷的是挖人家祖坟和逼浮财，因为这财来得直接，诱惑力大；这和今天的街头混混，比如小偷、无赖，喜欢来“现的”少玩虚的，一个道理。
挖祖坟，老实的贫雇农都觉得违背良心；这种败坏社会道德的事，只有地痞流氓下三滥愿意干。
逼浮财，就是索要金银财宝，东西埋在什么地方。这，二流子是急先锋，他们从来没有被人当人看过，现在则不然，有一种翻身的感觉，原始驱动力十足，下死力逼。实在逼不出油水，就殴打于男人，使下三烂手段对付女人，那怕摸一下大姑娘的屁股也好。自杀者，有守财奴；也有被挖空了、真拿不出来了、还被拷打，致使人生无望的。
当时，圩子里贫农团的实际掌控人是一名吃喝嫖赌败家的破落户，在上海滩“白相相”不下去了，回了圩子。此人来往于三教九流，平时以算命为生，见着先生说，书；见着屠夫说，猪；老于世故，自诩为无产阶级，花言巧语骗取了土改工作组负责人的信任。
权利的轻易获得，使此人快速膨胀，成为一名当时典型的“四天干部”。
所谓“四天干部”，即土改中出现的一手遮天、天天上天（抽大烟）、屁股朝天（嫖女人）、罪恶滔天的村干部。
在一直处于一种社会结构形态之中，被制度、习气、传统、国民性等“拴”死了的两合水地区，由于朴实胆小的农民文化普遍落后，容易臣服膨胀的权威，这又使这些短命的四天干部在行使权利时成为肆无忌惮的施暴者。
姨太太早就与这个算命先生眉来眼去了，一个上海滩的白相人，一个扬州城的乐（yue）户女，畏于爷爷，两人有贼心无贼胆。终于机会到了，勾搭成奸中，算命先生答应姨太太，对老东西下手，不留情。
土改那年，姨太太已六十出头，早就超出了徐娘半老的年记，晓风残月，昨日黄花。也许是保养的好，脸色还算白净，身材还不臃肿。
斗争会上，她申辩自己不是地主婆，是穷苦人出身，在林家大屋，不但被死去那老地主压了几年，还被地主阶级压迫了几十年。
这种轻佻引起了二流子们的一致唱彩，要她诉诉怎么被老地主压的。
于是，她口无遮拦地说，当初她被卖给老东西时，像牲口一样听人摆布。先张开嘴看牙齿齐不齐，再张开腿看破没破。从上面看到下面，从前面看到后面，任人抠，任人捏，任人摸。……
听得大姑娘小媳妇们面红耳赤，二流子们口角流涎，专心致志。
说着说着，她从跪着的，变成了站着的，喊口号的。
在算命先生的默许下，在二流子们的拥戴下，她开始报复了。
她诬告说，爷爷埋了好多浮财，这马上引起了流氓无产阶级们的兴趣。
爷爷申辩说，家财早已上交乡里，乡里有名册。可这些人对古书、古画、古砚等根本不感兴趣，只是一个劲逼问金银埋在哪了。
爷爷说，分家时，金条都叫外房拿去了。如果他有金条，二丫头就不会活活咳死在圩子里。
姨太太上去就打了爷爷一个耳光，不让他讲下去，在她的眼色下，她的粉丝们（二流子）上去一阵拳打脚踢，爷爷被打得鼻青脸肿。
姨太太角色转换的很快，从一个“穷苦人”又迅速进化为一个“抗日志士”。她高叫着，“工作组，这个大地主可是伪乡长啊，去南京看病都是和平建国军（汪伪部队）护驾呢。”
爷爷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由中心县委开具的假反正的证明。姨太太上前一把扯过来撕了。说，这是假的，并对准爷爷的心口就是一脚，二流子和不明真像的群众一拥而上，一顿拳打脚踢，爷爷倒在了血泊中。
工作组负责人从拼凑的撕碎的证明上，看到了熟悉的领导笔迹，意识到不妙，制止了殴打。向上面进行了汇报，诡称要求上级鉴别。
姨太太余怒未消，把视线转向了人群中的林子寻的奶奶，高叫着，怎么让这个地主婆逃脱了，绑上来。奶奶被二流子们推搡着，强压着脖颈，被迫跪了下来。
姨太太诬告说，她知道大地主把财宝埋在哪里。
算命先生阴笑着说，如果你不说财宝埋在哪，就和他们一样，跪玻璃。
奶奶吓得口吃起来，我……我……我没有埋浮财。
算命先生狞笑着，五官都错位了，来人，让她吃吃苦头。
奶奶被强制着，“哧”的一声，跪在碎玻璃堆上，细碎的玻璃碴子被扎进肉里，鲜血直流。
让工作组和投机份子没想到的是，从人群中走出了几个皮肤黝黑、双手老茧的农民，不声不响地跪在奶奶旁边，眼中闪着愤怒。
姨太太一怔，叫到“穷人出叛徒了，穷人出叛徒了。”
工作组负责人感到势头不对，对算命先生说了一句，现场你负责，就走了。
算命先生也跟着溜了。
奶奶老实，没有人叫“起来”，就一直跪着。直到好心的乡亲们看到这些人都走了，上前扶起了他们。
一排玻璃碴子堆旁，鲜血和乌血混在了一起。
土改斗争会上暴力行为的发生，没有土改工作组的默许是做不到的。口口声声的尊重群众运动，掩饰下了他们的低素质，也遮盖不了他们对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
当时暴力行为在各解放区的土改中普遍出现。
1947年7月，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删除了张国焘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主张后，又把康生的“极左经验”在会议上推广。
于是，暴力行为出现了升级版。
