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作牧羊人
1969年11月，五团要从独立三团调进一批羊。一天，杜永兴兴冲冲找到我，问我：“洪泉，你愿不愿同我一起去调羊”？这还用说，我心里当然是愿意了。经胡金宝连长同意，我俩代表连队一同去接羊。
团生产股姜参谋领队，1连、2连、6连、7连一行13人出发了。
我们由北安上火车，途经齐齐哈尔，不到半天，到达了目的地萨尔图。当年，你若提起“萨尔图”，这个地方不出名，再亮出“中国最大的石油城大庆”的招牌来，肯定无人不晓。
萨尔图的天空灰蒙蒙的，小城中到处烟雾缭绕，连天上飞的麻雀都是黑色的。视线所及，景物恍惚，像幻影中的海市蜃楼。下车时间不长，我的嗓子就有些不舒服了。人在被污染的浑浊空气中，你会觉得呼吸不顺畅，呛得慌。捅捅鼻子，挖挖鼻孔，指甲缝里都是灰的。
冬季里取暖，这里的人，各家各户，机关单位，包括我们住的招待所都是就地取材，怎么方便怎么来。当地人讲，取暖的燃料都是取自原油。原油从地下抽出来后，遇到冷空气便凝固。用平锨把凝固的原油切成块，放到炉膛里，只用一张纸就可以快速点燃。石油人都知道，原油块很难完全彻底烧干净。家家屋顶的烟囱口，冒出缕缕浓郁的黑烟汇集到空中，就像给这个城市戴上了顶黑纱帽子。所到之处，黑云低笼欲压城，空气中迷漫着难闻的煤焦油气味，让你无处躲无处藏。
转过天来，我们换乘火车到了独立三团一营营部。下了火车，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久违的大草原令人心旷神怡，身置其中，才能感到什么是爽快。
站在草原，环顾四周，牛羊三五成群，奔跑的马群留下阵阵尘埃，到处是生机一片。此时，我的心中总存有“沃野参天遮不住，白云万里在天边”的感慨。听三团的人讲，这里是北大荒有名的红色草原。
初冬里，草原上的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白雪覆盖四野，阳光映照下，红色的植被破雪钻出，在蓝白的世界里，呈现一簇簇殷红，格外地醒目。
红色草原的自然环境和大庆油田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这里的土壤成分以盐碱性为主，土壤贫瘠，除了生长草本植物，供牲畜食用外，农作物只适合种植玉米、谷子。独立三团的伙食受地域的影响，基本上吃的都是粗粮，只有星期五的中午，大家才可以享受到五个馒头的待遇，其余时间均为粗粮。
老实说，比起大连池的伙食真是差远了。想想连里不少人，经常将白白的馒头吃不了就扔了，实在太可惜了。
来到一营驻地当天，我们顺利办好购买手续。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出发，直奔四十里开外的三连接羊。一路上，天上白云引路做伴，脚下道路平坦舒心，大家伙儿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到了三连的地界。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三连地处红色草原和绿色草原结合部，红绿相间，阡陌相连，老天爷划分的非常清楚。
我们来的人多，住处成了大问题。三连实在没办法安排，我们13个人最后只能住在马号里，自力更生吧。马号里倒是挺宽敞的，四处堆的都是牲畜用的草料，走了四十多里地，大家累了，各自在草料堆中掏出一个洞，开个玩笑道个晚安，像狗熊似的钻了进去。洞外零下二三十度，洞内温度尚存，不是洞口堵的严实，我们很难安稳地睡上一夜。
早上，天光大亮。饭后，姜参谋和三连连长，把我们带到各自的羊群旁。三连的一个知青，给我们分配了任务：上午的时间是学习放羊，十点钟回来集中。我和三连的一位北京女知青分在一组，俩人每人手拿一根鞭子，赶着羊群，走在茫茫草原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当上了“官”——一个不起眼的羊倌。
那个年代，男女“授受不亲”，界限分明，人都显得很封建。我们相互告知了自己的姓名和毕业的学校，光记得是北京女知青，姓王，名字没记住。她是石景山的姑娘，人很漂亮，大眼睛、身材苗条，大概是石景山中学的。一路上，关于羊的生活习性，“如何放牧，放羊时的注意事项”，成为我们间的唯一话题。她告诉我，“想带好羊群，必须从羊群中选一、两头健壮的羊做头羊，训导员手中拿些黄豆和盐粒子，边吆喝，边给羊点小恩小惠，一旦羊养成了习惯，跟定你了”，头羊就算是训练出来了，羊群自然也会跟着头羊走。
我俩放羊回连后，三连连长让他的战士们把全连的羊都赶到了公路上，大概有两千多只羊。羊群在公路上差不多走了两三公里，只见他们把羊群从中间一截两段，从前边数出六百只羊交给我们。原来卖羊有个规矩，一定要把走在前面，体质好的羊群分给买家。定的规矩一定要执行，“顾客第一，信誉至上”，即体现了那个时代“友谊和支援比什么都重要”的共产主义风格。
时间不等人，午饭后，我们匆匆地告别了三连的战友。带着三连同志们嘱托，大家举着放羊鞭，高声吆喝着六百只羊，浩浩荡荡地上路了。也许是陌生的缘故，羊儿们拥挤在一起，个个都扬着头，用惊恐的眼睛看着我们，不时地发出“咩—咩—”的叫声。我们就合着这有大、有小、有高、有低的嘈杂声，踏上了返回一营营部的路程。
