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往事如烟，告别家乡
50多年前，1966年6月30日，下午4时，哈尔滨火车站前，人头攒动，锣鼓喧天。哈市第一批志愿下乡的应届毕业生，在亲人的叮嘱声中，在恩师与同窗的告别声中，与故乡和亲人们挥手而别，登上北去的列车，踏上漫漫的征程。
车厢里118名热血青年，激情满怀，一夜无眠。凌晨，列车停靠在北安站，人们各自提着行李走出站台，登上了五大连池农场前来迎接我们的大卡车。有谁能想到，此去山高水远，路途如此漫长。
汽车出了北安，公路的路况非常糟糕，汽车像在狂风中颠簸行驶的船，人在上面摇摇晃晃。东北的夏夜依然很凉，冷风吹透衣衫，冻得人瑟瑟发抖。几位同学打开了行李，拿出被子盖在大家身上，大家这才渐渐暖和过来。
迷糊中，突然听到有人在喊；“快看呐，我们好像在仙境里飞”。同学们纷纷钻出棉被，放眼望去，天边一抹橘黄色，太阳还没有跳出地平线，远处原野上农田齐整，色彩斑斓。草地上，林木间，盛开着簇簇鲜花，红黄紫白蓝，各色鲜花迎风摇曳，似在欢迎我们的到来。更令人惊奇的是，远处的云雾，随着清风，如丝带漂浮在田野丘陵之间，浮云薄如蝉翼，晨雾漫漫似薄纱，婀娜多姿变化万千，美到极致而妙不可言，真乃人间仙境！想不到人们印象中荒凉贫瘠的北大荒，竟是如此美丽而神奇。
憧憬中，远远望见两座葱绿的山峰由远而近，由小变大撞入眼帘。接站人告诉我们，这两座火山都叫龙门山，是五大连池农场的门户，靠东边的是东龙门山，西边的自然是西龙门山，通过这两座山，就走进了五大连池。从此，这两座山深深地印刻在我脑海中，以至几十年后的今天，只要想起五大连池，浮现在眼前的就是这对山连山的“孪生兄弟”。
五大连池位于小兴安岭南麓，处在松嫩平原上，坐拥五池十四山，美景天然自成，神奇瑰丽，也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
二、初到二连，感受幸福农场生活
我们哈尔滨市第47中学的14名同学，分配到离场部最近的良种队，两挂大马车，拉着我们和行李来到队里。近前一看，一排排“弯腰拄棍”低矮破旧的茅草房，一群衣衫不整不洁的大人孩子呈现在我们面前，其落后贫穷的状况与城市的差别实在太大了。此情此景让人难以接受，一时心情略显沉重。我提着行李走进女生宿舍。宿舍里空空荡荡，诺大的房间，只有长长的南北两铺大火炕，泥抹的土墙，凹凸不平的地面，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和老职工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良种队像个大家庭，麻雀虽小，也是五脏俱全。队长孙柱庭，副队长是挂职锻炼的房凤玉。下面分成几个小队，果树队长韩传荣，蔬菜队长张泉，农业队长张志远，苗圃技术员布清林，还有机务队，后勤组等单位。
我和何瑶仙、孙雅珍、宋藴清被分配在果树队。我的工作是看果子，这是个心细的工作。果子虽小，责任却重大。每天要在四个区的果树地里来回巡逻，赶走那些跑这儿摘果的馋嘴半大孩子，尤其怕他们折断结满果实的树枝。这些孩子成天和我捉迷藏，比腿快，比机灵，真可谓斗智斗勇。我经常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驱赶调皮的孩子。无论刮风下雨，我始终坚守岗位，忠于职守，为的是不让国家财产遭受损失。
时值农闲档口，距麦收还有一段日子，活儿不算太累。令人最兴奋的是食堂的伙食，太好啦！
王玉文师傅专管给我们做饭，每天都找我们征求意见：“姑娘们，这几天你们想吃些什么？”王师傅说到做到，每天换着花样。半斤一个的大馒头、发面饼、油饼、包子、花卷。我们经常能吃猪肉炖粉条，满满上尖的一大海碗，配有可口的小菜，吃起来别提多高兴了。老实说，在哈尔滨也未必如此。我们这些女孩子也在成长发育期，一天农活干下来，体力消耗很大，吃起来一点也不比男同胞少。那种肉化嘴中，香气四溢的感觉就像天天在过年。良种队食堂的饭菜一直让我们回味无穷。在50多年前，一切均凭票供应的年代里，这是何等奢侈的幸福生活，真是天上人间，永远难以忘怀。
麦收季节，也是水果成熟的时候。我最爱五大连池那喜悦的丰收景象：轰鸣的拖拉机牵引着康拜因来来往往，如同大海中的一艘艘航船，穿行在金灿灿的麦浪中；果树地里，累累果实压弯了枝头，沉甸甸地垂落下来，红色、绿色、黄色的果子像串串多彩的小灯笼，撩人心动，幽香扑鼻的果味沁人肺腑，诱人垂涎欲滴。碧波如缎的湖水中，鱼群自由地穿梭突跃；浅岸边芦苇丛下，团团小青虾与小蝌蚪簇拥着共同嬉戏；高天流云；良田万顷。我仿佛置身于浓墨重彩如诗如画的立体宏卷中，迷了他人，醉了自己。
果树趟里，摘下的果子堆了满地，由于没有储存条件，必须赶快卖出去。韩队长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到周边生产队去卖果。午饭后，孙雅珍、宋玉清和我，三个人赶着一台牛车，到南边的加工厂叫卖。北大荒纬度高，不适宜种植果树。水果在城市里都不多，农场中更属稀罕东西，所以果子卖得很快。拉出去的几大筐黄太平苹果、大秋果、各种李子，非常受欢迎。下午四五点钟，眼看卖得筐底儿就剩二三斤果子，我寻思：天快黑了，总不能再把这点水果拉回去吧。于是提议每人向钱袋里投五分钱食堂餐票，大家分吃掉。从摘果到卖果，大家忙活了一天，还没有人吃上一口这人见人爱，口水顶嘴的水果呢。
美餐之后回到队里，天已透黑。我们赶到会计室交款，一进门就看见孙队长端坐在那。他看见我们，立即问道：“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天已经黑了，几个女孩子多不安全，明天不许再这么晚回来。”我正在解释着，会计发现钱袋里还有我们食堂的餐券，就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明了情况。会计说：“这几个姑娘真是好样的，吃几个果子还要交钱。”孙队长走到我们面前，手里拿着那三张五分钱的餐券，连连夸奖：“你们真是好姑娘，做得对，我高兴。但是饭票你们收回去，下班这么晚还饿着肚子，咱们又没有加班费，我应该在会上好好表扬你们。”他把餐券放在我们手上，拍了拍我的肩说：“快去吃饭吧，我让王师傅给你们热着饭菜呢，吃完早点休息。”然后转身走出会计室，望着孙队长的背影，我们心里热乎乎的。