所幸，东灌沭当时处在还乡团的白色恐怖中，躲过了康生2.0版的一劫，没有双害临门。林子寻说，借用他奶奶的口头禅“阿弥陀佛”， 东灌沭没有出现类似康生2.0版下的“陈怀初事件”和“牛友兰事件”
在传统武术技击中，若被“双风贯耳”，会使你瞬间意识中断，给对手致你于死地的机会，这比 “黑虎掏心”的危害性要大；因为，即使被“黑虎掏心”一招击中，还有翻盘的机会。
一些老一代革命家对此忧心忡忡。
如，陈老总见了主席，把来开会一路上见到的土改中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搬石头（把基层干部当石头搬掉）、整干部，导致打倒一大片、乱斗、乱打、乱杀情况作了汇报。
如，习仲勋前辈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于1948年1月19日顶风电谏主席，建言克服土改中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的左的做法，提出了九条措施。主席接电后即批转全国各解放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姑姑和两个警卫员，快马赶到了圩子。
一进圩子， 冷冷清清，没有了往日的热闹与喧哗。
三姑娘回来了，三姑娘回来了，东西大街上包子铺的老板娘，林氏宗亲，迎了上来。领着姑姑去了爷爷奶奶棲身的住处。
路已很窄，只能牵着马。快到一所茅草屋时，老板娘对姑姑说，三姑娘，门口有民兵，我就不去了。
民兵横着枪，不让姑姑进去。
姑姑认出是圩子里的老二流子，狗剩。回过头说了一句，下了他的枪。
两个警卫员，腰挎双枪，立在门旁。
姑姑一看躺在床上的爷爷头脸肿胀，眼泪就下来了，爷爷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奶奶听见响动，手柱木棍，从井旁踉踉跄跄过来了。二丫头啊，奶奶放声大哭。
屋子里除了床，家徒四壁。两个警卫员一人搬了一块较平整的石头进来，扶奶奶坐下。姑姑蹲下来看奶奶的膝盖。由于奶奶跪玻璃碴子后没得到及时的清理，伤口已化脓，还有一些细碎的碴子混在肉里。奶奶的泪水掉到伤口上，边哭边痛的咧嘴。
姑姑让一个警卫员去大车店借一辆马车来，就说是三姑娘借的，价钱高给。
警卫员前脚才出，又退回来，林政委【注：姑姑兼县大队第二政委】，气势汹汹来了一些人。
姑姑出去一看，领头的是徐老左，就什么都明白了。
徐老左，是党内干部们对这个人私下的戏称。
当年，他为了早日入党，证明自己和封建家庭划清了界限，就回家一次，用马鞭子抽打他父亲一次，打的老地主告到中心县委。
组织上教育他，是在思想上划清，不是在肉体上消灭。
“林书记，请你不要干扰土改运动。”
徐老左对姑姑让警卫员下了他治下的民兵的枪，愤愤不平。
姑姑掠了掠头发，示意警卫员退后，一阵“马克沁”【注：重机枪】打过去，令徐老左等一众人张口结舌。
“你作了调查研究了吗？”
“你发动了真正的贫雇农了吗？”
“你带来的土改积极份子，你真的了解吗？”
“你忠实执行了党的五四指示了吗？”
“你有效监督了贫农团的行为了吗？”
“我看你没有深入做调查研究，没有发动起真正的基本群众，你重用的是圩子里流氓无产阶级。你不用解释，圩子里的人我比你了解，我是在这里长大的。”
“你没有按五四指示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没有担负起指导、监督贫农团的责任。你不用解释，你可以向上级反映我来了圩子。”
“我也告诉你，我也将向地委和华中分局反映圩子里发生的问题。”
“我还告诉你，你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日本战俘，我们党都教育、优待。可你对开明士绅、烈军属，五四指示中明确规定的照顾对象，被打伤后，是这样的对待，令人寒心，这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的工作作风吗？”
“乡亲们，你们进去看一看，六十岁多的老人，除了床，什么都没有，连口水都没有。这就是你要向我解释的吗？”
“我哥哥是烈士，在长征中牺牲，知道吗，是长征中牺牲！ 我妹妹弟弟在咱们的队伍上。你如果调查一下，看到行署颁发的烈士证明和抗日军人家属光荣证书，你就应该明白什么叫九条照顾。”
“你如果到圩子里做一下了解，不要求深入，你就会知道我家里究竟还有没有浮财，就会知道我大姐因为没钱医治，活活病死在圩子里。”
“我看你还是老毛病，高高在上，喜欢听汇报，不深入基层，脱离群众。所以，才把圩子里的土改搞的乌烟瘴气。奉劝你，好自为之。”
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投机份子越来越少，徐老左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十分尴尬。
乡亲们帮助把爷爷抬上马车，把奶奶扶上马车，姑姑决定带他们去疗伤。
行前，姑姑请圩子里的郎中随行去陪跪的几户基本群众家里，致谢，答礼，送药，再三嘱托郎中，早日治愈他们的伤。