三天后，火车到达龙镇。团里来了汽车，大家紧着忙活，下火车上汽车，平安地把羊群带回到五大连池，六百只羊分到了1连、2连、6连和7连饲养。回到连队的第三天，我就离开了可爱的羊群，离开2连，调到了1连——营值班分队。
2.井下救援人
才刚下乡，来到连队，大家放假三天，我闲着没事，就去食堂帮着切菜干活，班里的人见我干得不错，就向连里申请把我留了下来，成为炊事班的一员。
9月的一天，天空阴沉沉的，同往常一样，我和上海知青丁晓天从马号拴好二马车，车上绑着四个焊接好的大水罐来到水井，打水往食堂送。
咱连的水井不浅，从地面到井中水面大概有10米左右。探个头朝井下看，里面黑洞洞的，只感到凉气往上窜。井口上，架着辘轳，两三层井绳紧紧地缠绕在辘轳上，水桶吊在井绳上。打水人手握辘轳把，放上十几圈圈，桶才能碰到水面。井台打水不仅累，而且危险，特别是冬天，高于地面的井台上到处都是冰，人走上去战战兢兢的，万一“出溜”下去，十有八九要成了井底之蛙。
马车来到井边，我负责摇辘轳打水，丁晓天站在马车上，拎桶往大罐里倒。摇着摇着，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装满水的桶离开水面时，没了水的浮力支撑，总是特别沉。没有想到的是，一桶水刚要离开水面，水桶上的绳子断了，水桶漂在了水面上。晓天一惊，站在马车上问我：“这可怎么办？”我说：“我在身上拴好绳子，你把我顺下去，拴好了水桶，你再把我拉上来”。他说：“那不行，你太重，我拉不动你，还是我下去吧”。晓天人很瘦，天生一个小巧的机灵鬼。我说：“好吧”。我就把绳子绑在了晓天的腰上，我摇着辘轳把他放了下去。他拿到桶后，我开始往上摇辘轳，眼见人就要到井口了，绕在他身上的绳子上边的一个绳扣“咔”地一声，断了，晓天连人带桶“扑通”一声，掉了下去。事情来的太突然，只听到晓天在井里拍打水发出的声音。他大声地叫着，“李洪泉，快去给我妈打电报，快去给我爸打电报……”。
这会儿我真的急了，血直往头上撞。九月份的东北气温已经很低了，井下的水温也就只有几度，很凉的，人在水里坚持不了多久。我喊叫着告诉他，一定抠住井壁木板的缝隙，挺住了。事关人命，我必须找根绳子，把断了的绳子接上。跟前的视线中，没有绳子的踪影。情急之下不经意的一回头，我看到了马车上栓大水罐的绳子，急急忙忙跳上去把大绳解了下来。这时候，身边多了几个帮忙的人，大家七手八脚把大绳顺到井里，大声喊着，让啸天用绳子把自己捆好，然后大家一起摇起辘轳，把他从井中拉了出来。
啸天还挺逗的，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疼，浑身透湿的他，一上来就翻身坐在井台上，笑嘻嘻地对我讲，“我死不了了，你不用给我爸妈打电报了。”
3.逃往第二故乡的人
1976年，清明前后那几天，我和赵广荣一直在天安门纪念碑前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在广场观看群众诗抄。四月五日那天，我俩上午还在广场上转悠，下午在广场的花圈丛林中徘徊，一直待到傍晚六点多才回家。
当夜天安门广场就出事了。“四·五”事件后，随着事态发展变化，形势越来越严峻。为避风头，“四·五”后没过两天，我俩相约还是赶紧买票回东北，躲开是非之地。
我俩一起去到北京火车站，匆忙检票上车。列车还没开时，我俩座位相邻有对母女相拥而泣。细一打听，原来这女孩也是黑龙江兵团的，而且是咱们一师六十八团的，家住北医三院。那女孩叫姜建伟，得了喉癌，动了手术，正在愈后恢复中。
“儿行千里母担忧”，女孩且重病初愈，又带了不少行李，当母亲的就更不放心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即有缘分，何况我们三人都是兵团人，又是顺路。于是乎，我俩就主动和她的母亲说明了行车路线，一路上我们愿意帮助她的孩子。她母亲一听，自然非常高兴，或叮咛，或流泪，一个劲地表示感谢。
不多会儿，伴着车轮有节奏的撞击铁轨声，由北京开往哈尔滨的列车，缓缓驶离站台。母女俩手拉手依依惜别，互告珍重。为了给女孩解忧，我们与她在车上一路聊天。交谈中才知道，她还认识我在师部宣传队工作的表哥、表嫂，相互间增加了彼此的信任。
第二天，火车到达哈尔滨。白天我和赵广荣去看电影，顺带看行李，姜建伟去哈市看朋友。晚上我和姜建伟一起登上了去北安的火车。上车后，车厢里到处是人，可就是不见赵广荣的身影。姜建伟的行李在他手上，列车马上就要开了，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像现在，人人都有手机，可以随时联系。开车铃声响起来了，赵广荣才背着行李，满头大汗地出现在车厢里。原来，老兄的脑子短路了，鬼使神差地上了去虎林方向的车，差点就南辕北辙两相隔。
车至赵光，停车2分钟，我们与姜建伟挥手作别。48年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她是否渡过难关，顺利地挺过来，愿好人一生平安，祝她好运吧。
作者：李洪泉，1953年8月出生，男，北京第67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8月12日来到2连，连食堂炊事员，同年9月团里借调去萨尔图独立3团进羊，1969年12月调1营1连。1978年1月困退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