第二天早上，韩队长对我们说：“以后出去卖果子，大家都早上出去，不管卖完不卖完，都赶在下班前回来，孙队长昨天好顿批评我，说我对你们不关心，几个女孩子出去那么远，路上不安全，下班之前必须回来。”从那天起，我们早去早回，孙队长每天都在财会室等着我们，直到我们去食堂吃饭，他才回家。水果卖完了，大家很得意，顺手又把队里的蔬菜送到了水泥厂。
张泉队长种蔬菜是把好手，黄瓜、西葫芦、大头菜、西红柿、茄子、辣椒在他手里长得又大又水灵。我们的牛车走到哪里，哪里很快就被人们围上，卖得比水果还快。每当回到队里，孙队长都笑眯眯地等着我们。他从不在食堂吃饭。即使你买饭给他，他也不肯吃，孙队长就是这样正直热心而认真的人，对知青们的关心，令人感动。
8月初的一天，哈市造反派头头来到农场要我们返校闹革命。我们回到哈尔滨，走进心爱的学校。在教学楼前，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巨幅标语，即刺眼又扎心。我们敬重的老校长、教导主任、甚至老师的名字上都被打上血淋淋的大红叉。走到后操场，黑压压的一群学生正在批斗老师，我赫然发现，我的班主任李燕老师正颤颤巍巍地站在一个用桌椅搭起来的台子上。突然，一个男同学用长长的竹竿捅倒了桌椅，老师惨叫着重重地摔下来。我心里又气又恨，怒声大喊：“打老师算什么革命！”冲上前和其他同学一起把老师搀扶起来，看着老师流着鲜血面色惨白，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老师在医务室简单进行处置后，我们护送他回了家。
我回学校，找齐了下乡的13名同学，叙述了李老师被打的经过，并气愤地说：“如果这种行为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我们就不应该参加。如果同意我观点，咱们明天晚上就上车回农场。”第二天晚上，良种队14个下乡知青，一个不落齐刷刷地全部返回五大连池。
学校惨烈的那一幕，时时在我眼前浮现，总也挥之不去。我同情老师，痛恨借造反之机打人的行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什么场合，我绝不参与打人整人的过激行为，也不搞大串联，自始至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50年后的一个中秋节前，我去看望体弱多病的老师。多年不见，她显得更加苍老。聊天中，她情不自禁地提起文化大革命中被伤害的那一幕，话语中，老师依旧很激动，她无法理解自己用心教出来的学生，怎么会那么残忍地对待她？我劝慰老师：50年过去了，原谅一个犯了不可饶恕错误的孩子吧。面对慈母般的老师，我内心阵阵刺痛，那一幕已嵌入头脑中，引起我深刻的反思。
没过多长时间，农场也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生产生活的秩序全部被打乱。农场书记刘培贤、老场长赵丙贤、李忠林，相继被批斗关押。农场失去了往日的平静，高音喇叭从早到晚高声叫个不停。造反派们，今天批判这人，明天揪斗那人，好端端一个农场，顷刻间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良种队也闻风而动，先批孙队长，再斗房凤玉，后来就连老职工陈喜良，箭东生也被批斗无数次。
令人奇怪的是，这期间老黑山、龙门山信号弹不断，常常夜半三更紧急集合。号声一响，我们赶紧爬出热乎乎的被窝，来不及穿戴好衣服，撒腿就往屋外跑。大家在宿舍周围跑上几圈，又没事了，就地解散，回去睡觉。
三、农场改制兵团，历经艰苦奋斗
1968年6月农场变成了兵团，良种队改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二连。不久，传来老场长赵丙贤惨死在水井里的噩耗。一位土改老干部、老共产党员、农场的创始人，革命大半生的老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冠以“自绝于人民”的罪名草草埋葬，至今不知死因。
老场长工作兢兢业业，农场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天上工的时候，经常碰到他从地里查看墒情回来，一身的露水，两脚的泥巴；知道的人叫他场长，不知道的人会以为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职工。坚持下地查看实情是他一贯的作风，细致入微的工作赢得了全场职工和知青的敬重。一心为公，正直敬业的老场长，就这么凄惨地死去，有谁能不痛惜，有谁能不愤慨！
文革几个月，农场的各个连队都乱了，生产没人抓，工作没人管。极度混乱的环境，并没有阻止二连的老职工和下乡知青出工出勤，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坚持劳动和生产，不管怎么说，人是要吃饭的，农场人不打粮，难道都去喝西北风不成？
困惑之际，一封家书给予我沉重的打击，妹妹来信说爸爸被批斗被关押，家里已被抄；妈妈被逼得喝敌敌畏自杀，幸好抢救过来；四岁的小弟弟，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家里人不知道爸爸关押在什么地方，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每月父亲单位发的25元生活费艰难度日。这封信如同一颗炸弹，炸得我几乎窒息，万万没想到，这种情况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担心倔强的爸爸会遭遇不测，更担心家中六口人每月25元生活费怎么能活？我心乱如麻，好似刀绞一般。自己跑到果树地里痛哭了一场，眼含泪水，脑袋里呈现出万人批斗大会，爸爸和造反派对着干的场面，小弟欲哭无泪，不敢出家门的可怜样子。我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爱莫能助，既然我没能力救她们，就只能不回家，坚持在连队出工，把节省出来的钱寄回家，帮助妈妈渡难关。