不久，徐老左的土改工作组长，被撤销。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对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全国规模的内战从此爆发。
1946年7月16日，国民党军队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向苏皖边区实行多路进攻，以解蒋介石的心头之患。七战七捷虽重创了来犯之敌，却未能遏止蒋军疯狂进攻的势头。大批全副美械装备的蒋军精锐部队从胶济、津浦、陇海线向苏北、鲁南解放区的腹地咄咄逼来。苏北成为全国最先陷入战争的地区之一。
两淮保卫战后，涟水保卫战。
年底，宿北战役结束，消灭了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后的华野主力主动撤到鲁南。
1947年1月10日止，苏北各县城均已被国民党军所控制。因此，东灌沭地区的土改，由于战事紧急，复查工作尚未完成，就不得不仓促结束，这就避免不了图快、不彻底的现象发生，从而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1947年11月，淮海区形势好转，土改复查工作开始。之前，区党委组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区、乡干部去华中公学和苏北公学学习，以回避本籍的土改复查工作。
同月，开始进行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审干工作，一些在土改复查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级份子被提拔到乡村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为土改复查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1948 年主席进入山西后，面对土改的左倾现象，于1948年1月18日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认定左倾思潮已成为各解放区土改运动的主要危险，明确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对一个领导开天辟地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群众运动的政党来说，主席展示了他防偏和纠偏的领袖魄力。
据《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精神，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前辈代表党中央，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尖锐地批判了各种左倾错误，且作为指导土改的指导文件印发全党。
在正确路线指导下，东灌沭的土改复查工作于1948年8月基本结束。
林子寻的奶奶被纠正为中农。
父亲在自传中，是这样向党交心的：“1946年土改，以刨（pao）三代划成份时，家里被错划为富农，土地被没收，财产全部没收，父母均被斗争，跪玻璃碴子。思想上，认为家里靠自己劳动，是地方上执行政策出了问题。但自己没有对抗土改的行为和思想。1948年土改复查结束时，被纠正为中农，土地、财产返还。但因母亲已高龄，我和姐姐都是供给制，所以把田、宅都献给了圩子，母亲随姐姐生活。”
姑姑晚年反思说：“1942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44年日伪已处于守势，即使是两合水地区从1944年到1946年夏，也基本无战事，绝大多数的贫农通过减租减息，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些土改时已被评为下中农。土改时最穷的人，少数是因为失去劳力，不少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和地痞。可我们当年在发动群众时，往往认为最穷的人是基本群众而不去分析他贫穷的原因。“重贫轻品（质）”让一些异已分子和二流子钻了我们的空子，这是一个历史教训。”
林子寻陪父亲去参加他的老战友聚会时，这些步入暮年的老军人们的回忆，从一个侧面诠释了姑姑所说的这个历史教训所带来的恶果：即“重贫轻品”让这些异己份子破坏了党的正确的土改政策的执行；被还乡团折磨、杀害的报复对象是基本群众和党的县区乡干部；那些土改中的投机份子，如圩子里的算命先生一类，还乡团一到，又换了一副嘴脸，走在残害百姓的最前头。
