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再努拉·夏克尔拜：难忘的岁月
当事人简介：再努拉·夏克尔拜，男，哈萨克族，1946年11月出生，1963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1965年分配到北京电视台记者（中央电视台前身），是中国哈萨克族的第一代电视摄像记者。8·13战斗中，在左翼掩护组执行任务。现居乌鲁木齐。
1969 年8月10日，作为军事报道记者的我们驶向了塔城地区巴尔鲁克山北麓的铁列克提边防站，我们乘坐的是苏制69 嘎斯吉普车，和我同行的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润喜，他是文字记者，我是扛机器的摄像记者。据通知，8月13日，从中央七家新闻单位来的记者将在铁列克提边防站集合，准备参加边境巡逻。
8月11日，我又乘坐这个吉普车到塔城军分区接在那里等候的新华社摄影记者王一兵，上午出发，下午就到了。在军分区招待所，我见到了王一兵，我们商定先住一晚明早出发。那一年的雨水特别多，天气十分凉爽。傍晚，我们逛了逛塔城的大街，因为正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期，街上的行人很少，我们转了一会儿，回来就休息了。在招待所，我给哈孜木别克、木拉提等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写了信，信中告诉他们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定会完成好祖国赋予我的使命，作为他们的同学、朋友，绝不玷污中国人的名誉，绝不丢哈萨克父老乡亲的脸，如果祖国需要，我将在与侵略者斗争的过程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让后代们记着，在保卫祖国的勇士中有一个叫再努拉·夏克尔拜的哈萨克族青年。写完将信邮寄了出去。
第二天，我和王一兵乘坐着那个吉普车驶向了铁列克提边防站。
晚上，塔城军分区作训科的领导给所有到场的媒体记者介绍了第二天我方巡逻的情况设想，中央来的七家媒体记者向军分区领导就巡逻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提问，对整个地貌地形、参加巡逻的人数，新华社的文字记者进行了提问和笔录。
8月12 日上午，部分记者为了熟悉地形跟着作训科的人、边防站的领导出去看地形去了。其他人也在做出发前的准备。下午4点，我和中央电视台军事组记者刘润喜在食堂吃了饭，并在食堂遇见了新华社记者王一兵、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温炳林、八一厂的李连祥。吃完晚饭以后，我们回到宿舍研究工作。温炳林同志向我介绍了这次巡逻任务和地形、路线。然后大家开始分工，根据部署，李连祥跟巡逻队到一号地区拍摄，王一兵、温炳林、王家熙到二号地区采访，我和战胜报记者到三号地区。八一厂的冉征超及三个文字记者留在巡逻指挥所。
大约六七点钟我们做了出发前的准备，检查自己的随身物品和摄影机，我准备了500尺的胶片和50 毫米、25 毫米的镜头，我们身上都装上了毛主席的红宝书，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还给我配了一支手枪和七十发子弹，除了摄像机其它什么东西都没有带。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李连祥将跟随巡逻组执行任务，他是个热情精干的小伙子，出发前他对我说：“再兄，我带了理发的工具，利用这个空闲时间给你理个发，让别人看了以为赛福鼎同志来了。”他开着玩笑说。随后他拿来了一个凳子让我坐下，我想理就理一下吧。不到半小时他就给我理了个发。他说的那个赛福鼎到边防来了的玩笑和他娇健的身姿，在我心中都化作了永恒的记忆，留下了李连祥美好而光辉的形象。
因为12 点要出发执行任务，当天晚上9点半我和王一兵俩人来到边防站战士们的大板床躺下就睡了。这是最后一晚，想一想，明天在边境线巡逻可能会发生大的事件，想着想着我毫无睡意。王一兵也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他一定是在牵挂着他不满一岁的儿子宝宝。
晚上12 点，我、王一兵和战士们一起吃了饭，我的黄挎包里放着拍摄用的胶片，我把其中的一个装进了摄影机。由于我们去的地方不同，我们有专人带着五十几名战士出发了，走了3公里路，就要到达指定地点了，周围漆黑一片，冷风拍打着脸庞，战士们沿着山梁走了过来，没有一点月光，白天我们巡逻时见过这里是一片秋黄的平地，除了黄草以外，没有别的什么植被，有的沟壑中到处都是刮脚的磨刀石。带队的战士来到一块平地左看右看，说不是这个地方，又带着我们向其他方向走了。就这样，已经是五点了，已经可以模模糊糊看清周围了，就在这时，那个带队的战士高兴地说我们找到了指定地点，带着我们走下山梁，五十多名战士，三名军事记者，还有新疆军区摄影记者姚省会，西边山坡布置的人影也依稀可见，两者相距700米左右。
7点，苏联一架武装直升机以300米左右的飞行高度从我们头顶飞过，我立即用变焦镜头对实以后将直升机飞过的画面拍摄下来，连直升机上的印字也清楚地拍摄下来，紧接着又飞来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将我们所在位置和整个边防边防站的周围全都飞着侦察了一遍，我一直跟踪拍摄了下来，八一厂的记者老冉也将整个场面拍摄了下来，向对面山坡用余光看时，我看到了他们在拍摄的场景。