我暗想，这件事绝不能被别人知道，就连最好的朋友也不能告诉，一旦传出去，不知有多少熬不过去的苦难事会随之而来。万一身份改变，我将无法帮助家里。从此，我照常出工，别人不干的活我干，不管多脏多累，我都争着去干，把痛苦埋在心底，勇敢面对生活中的磨难，担负起养家的重担。从这件事中，我学会了坚强和忍耐，感悟到人最痛苦的时候，莫过于笑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连队老开批斗会，孙队长和房队长是被批斗的对象。每次批斗会，我总是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孙队长倔强地挺着胸，即使被人强按下头，也不屈服，怒目圆睁，直视着对他动手的人。任凭造反派口号喊得震耳欲聋，他也不说一句话。过段时间，孙队长便失音了，但他一如既往，用沉默去抗争。房队长是挂职锻炼的知识分子，平时笑容可掬，性情温和。遭到批判，他就老老实实地低着头，我坐在离他很近的炕边，看见他脸上淌着泪水，沉默不语。任凭口号声此起彼伏，造反派口若悬河，他依旧一言不发。批斗会全是废话，没有任何罪状。欲加之罪，可以随便斗人，残酷的现实令人费解。
阶级斗争搞得人人自危，这种局面在农场继续着，并且愈演愈烈。同学们一个个相继离开二连回到哈市家中，宿舍空荡荡的没有了往日的嬉笑打闹，笑语欢声，只剩下我孤零零的，守着死一般寂静的空屋。晚上一个人，心里特别孤独，担心和恐惧令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更惊悚的是，半夜总有人在外面敲窗户。一入夜，我就用绳子把门窗系得牢牢的，可那瘆人的敲打声像幽灵一样，吓得我六神无主，心慌意乱。我蜷缩在炕上，蒙着被子，害怕加上想家，再也控制不住，委屈的泪水犹如决堤奔涌而出，打湿了衣襟，打湿了枕头。风在户外呼啸，我却吓得大气不敢喘，直哭到累了，才昏沉沉地睡去。好不容易盼到天亮，王师傅来厨房做饭，我悬着的心才能放下来。提心吊胆的日子真难熬，除了咬牙挺着，完全没有办法。白天无语闷头干活，晚上像闯鬼门关。漫漫长夜，何为尽头？那段时间是我下乡期间，最痛苦最难熬的日子。
王宏瑶是我最要好的同学和知心朋友，为了躲避无休止的批斗会，我们商量了一个上山给老职工拉烧柴的好办法。进山拉柴火，早出晚归，时间全都扔在了山里和路上。虽然这是男人的活，又苦又累，但是也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让我们既不被造反派怀疑，又能躲开令人烦恼的批斗会。那时，宏瑶已经结婚了，我一说这件事儿，她当即赞同，我们开始私下准备。
宏瑶会赶车，食堂王师傅每天做几个发面饼，我俩揣在怀里，这饼冻不透。天未放亮，宏瑶就套上牛车，冒着清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顶着呼呼的西北风，我俩一同往山里走。风打在脸上像刀割肉一样的疼，单薄的棉衣很快便被吹透。我们没有大衣，头戴一顶狗皮帽子，腰间缠根麻绳，两条腿打上高高的绑腿；棉胶鞋里面塞满乌拉草，戴上厚厚的棉手闷子，远看近看这一身行头，谁也想不到是两个女孩子。上山的路好难走，坐在车上一会儿就冻僵了，只能跟着车两边跑，实在跑不动了，再上车坐一小会儿，几十里地，就这样一路小跑着进了山，
山里的干树杈子多得很，我们俩分头捡拾装车，忙得浑身是汗。我们想歇会儿，又不敢停，怕被寒风吹透，衣裤结了冰。听当地人唠嗑说，这衣服一旦冻上结冰，便成为硬邦邦的盔甲，手一使劲儿，衣服就会被折断，掰成两块。这衣服真要断了，我们还咋个回去呀。上午，我们装满一车。看看日头，该吃午饭了，我俩掏出怀里的大饼，掰下一小块儿，塞到嘴里，余下的赶紧揣回怀中，发面饼若冻成石头，任你铁嘴钢牙也甭想咬动。零下几十度的天，不好带水，只能找一块干净的地方，把地表面的脏雪拨开，掏出底下的白雪，一口大饼一口雪嚼着，吃完赶紧下山，抢在天黑前回到队里。牛车慢腾腾地走着，我们两个冻得浑身没啥热乎气儿，只好下车，一边搓手一边跺脚跟着跑。下山路上积雪太厚，才拔出一条腿，又陷进另一条，累个贼死。宏瑶对我说：“咱俩不如往下滚，不累还快。”于是，每逢下山，我们就让牛车自己往下走，两个人翻着跟头往下滚，又快又轻松，好玩还不累，两人时不时开心地一通嘻哈作乐。
五大连池的冬天，说变脸就变脸，一会儿就刮起了大烟泡，力量之大令人咋舌，人不由自主被风推着猛跑。稍不留神，脸就冻伤，长出个大水泡，等泡破了干了，脸上留下黑黑的疤痕，贼难看。狗皮帽子只能护住头和耳朵，护不住脸和鼻子，被冻伤的滋味可是难以形容。我们艰难地跋涉在没膝深的积雪中，又冷又累又饿，说话的力气都耗光了，好不容易才返回连队。
常言道，人没有受不了的苦。谁能想到两个姑娘能赶车独自进山拉柴火？我们最终经受住了考验，胜利了。
卸下车上的柴火，王师傅给我们备好热乎乎的饭菜。顾不上说话，我俩狼吞虎咽地吃着。王师傅心疼地数叨：“两个傻丫头，在家干点什么不行，非得上山，真冻坏了，或者遇到狼怎么办？明天别去了。”吃完饭，宏瑶不放心，叮嘱我关好门窗再睡觉。她走后，又剩下孤单的我，窗外狂啸的北风似鬼哭狼嚎，陪伴我的只是空荡荡的两铺大炕。就这样，我和宏瑶坚持了一个多月，每天上山打柴火，下山卸木头，身体备受煎熬，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痛苦。但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了，起码不用面对批判会上令人心惊胆颤的场面。
这种日子，被意外发生的事件中断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上山，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到后怕，也感到万幸。那天在山上，木头装了半车，我扛着一根长木头往车边去，脚下突然一空，身子瞬间不由自主地转身下落，整个身体悬空啦，吓得我紧紧地抱住肩上木头。我明白，这是掉到石龙缝里了。大雪覆盖下的石龙缝隙深不见底，掉下去整个人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心怦怦狂跳，下意识地用脚向两边探寻，怎么都找不到可蹬踏的地方。我又急又怕忍不住大喊：“宏瑶你在哪儿，快来救我。”连喊几遍，宏瑶才听见。她疾速跑来，边哭边拉我，可是她的力气不够，无论怎样我都上不来。我想了想对她说：“你赶快到车上，再拿根长点的木头放在我旁边，我就能上去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宏瑶连拉带拽好歹把我弄了上来。爬出石龙回过头，看见那条又深又宽的大裂缝，吓得我俩抱头痛哭。