林子寻早就从一些内部资料中，知道了当年还乡团对土改中真正的积极份子和党的县区乡干部的血腥报复手段，铡刀铡、活埋就是“恩赐”，花样翻新的戕残令人闻之毛发耸然，如仿效凌迟的活剐、栽慈菇、栽蒿草、开天窗、扒心、穷小子翻身、扫八路毛等等。比如，栽慈菇就是把人倒埋在石灰坑中，只露出两只脚，然后用大铁铲铲断双脚的让人全身发抖的酷刑；扫八路毛就是剥光衣服，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把皮扫去的惨绝人寰的暴行；穷小子翻身就是把待哺的婴儿的两腿劈开，丢在烧红的锅里的反人类的酷刑。
还乡团的反人类暴行，是在蒋介石直接纵容、国民党军支持下完成的，比日军戕残中国人民的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据《郭汝瑰回忆录》283页“1948年3月9日，蒋介石偕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候腾、第三厅厅长罗泽闿、第四厅厅长杨业孔等人达到徐州，在听取了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郭汝瑰的讲述后，蒋介石面无心情地说：“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衡宇，杀戮四周的人民，以粉碎他们的根据地。”
这些老军人们说，宿北战役后，部队由淮北去鲁南，途中看到了斗争会上血腥的场面，如和五马分尸差不多的竹竿劈人，就不是朴实本分的农民能想到的、也下不了手的。
所谓竹竿劈人，就是两根大毛竹立在斗争会现场，恶霸地主的双腿被绑在竹竿的中部，竹竿的梢部被绑紫，绳子由人控制。如果恶霸地主拒绝交出浮财，绳子一松，竹竿自动复位中，人就分成两片，这吓得中小地主屁滚尿流，也促使地富中的死硬份子铁了心和共产党斗、和解放军纠缠、和基本群众不共戴天。
疯狂的杀戮激起了双方更强烈的复仇欲火，只要被对方抓住，就死路一条，所以喊着横竖都是死、顽抗到底的还乡团中的死硬份子和共产党、解放军死磕到底，增加了部队的伤亡。
这些老军人们说：“还乡团比国民党正规军难打。蒋军的士兵绝大多数是穷苦人出身，只要通过倒苦水、挖苦根和老战士们讲翻身的经历，使他们明白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这些解放战士被俘几小时后，就调转了枪口。还乡团则不然，别看他们没有战术素养，手榴弹也扔不远，年纪已不轻，可和你死磕。即使被困在碉堡内，也不投降，叫嚣着反正横竖都是死，老子和共军拼到底。”“打上海时，蒋军52军难打，由苏北还乡团组成的杂牌军123军也不好对付。”“上海战役刚开始时，我们轻视了驻防在常熟、苏州一线的蒋军123军，没有开展土工作业迫近碉堡，暗堡又是双层夾墙结构，加上水网密布，重炮又上不来，结果伤亡就上去了，不少都是一些打过淮海战役的解放战士和参军不久的翻身农民新战士，可惜了。”
林子寻从军史上了解到，蒋军123军的余部在高桥战役结束前，由吴淞口撤到了台湾。
林子寻在台湾的军事教材上看到：“……淞沪国军在转进之际，部分部队，因与共军胶着，无法脱离战场，又未能登轮，复有折回参加战斗，乃至弹尽粮绝，高呼誓死不投降。”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联谊会上，一位朋友引荐了一位在省队做教练的台湾同龄人，和林子寻认识。这个身体相当结实的教练，操着一口道地的扬州话。酒过三巡后，这位很豪爽的先生直言不讳地对林子寻讲，“林先生，我父亲是扬州的小地主，还乡团，49年撤到台湾。听李先生介绍，你父亲是共产党的老干部，我亲叔叔也是共产党的老干部，你介不介意和我交朋友。”
林子寻拿起酒杯，示意对方，抿了一口法国红葡萄酒后说“那是上一代人的事情了，我们这一代人向前看，促进国家统一。”
之后，朋友讲这位教练初到大陆就能在省队任职，是他叔叔出面与有关方面商洽，意在给其兄一颗定心丸，回家乡投资，为桑梓造富，向乡亲们悔罪。
交往几次后，这位教练说，他父亲相当恋故土，他之所以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很熟悉，就源自他父亲打小起对他的灌输。说到兴奋处，他又神情黯然地说道，他叔叔随军从苏中撤往苏北前和他父亲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区别对待中小地主和恶霸地主，要他父亲主动献地。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田献了，细软也拿走了，不但没有享受到军属的照顾，还往死里打，逼的我父亲逃到了南京……我父亲不敢回来，是因为他说他当年对乡亲们做了坏事，怕清算。所以，我就拍了好多好多照片给他寄去，以解他的乡愁……
这些反人类的酷刑，一方面彰显了还乡团用血腥来麻醉他们那迷狂的神经；另一方面，也说明“重贫轻品（质）”确实是一个组织部门至今仍要防患于未然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