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近乎午夜，我和白班话务员王瑞霞早已进入梦乡。半梦半醒间，突然一阵喧嚣和嘈杂的呼叫声传来，紧接着房门“兵兵”被急促敲响。股里人紧急通知说，团部卫生队刚刚接收了一个遭受枪伤的男孩子，正在做手术，卫生队血库的血浆不够用，急需输血，要求机关所有人员前往支援。
我俩迅速穿好衣服，踏着皎洁的月光匆匆奔向卫生队。团部卫生队坐落在三池子东岸岸边，是一排老式的凹字形红砖平房。我俩火急火燎冲进卫生队，看见献血的来人络绎不绝，昏暗狭小的走廊早已人满为患，满满登登的站得哪儿都是人，大家都在排队等候化验血型，我们二话没说急忙加入验血队伍。事情就是如此赶巧，我与同去的话务员血型均为Ａ型，恰好符合孩子的血型需要。
由于五团话务班就三个人，如果俩人都被抽血，可能影响工作。我立刻对护士说，先抽我的吧。或许是怕献血人紧张，医院用一道白色的纱帘隔挡住手臂下半部。我躺在铺着棕色胶皮垫的床上，将左手平伸出去，除肉体的疼痛感之外，护士在帘外如何操作，一概不知晓。我静静地躺着，期间没人跟我说一句话，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耳边终于响起护士之间自言自语似的嘀咕声，“差不多了吧，怎么抽出来的血都是血沫子啦？血浓度远不如开始时那么充足了？”我当时真不懂，什么是差不多？什么是血沫子？血液哪种情况算充足？哪种情况属于不充足？当然，我也没敢询问。护士们很快地拔出针头，让我从床上起来，说是可以回去了。没有一个人嘱咐过我，抽血之后，还有些什么事项应该注意。
我和王瑞霞走出卫生队，夜空皓月清辉，繁星闪烁，披着银色的月光，我们又回到宿舍。糟糕的是，躺下没多久，我居然被“饿”醒了，整个人饿得心里上下翻腾阵阵发慌，怎么也睡不着。坐起身来，我才恍然醒悟，献完血，自己连口水都没喝上，回来倒头便睡，这般处置岂能不饿。可这会儿已是后半夜，四周房屋一片黑灯瞎火，上哪儿去找吃的呢？唉，挺着吧，心想挨到天亮问题就解决了。
熬到第二天吃早饭时，我的感觉已经非常不好，五脏六腑就像完全被掏空了一般，脸色惨白有气无力，浑身软绵绵的，就像被拆撒了架的机器零件，再也动不了，爬不起床啦。话务班的战友看我这副模样全傻了，慌忙向股里报告。股里请来卫生队的大夫，大夫看完后走出门外，关上房门，悄悄地低声对我们领导说，“昨天，她抽血可能抽得太多了”。话音刚落，就听外线班的王班长抑制不住满腔愤怒，厉声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做，这是鲜血，这是生命啊！”一句话正戳心口，我再也忍不住委屈的泪水簌簌顺颊滑落，谁能想象，当生命被如此轻率搁置的那种无助？直到这一刻，我才深刻体会到鲜血与生命的关系，体会到生命的尊重的重要性，更体会到生命的如此珍贵。
通讯股长闻讯赶来，看到我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的惨状，赶忙去找管后勤的协理员，通知食堂给我做点病号饭。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献血人什么补品和营养品都没有。协理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来一只母鸡，让食堂给我炖了，这就是我唯一的最奢侈的补品。跟我同一天参与献血的汽车连北京战友张华，听说我没营养品，与爱人董淑华（播音员）协商，把他们家好不容易弄到的一点鸡蛋，给我送来。我不知他通过什么路子能搞到鸡蛋，但每每想起当初的难处，心里就由衷地感激协理员和张华夫妻俩。
我的身体恢复得比较慢，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正常工作。过多的抽血，给我的身体造成不小伤害，以致在心灵深处埋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我再也没有献过血。
老实说，一听“献血”两字，那种莫名的刻骨铭心之痛就会涌上心头。直到今天，我左胳膊的血管都是瘪的，每次体检验血只能从右胳膊采血。曾记得一名护士查看我左臂后说：“你左臂上这条血管，因过去抽血过多，血管损伤了”。值得欣慰的是，那个受伤的孩子最终被救活了。不管怎么说，一切都过去了。
后来据战友回忆，当年那个孩子名叫杨兴旺，是被团里某股长外出打猎时给误伤的，为此他丢了一个肾。主治医生则是咱二连职工子女郭慧敏的哥哥。让我意外的是，郭大夫当时竟然顶着受批判的压力，还要在团领导的监督下，用其精湛的医术施刀救人。在医疗条件十分简陋的五团，有此高超技术，并勇于救人的大夫凤毛麟角。
不知道的是，那次到底抽了我多少血，时至今日仍无法知晓，恐怕永远是个谜。好在我本就以一颗平常心在做此事，尽管献的血多了些，但能救活一个未曾谋面，素不相识，而且比我更年轻的生命，绝对值得，这对我也是一份莫大的安慰。
作者：马丽蕊，1953年11月出生，女，北京第67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8月来到2连，农工2排农工，1971年调到一营营部当话务员，后到团部通信股话务班，担任总机接线员。1977年困退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