亏得没出命案，有惊无险，真是大难不死，宏瑶救了我一命。这件事终于被孙队长知道了，他不顾自己正在被批斗，专门找到我，命令我不要再上山，并且让我住到他家去。想到他当前的处境，看着他日渐憔悴的脸，我哪忍心再给他添麻烦呢。看到我执意不去，孙队长哑着嗓子冲我发火：“你和桂珍一般大，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要真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不由分说，他让桂珍帮我把行李搬到他家去。就这样，我在孙队长家住了一个月。
我每天和桂珍同吃同住同出工，在孙队长家，我重新感到了家的温暖，我消除了恐惧，没有了孤单的感觉。可是，每天下班回到家里，气氛又是那么压抑，孙队长仍被批斗，造反派的胡言乱语令他气愤。他常常一言不发地坐在炕头，瞪着双眼，不知在寻思着什么。屋子里大人孩子不少，寂静的像没人似的。我看着孙队长，想到我的家，爸爸到底怎么样了？家里人还好吗？我强忍泪水默默地坐着。孙队长挨斗还可以回家，我爸爸却与家人失去了联络，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相同的境遇，相同的心情，我偷偷擦去眼角的泪水，装作无事一样。孙队长有时也盯着我看，但是从不问我有什么心事，为什么别人都走了，我不回家，他那双慈爱的眼睛像是看穿了我的心事，在那个他自己都朝不保夕的年月，他给予我的是父爱一般的真情，身处危难仍然护着我，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住孙队长家有一段时间，我从连队买了一袋面，准备送他，可是他不肯收，硬逼着我退回去，他说：“等你回家探亲的时候，给家里带回去吧。”
孙队长是个话不多说的人，可是他的话总让你幸福，总让你感到温暖，不仅是我，还有好多知青在不同时期曾被他接回家里住。孙队长用他炽热的心，博大的胸怀，保护着我们这些远离亲人的女知青，安全度过了那个动乱的年代，尽最大的力量给予我们慈父般的关爱，他是我们永远铭记在心的好领导。如今他已驾鹤西去，每每回想起他对我们的恩情，不禁含泪从心里送去对他的悠悠思念。在茫然与彷徨中度过的那些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北大荒人给予我的无私帮助和关爱，让我感激不尽。
尤其是那些自身陷入困境，却有恩于我的人更让我终生难忘。
四、女扮男装，龙门灭火
1968年五六月份，龙门山发生了森林火灾，几天过去了，火仍在燃烧。团部紧急通知，所有男职工全部出发上山灭火。火情就是命令，男职工紧急集合，我向孟书记请求参加灭火。孟书记说：“你一个小姑娘不能去。”我跑回宿舍，穿上大棉袄，戴上狗皮帽子，脸用大口罩捂了个严严实实就和男同志一起上了车。一路上没有人注意到我，我暗自高兴。车到了山边，大家快步进了龙门山，抬头望去，不见火头，只见翻滚的浓烟。此时，人已经感到热浪的温度，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焦烟味儿，嗓子里辣辣的，呼吸有些困难。
人到了现场，看不到灭火工具，只有铁锹、大扫帚和临时捆绑的树枝。我们爬到山顶，看到前面不远处的火场，火苗乱窜，燃烧的树枝发出“咔咔”的声音；脚下面燃烧过的枯枝落叶，热得烫脚；随风飞舞的火星，落在衣服上，就是一个烧焦的小眼，密密麻麻。大家一字排开，拼命地抽打，地面上的火势渐渐被控制住了，头顶上的树枝树冠还在燃烧，火星子像雨点般落下。大家挥锹，用力敲击树干，嗡的一下，树冠的残枝像燃放的烟花爆竹，夜空中，天女散花般地从天而落。不知过了多久，明火扑灭了，只剩下地上零星的火堆和跳跃着的火苗。为防止死灰复燃，我们分成几组，一堆接一堆地检查，边扑残火，边往前走。
没走多远，我们发现一处火点，大家围过去，扑打之下，火势渐微，但仍有余火。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快，快用尿浇了它。”于是，大家们纷纷上前，哗哗的尿，浇得火堆冒起白烟。我赶紧转过身去，背对着那些用尿灭火的男人们。这时，一个大个子撞了我一下说：“你怎么不尿啊，快掏出来尿啊。”我又羞又气瞪了他一眼，暗想：“我掏什么啊？”
火扑灭了，留下了一队人复查火情，其他人鱼贯下山。天亮了，折腾了一宿的人们，已经疲惫不堪，走到山下回头望去。森林中仍有缕缕白烟，似雾似云，空气中浓郁的烟味依旧刺鼻。我身边的人，一个个像从灰堆里爬出来的，满脸黑灰，头发焦黄。衣服被树枝刮破了，成了布条子，随风起舞。这群灰头土脸，蓬头垢面的人们，此时已筋疲力尽，冷饿交加。这是我假扮男人参加的第二次扑救山火的经历，想起来既自豪又好笑。
那时候，只要有任务，大家二话不说，无论男女抢着上，不怕苦，不怕死。这就是一群怀揣理想，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十七八岁的孩子们。我相信，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们也会是董存瑞、黄继光，舍生取义，勇于献身。
五、姐妹情深，共渡难关
1972年夏，王宏瑶怀孕已七八个月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宏瑶家。那一排家属房发现着火时，火势已控制不住。当时团部没有消防车，眼睁睁看着火越烧越旺，人们慌乱中从远处的井里，提上水来。一桶桶一盆盆地往火上浇，那少得可怜的水，真可谓杯水车薪。风助火势，迅速蔓延。我急匆匆地寻找着王宏瑶，好半天才看见她，她哭着说：“小琴，什么都没有了，都烧没了。”我试着往屋子里冲，可是大火已封住了房门，烈焰腾腾，烤的人皮肤像烧焦一样的疼，孙凤林和王宏瑶死死的地拉着我的手，不让我往里去。只一会儿工夫，房子就烧“塌架”了，只剩断壁残墙冒着烟。
人们哭喊着扶老携幼向连部走去，我把宏瑶扶到家里，让她先洗了洗，先休息了一会儿，可是她心里难过，又惦记着年迈的婆婆就走了。宏瑶走后，我心里实在惦记，就和玉坤商量：“宏瑶快生小孩儿了，可是这场大火烧的家也没了，让她上哪去？我们把北炕再搭上，接她过来在这儿坐月子。”
我和王玉文师傅住对面屋，张泉队长调往赵光之后，连里把房子给了我，这是我婚后第一次有自己的房子，虽然破旧，但是非常高兴。我和玉坤一起扒掉北炕，建立成一个仓库，里边还挖了一个大菜窖。
玉坤听后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俩说干就干，拆掉了间壁墙，运了一车土填实了菜窖，又请了几天假，脱土坯，土坯干透后就开始大火烤，玉坤搭炕，我和泥，很快，火炕搭好烧干了，我铺上一床被试了试，已经没有潮气，这才去接来宏瑶一家。没多久，宏瑶生下儿子，母子平安，我从心里为她高兴，每天也抽空给她做点月子饭。那个年月没有什么营养品，只不过是煮小米粥鸡蛋，好在那时的人过惯了苦日子，都是这么坐月子的。
半年之后，连里盖了家属房，宏瑶一家人分到新房搬走，我真的为她高兴。说起我们两个人的友情，到如今已是近60年了。在学校，她很少说话，内向而且有些胆怯。从小无父母照顾的孩子，大概就是这样的性格，可是她和我谈得来。快毕业时，她问我毕业后干什么，我说下乡，她立刻表态说我也跟你走，我去哪她便去哪。于是，我们从同学又变成了兵团战友，几十年来，虽然先后有了自己的家庭，但是我们的友情从未中断。文化大革命中，她始终默默地陪伴着我，我们是患难与共的战友，风雨同舟的姐妹。这种友情是没有任何情感可以替代的，我们不仅仅是老同学、老战友，胜似血脉相连的亲姐妹。
六、无私无畏的刘美霞
1970年之前的几年中，我有幸和团卫生队刘美霞大夫在一起工作了两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如果不是她被下放到连队来劳动改造，我怎么也不会和这个医术高超的医生在一起劳动。当时，医院的刘美霞大夫，护士石文荣，裴玉文，刘培贤书记的夫人文芷荣，武装部长林占文夫人孙庭珍，学校下放的老师曹燕君，贾淑芳等人都编在一个班里，我任班长。劳动中，人人都拼命干活，话不多说。我知道，她们内心中都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忍受着委屈和屈辱，握听诊器的手、执教鞭的手，和我们一同干着体力活。她们需要慰藉，需要友情，我能给予的也只有这个方面。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还是孕妇，劳动中，趁领导不在时，我就偷偷让她们休息一会儿。尤其是曹燕君老师，腿不好，挺着个大肚子，走路都费劲，就让她多歇会儿。
有一天曹老师在地上坐着，正巧指导员突然走过来，看到曹老师没干活，劈头盖脸一阵吼，吓得我们大气不敢喘。曹老师气哭了。指导员又指着我说：“你就这么当班长？知不知道她们都是什么人？她们都是劳动改造对象，你对她们都挺仁慈的，这班长你别干了。”我解释道；“她干了半天活，怀孕了，腿也不好，让她歇一会儿也不为过。”不等我说完，指导员大声命令曹老师；“你干不干？不干回家去！”这种情况下，没人还敢说话。指导员发完火走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又气又恨，到头来怨气只能压在心底。她们平时都很少说话。到连里劳动改造，少说多干出不了错。干活时她们都非常认真，我明白她们是在用劳动排解心中的苦闷，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尤其是刘美霞大夫，她的公公郭清赏是农场资深农艺师，文革中停职下放到二连劳动；她的丈夫郭大夫也被迫放下了手术刀，被关押改造。刘美霞每天平静地劳动，她从不发牢骚，不消极怠工，温柔性格的她，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
苗圃的活儿相对农工轻松一些，不那么累。每天，大家给苗床拔拔草，喷透水。休息时，刘大夫总是默默地坐在一边，静静地听大家天南海北的聊天。我不知道当时她心里在想什么，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短了，但从未深谈过。
我儿子1970年出生，孩子6个月大时，已近秋天，老职工李广友的母亲帮我照看孩子。正值黄烟成熟期，一家人把许多烟叶放在炕上整理，便于储存。几个小孩子在烟叶的缝隙中爬来爬去地玩耍儿，我儿子个头小，坐在火炕里边。中午休息时，我抱孩子回家，发现他脸发青，嘴唇是紫色的，哭闹不止，也不吃奶。邻居家王婶儿抱起孩子一看说；“这孩子是病了，脸这么青，去医院吧。”我顾不上吃饭，抱起孩子就往刘大夫家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有刘大夫能救我儿子。”
刘大夫家就住在最后那排房子，我跑到刘大夫家房子边上，郭技师正在园子里干活，看见我抱着孩子跑过来就知道是来看病的，连忙摆手说：“小贾，我们家这个时候是不能给人看病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抱着儿子就跑进了屋。刘大夫一家正在吃饭，看见我进屋，刘大夫立刻放下碗筷。接过孩子一看，急忙说：“快，孩子已经没有呼吸了，快去小牟那！”
话没说完，她已经抱着孩子跑出屋子。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无泪无语，只是机械地跟着她，往卫生员牟华家跑。在小牟家，刘大夫吩咐小牟立刻给孩子注射几支急救药。小牟手脚麻利地给孩子打了针。可怜的孩子，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体温已经开始下降，脸色青白色的一点血色也没有。刘大夫迅速地给孩子按摩心脏，人工呼吸，一边又让小牟打了几支药，并吩咐小牟，照她的方法施救。我麻木得没了意识，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着眼前这一切。北京青年辛正喜在小牟家见到了这一切，惋惜地说：“太可惜了，白白胖胖的大胖小子。”抢救了一个多小时，孩子才有了微弱的气息，可还是不会哭。又过了几分钟，终于听见孩子的哭声，刘大夫擦着脸上的汗，松了一口气，她吩咐小牟把炕烧热点，用毛褥子被给孩子捂严实，人为升温。从中午到下午，直到晚上6点，孩子终于活了过来，也能吃奶了。刘大夫和小牟笑着对我说；“小琴，放心吧，孩子没事了。”直到这时，孩子出了窍的灵魂好像又回来了，我擦去不停涌出的泪水，再三谢谢二位姐，这是救命之恩哪！
这事过去四十多年了，当年的小婴儿现在已经四十多岁。我常常向他讲述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常常说起他的救命恩人。
1973年一别，就不知道刘美霞大夫去了哪里，也不知道牟华如今怎么样，感谢二连战友们建立了“那疙瘩”的微信群，让我终于和刘美霞大夫取得了联系。几十年了，虽然与念念不忘的恩人还未见上面，但我真高兴，心里的激动。只有我知道：50年前，下放劳动改造期间，刘大夫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用高超的医术救助病人，挽救了我儿子的生命。为此，她顶着压力，甘冒政治风险，坚持救死扶伤，刘大夫的医德当之无愧。当她重新返回医院工作，重新拿起听诊器的时候，我由衷地为她高兴，在五大连池农场，郭大夫，刘大夫夫妻二人凭着高超的医术挽救了多少个病人的生命。他们正直，善良，不畏强权，顶着压力，赢得了多少人的赞扬和尊敬。刘大夫文质彬彬，外表优柔，可她内心竟如此刚烈，为了治病救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沉着理智，宠辱不惊，是我心目中的女中豪杰、人中楷模。
七、退色老照片，忆苦乐年华
每当我抚摸着退色的老照片，看着13个洋溢着一身朝气的青年，稚气未脱的脸上带着憧憬未来的笑容，我不禁思绪翻滚，珠泪涟涟。这是我们下乡来到农场后的第三天，参观良种队大型农机具时，哈尔滨第47中学全体下乡知青在康拜因前拍摄唯一的一张集体合影。
51年过去了，照片上的同学中，三人驾鹤西去，一位瘫痪在床。如今我们已是古稀之人，越发感到这张老照片的弥足珍贵。
分配到良种队以后，经过几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逐渐适应了农场的生活，完成了从一个学生到农业工人的转变。
清晨，我们和老职工们一起迎着朝阳上工；傍晚，踏着夕阳回到宿舍。果树地的对面就是良种队的菜地。队长张泉是有名的种菜能手，他精心管理的菜地，各种蔬菜琳琅滿目，长势喜人。走进菜地就如同走进了农艺馆。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豆角、西葫芦、南瓜、甘蓝、土豆、葱、蒜应有尽有，到处是一派丰收景象。黄瓜长得又粗又长，西红柿结成一串串小灯笼，茄子辣椒又多又大，西葫芦和南瓜在绿叶黄花掩映下露出圆滚滚的身子。高寒地区种植如此品种繁多的蔬菜，良种队当首屈一指。那些年，良种队的果子，蔬菜丰富了场部周边几个单位及居民的餐桌，张泉队长和韩传荣队长功不可没。
农闲时节，队里会放上一天假，女同学们结伴来到三池边洗衣、洗被。坐在岸边石头上，耳听波涛拍岸，眼观湖水荡漾，蓝天白云映在水中，老黑山的倒影飘洒在水面上，身旁那片葱郁嫩绿的松枝迎风摇曳。身边的同学们陶醉在五大连池的美景之中。至今想起那山，那水，那一望无际的沃野良田，像一幅精美的北国画卷，深深地镌刻在心中。
秋天，收获的季节最繁忙。我们在菜地收菜，准备把冬储的蔬菜送到大菜窖里。白菜、土豆、大葱、萝卜、胡萝卜和甘蓝，一车一车地送到了菜窖中。看着一斤重的土豆，一尺多长的萝卜，一筐筐的茄子、辣椒、西红柿和沉得坠手的南瓜、西葫芦，心里充满了丰收的喜悦。更让人爱不释手的是像锅盖大小的“布留克”，那是专门用来腌制咸菜的一种蔬菜，堆在队部门口像小山一样。只可惜，当时忙于秋收，抢收大田作物，实在抽不出人力运力把“布留克”拉出去卖，眼睁睁看着它最后烂成了泥，可惜呀，我们心疼地直跺脚，不知道张队长得多难过！
农场主产农作物是小麦和大豆，这两个收割季节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所有人员全力以赴抢收抢运，怕的是秋天遇雨雪，影响收割，粮食归不了仓，酿成丰产不丰收的严重后果。北大荒无霜期短，初秋就很冷了。收割大豆的时候，早上来到地里，垄沟垄台上结了薄薄一层冰，遍地皆白，脚踩在雪地上冰冰凉。割大豆，大概是农活中最苦最累的活了。人们弯着腰用力割，一会工夫腰就跟折了似地直不起来，偏偏垅长得望不到头，平时赞叹北大荒地域广阔，此时只恨这地太长太长。最令人恼火的是成熟的大豆，豆荚即尖锐又硬，尽管戴着塗了厚厚一层胶的手套也无济于事，手被豆荚尖扎得伤痕累累，钻心地疼到了几乎不敢碰东西的地步。面对每天还要无休止地去碰那好像总也割不完的大豆，心中的苦楚无奈至今难忘。在我心中，宁肯扛麻袋也不愿去割大豆。忍受着痛苦还不能落后，新老职工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那时候干活落在后边是会被人耻笑的。好不容易休息了，赶紧往地上一躺，伸展一下痛极了的腰，顿时地里没有往日的嘻笑打闹，大家都累坏了！老职工们大声喊我们起来，地上太凉还有潮气，尤其女孩子更不行。我们一个个爬起来，坐在豆秸上，看着老职工们一把接一把地给我们磨镰刀。天天如此，至今想起来还心存感激。休息过后，新的一轮你追我赶的奋战又开始了，冲在前面的永远是老职工，他们不慌不忙，稳稳当当地割着，我们就是追不上，看来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农工还真得磨炼呢。
一天，大家在地里干活，突然间一个黄呼呼的东西以极快的速度冲到人们面前，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它长什么样子，它嗖地一下，又窜出老远。只见它东奔西跑，左冲右撞，在人们逐渐围成的圈中不知往哪个方向跑才好。这时有人大声喊起来，小家伙一楞神，更加慌张地逃命，没想到一头撞到王宏瑶身上。宏瑶吓坏了，抱着脑袋蹲在地上胡乱大喊着：“狼啊，狼……”远远看着那东西，也不知是不是真的狼窜到人群中来了，一个个跑又不敢跑，站也站不稳。猪马牛羊倒是见过了，这是什么动物我们不认识。太可怕了！一个个呆若木鸡动也不敢动，宏瑶的一声喊叫，大家真以为是狼来了，谁不心惊胆战？正在这时，只听老职工们兴奋地喊起来：“别怕！这是狍子！”边喊边围成一个好大的包围圈向那个狍子靠拢过去。只看那小狍子灵活地腾挪闪跳，东奔西窜，看样子它企图冲出人们的包围圈。可是人们不断地缩小包围圈，一边向它靠近，一边大声喊叫，小东西动作敏捷轻盈地越过障碍，眼看就要冲出去了。可是有人可着嗓门大喝一声，它突然收拢起四蹄，弓着身子一动不动，呆呆地看向喊它的人。有人快速地跑近它，刚刚伸手即将抓住它时，它却猛然窜出去，以极快的速度跑开。真怪，只要有人大喊它，就站住，人到近前它就又跑开。如此反复多次。人们越追兴致越浓，小东西奔跑的速度慢慢减弱。任它身轻体健，终于体力不支被人们捉住，五花大绑捆住四肢成了俘虏。直到这时，我们这些女孩子才敢慢慢靠上前去仔细看看它。好漂亮的小动物，圆圆的脑袋，一双灵动的却透着惊恐的眼睛，两只耳朵由于害怕不停地在抖动，遍体油亮的黄色皮毛，太可爱了！只可惜被捆得结结实实乖乖地躺在地上。看着那惊恐的好似乞求的眼神，真想为它松绑还它自由。回过神来听老职工讲：这就是北大荒有名的傻狍子，它傻得可爱，只要冲它大喝一声，无论它跑得多快也会立刻收住四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呆呆地看着你向它靠近，你伸手一抓，它才突然反应过来似的，快速逃跑。再喊再停，直到跑得筋疲力尽被抓住为止。我忙问：“抓住它干嘛，养着吗？”老职工被我问得哈哈大笑，“养什么呀，杀了吃肉！”我愣住了，杀了吃肉，多可爱的小动物，怎么忍心吃了它？
望着那浑身发抖的小动物，我的心不由地揪了一下，可怜的小东西你为什么不逃得快些？收工后，几个人抬着狍子送到了食堂。老职工陈喜良痛下杀手，只一会工夫那只活蹦乱跳的小动物就变成了一堆血淋淋的肉块。王师傅大显身手，用狍子肉做了好几种香喷喷的美食：蒸了几大锅包子，炖了一大锅狍子肉，给人们改善了伙食，人们笑逐颜开，边吃边评论这狍子肉的鲜美。面对美味佳肴，我却没一点食欲，眼前不断浮现出小东西看向人们悲哀的眼神和颤抖的身躯。它是那么无助，那么害怕，可是人们还是没有放它逃生，而是残忍地杀了它。人是不是太残忍了？
八、同居的特殊三邻居
我成家后，由于没有住房，连里领导便安排人收拾了原来的男生宿舍。一间房子三铺炕，分给三户人家。这在当时也是无奈之举。当年的北大荒，两家人往南北炕是很普遍的。只是像我们这样三个家庭住一间房确实少见。这三家人身份各异，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没有间隔，没有厨房。白天好似一家，夜晚像看戏一样，幕布一拉，各家守着一铺小炕休息。
我和赵大哥刚结婚不久，没有家俱，只有简单的行李占不了多大空间。我住在中间的南边的小炕。我东边一个低矮的小火墙边是一对老夫妻。
老先生姓遇，是个戴着“特嫌”帽子从黑河遣送过来监督改造的老中医。我对面西边的火坑是一对大学生夫妇，都是湖南人。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荒废了专业，来到二连和农工一起干粗活。他们口音重，普通话讲得不好，所以交流也不多。对这二位老学究，我是怀着即敬重又惋惜的心情同情他们的境遇。他们是国家多年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各自热爱的专业，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被发配到北大荒来做普通农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浪费人材，浪费了他们大好年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得到重用，发挥他们的专长。
这对大学生和我一样毫无生活经验，以至于闹出不少笑话。记得有一次邻居家大嫂送给他们几个腌好的咸鹅蛋，他们只见过别人餐桌上都是切开几瓣放在盘子里，于是乎用刀切开鹅蛋，一下呆住了，只见菜板上蛋液横流，只剩两半空蛋壳。老学究不知何故，急忙请教邻家大嫂：“怎么会流汤了？”大嫂笑疼了肚子，问他们：“你怎么没煮熟就切了？”他很奇怪地问道：“还要煮？噢，原来如此。”生活的苦难，不公平的待遇。从文人转变成普通农工，他们从不抱怨，从不消极。从他们身上我学会了坚忍，学到了乐观向上。他们用行动给我做出了榜样，这是我非常敬重的师长。
老中医夫妇年事已高，稳重谨慎，沉默寡言。看得出他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在文革的年代里，以他们的身份，说话做事要处处小心，就是普通人也格外约束自已的言行，以免招灾惹祸。我默默地观察老夫妇的举动，心存戒备。当时领导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监督老先生。可是我并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反常举动，更没有听到他们任何不满的言论。相反我由戒备到同情到敬重，心理产生了巨大转变。老先生很有名望，治愈过无数病人。遣送到二连后，作为医生，原本属于他治病救人的权利被剥夺了，他和农工们一起下地干活。他人很瘦弱，个子矮矮的。每天早上拿着工具上工前，夫人都给他带上一罐茶水，小声嘱咐几句然后默默地送他出门。每天晚上老先生下班一进门，茶水就递到了他手上。小炕桌上则摆放着精心做的饭菜。虽是粗茶淡饭，看着却是色香味俱全。烫热的酒配上精制的小菜，夫妇二人相敬如宾，互相体贴那种温馨的画面，真令人感动。饭后他夫人收拾完毕，两口子坐在炕上说说笑笑，老先生常常给夫人按摩，而他夫人每天都烧热水给老先生泡脚。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最羡慕他夫人做饭的手艺。她像变魔术般把简简单单的粗茶淡饭，做成不同口味的佳肴，即便是普普通通的大豆腐，她也能做出好多种不同口味的吃法。尤其她做的豆腐乳和臭豆腐别有风味，每次做好都送给我们这两家笨邻居尝尝。她做的比买的好吃多了！只可惜那时只顾忙忙碌碌地上班，没有向她学习做菜技巧，到现在都还在后悔！她能在平平常常的日子里把生活调剂的有滋有味，仿佛政治上的压力没有让她屈服。她没有悲观消极也从不唉声叹气，面对一切都泰然处之。老夫妻相互关爱，从容地生活，那种夫敬妇爱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令人从心往外地感动。老妇人虽年事已高，略显苍老的面容仍不失年轻时的美貌。她性情极好，面带慈祥，总是平静而温柔地讲话。做事有条不紊，尽显沉稳大气，不卑不亢。她对老先生的关爱可谓细致周到，无微不至。这种情感我感觉就是夫妻之情的最高境界。虽然他们都绝口不谈，我们三家邻居也从不涉及敏感话题，但是我理解他们。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和经历，也有不想让别人知晓的伤痛。他们如此，我又何尝不是把不愿与人分享的苦痛深藏在心底！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半年，三家邻居由陌生到熟悉到理解，我对他们充满了钦佩和敬重。我赞赏他们的人生态度，面对逆境从容乐观的精神，夫敬妇爱不离不弃。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们的心胸与气魄，让我觉得这才是生活的强者！五十多年过去了，那对老夫妇可能早已做古，可是他们可贵的境界，心胸及人生态度令我永生难忘。他们在生活中点滴小事体现很多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他们不会想到当年的邻居受到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懂得了对待生活的态度，逆境中不消极，对未来充满信心做生活的强者。
九、恍然如梦，写在金婚之前
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我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监护器发出令人心烦的声音，瓶里的中药液以每分钟9滴的速度缓慢地进入身体。被禁锢在此几天了，身体不允许活动，思绪却飘出很远。明年4月7日是我和赵大哥金婚纪念日。恍然如梦，转眼50年过去了，我们已携手走过半个世纪。从青年到老年，从平平淡淡的日子中体味人生的五味杂陈，风霜雨雪。历尽坎坷，受尽磨难，半个世纪一路走来，如燕子衔泥筑巢般把一个一无所有，一穷二白的小家营造成安逸幸福，儿孙绕膝，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我内心充满幸福感。
在这次病中，爱人陪伴，子女关怀，我倍感温暖！五十年前的那场动乱，家遭变故，把两个陌生人撮合到一起，没有恋爱过程，更无浪漫可言，那是一段最不被看好的婚姻。婚后的生活除了苦闷更有艰难。那时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粮食严重缺乏，蒸土豆当主粮，月底还会断顿。赵大哥怕我吃不饱，常常拨出他碗中一半的饭给我，自己饿着肚子，他说早上吃不了那么多，中午食堂送饭在地里多吃点。我明白，他怕委屈了我，心里好感动，嘴上却从未感谢过他。想起刚返城时的日子更苦，为了孩子回到城里受良好教育，我以未婚知青身份回城，工厂重定工资，我从四十多元连降两级只有月工资32.9元。为了家为了孩子，赵大哥去当了最苦最累的装卸工。看着他每天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心中不忍可又无可奈何。日子一天天熬过去，我不忍他长期干重活，托人在体校批回加工活，用缝纫机加工泳帽泳衣。赵大哥和我换班干，下班后我前半夜他后半夜，人歇机器不停。后来又做过豆制品，出过夜市卖东西，开过托儿所。总之，只要能让我的孩子们衣食无忧，我们什么赚钱干什么。几年中我们用勤劳的双手改善了生活，给予孩子们一个温馨的家。
看到财政系统省内招干的消息，我决定报考。我已经错过了税务招干考试机会，这一次我决定拼一把。我怀着忐忑的心情与赵大哥商议，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同意我参加考试。我说我担心孩子们他照顾不过来，他说这些你不用操心，全交给我。三个月学习期间我在外地，心无旁骛地学习，毫无后顾之忧。最终以优异成绩名列前茅，完成我的心愿，成为一名公务员。
去年四月，赵大哥生病住院，当天晚上几科会诊之后，即下了病危通知。我强制自己冷静，不在他面前流一滴泪。抚摸着他肿胀的双腿，看着他遭受病痛的折魔，我心中暗暗为他祈祷。我多么盼望他与我相扶相伴到老！上天眷顾，在孩子们精心照料下，他逐渐恢复健康，一家人欢天喜地迎他出院。如今他恢复得很好，精神也很乐观。我们每天去附近的红博中央公园散步，时而还看个电影。
退休后这些年，我们照顾孙辈上学，又送出国留学，几年前已经完成任务，孙辈们都已长大。我们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又走出国门，欧洲、北美、亚洲、澳洲、非洲都曾留下我们携手游历的足迹。这在几十年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如今我们都亲身体验了。晚年如些幸福岂非人生一大乐事！
有此一生，我感谢我的赵大哥，感谢我的儿女们！并谨以此共祝二连战友们晚年幸福，健康，快乐！
十、结束语
当年，我满怀激情与理想，响应党的号召，自愿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投身于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奋战的大潮中。直到今天，我觉得我的选择没有错，为国分忧是每一个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大荒的艰难困苦，锻炼了我们的心智与体魄，北大荒的贫穷落后，激发了我们改造与建设的热情与决心。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闯过了劳动关、生活关和思想关。北大荒的黑土地，吮吸着我们的汗水，田间地垄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们把人生中最美的青春时光，献给了广袤的黑土地。历史不会忘记曾经为共和国无私奉献的一代知青，这是一个时代的足迹，这是千千万万共和国热血儿女的足迹。
岁月蹉跎，北大荒的8年，从不后悔我的选择，当我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慰天下，当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奉献了自己，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人。
作者：贾小琴，1948年出生，女，哈尔滨第47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6年6月13日来到2连，后勤排菜地班。1973年6月调到黑龙江省宾县省财政厅知青点，1980年11月招工回哈尔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