我们在等着9点20 分这一时刻，巡逻就会在此刻开始，我们向西边的边界线望去，我们的巡逻队开始巡逻了，10 名战士和一名记者沿着一条直线，一个接一个朝我们有两个班的兵力和两名随军记者守候的山包走来，我们屏住呼吸，竖起耳朵，静静地守候着，突然，响起了枪声，第二枪、第三枪响起，清晨纯净的空气里枪声显得非常清脆，我们的巡逻队依旧保持队形，手里持着对讲机，向前走来，齐声喊着毛主席语录“团结一致，下定决心，走向胜利”，又传来枪声，因为地势平坦，一部分战士中了枪，紧接着又开了枪，在不断地射击，遭到突袭的战士有的倒在了血泊中，在独立山头（676高地）的山坡上二号地区的战士们看到此情，立即给予了还击，顿时周围和山谷里枪声大作，不一会儿从敌方开出两辆装甲车和一辆坦克将山头包围了起来，发起攻击，战斗异常激烈。
话务兵报告指挥部传来命令，从卡拉库勒方向有两辆装甲车和一辆坦克向我方开来，他们的意图是包围3号高地战士们，要求我们立即撤退向2号高地增援，我们从山上撤了下来，来到了有50 米宽的河沟畔，苏军发现我们的行踪后，又开始朝河沟射击，带队连长召集大家开了个会，首先让记者保持距离依次低身快速穿过河沟，并叮咛以最快的速度不许停，我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冉动身了，我是第一个跑步通过的，紧跟着是老冉，接着战士们依次跑了过来，一个年轻的战士中弹倒下了，旁边的战士立刻将他扶了过来，躲到掩体后为他进行了包扎。子弹射入了大腿，伤口十分明显，炸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喷涌而出，我用摄影机拍了下来，我们愤怒地向侵略者喊出口号，受伤的战土被后方赶来的吉普车接走了，我们一部分人匍匐着向指挥部指定的山峦移了过去，从山顶处向下望去，战况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苏军坦克和装甲车正向那个独立的山包进行攻击，山上的战士们正在奋力地还击，从山顶到山脚没有植被，光秃秃的，而地面十分平坦。和我们一起撤到指定地点的官兵在半山腰架起了轻机枪支援2号高地，我将机枪还击的画面全都拍了下来。这时，一个排级干部来到我身边对我说：“赶紧撤，注意隐蔽，敌人已把你作为目标了。”我赶紧躲在了岩石后面，这时敌人重机枪的子弹一下子倾泄了过来，子弹不停地在我身边飞过，将山脊打个了千疮百孔。
为了摧毁敌人的坦克和装甲车，我们组织了由七八个人组成的突击队，身上背着火箭筒，手里拿着枪榴弹，站在领导面前宣誓，誓死保卫祖国，我将现场的这些场景都一一拍摄了下来。
第一支突击队向下方的装甲车冲了过去，但是他们被重机枪凶猛的火力阻挡住了，坦克里射出的子弹打得四处砂石四溅，一发又一发坦克炮弹落在了突击队中间和旁边爆炸，周围是一片火光和烟雾，使第一突击队无法再向前移动；第二支突击队也冲了上去，但是还是被敌人的重机枪和炮火压制住了。为避免伤亡过大，指挥员便没有再组织突击，从装甲车下方钻出来的敌方士兵开始向独立的山包射击、投掷手榴弹，顿时，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子弹乱飞，过了一个小时了，但独立山包上的同志们没有任何消息，将我们从3号高地撤退到山顶的指挥部以后，看到二号高地上山包被敌军坦克和装甲车围攻的战士们正与敌军展开殊死战斗时，战士们看到情况危急，立刻从山上冲下去给予支援，躲在岩石后面向敌人猛烈射击，看到我军战士冲了过来，苏军开始用重机枪扫射，我和解放军报的记者老梁跟随战士们冲向二号高地支援，从山上冲下来后，躲在岩石后隐蔽，战斗非常激烈，二号高地离我们所在的位置有300米，两支突击队的战士们在平坦的地面上跟苏军战斗着，解放军报的文字记者老梁是30 左右的小伙子，他对我说：“老再，情况危机，如果我们被苏军包围，我们要像男人一样去战斗去牺牲，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苏军活捉。”我对他说：“万一发生不测，我将把摄影机砸个稀巴烂，把胶卷曝光扯烂，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这时，我们接到命令撤出战斗。张排长说道：“我带你们出去，路上一点也不要停顿，现在我带这个班长先过去。”我们望着，这时敌人重机枪的子弹疯狂地向我们要通过的山夹角猛烈地射了过来，进行火力封锁，班长稍作准备，就快速跑了过去，跑到中间，腿部被子弹击中，跌倒后向目的地爬了过去。这时张排长看着解放军报的记者老梁和我说：“我带领你们通过，在我身后，每个人都保持两米的距离跑，无论如何都不能停下来，做好深呼吸，我们要一次通过，那个山夹角是敌人的主要目标。”他指着班长倒下的山夹角方向说。张排长和解放军报的记者老梁冒着枪林弹雨飞快地穿了过去，紧接我像一阵风旋风嗖地跑了过去，头顶和周围敌人的子弹到处乱飞，我们安全通过以后，张排长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说：“我真的紧张死了，你们这样穿越火线真是太危险了。”
两个小时以后，战斗渐渐地停了下来，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苏军从后方派来救护车，将独立高地上的我方牺牲的战士们拖了下来，装上了救护车，我们在指挥部从高处看着这一幕，与我们相距约七百米，指挥所的官兵和记者们眼睛浸满了泪水，默默地向牺牲的战士们致哀。和我们一起来的新华社记者王一兵、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的记者温炳林、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李连祥在今天的战斗中光荣牺牲，我们在山顶热泪盈眶，心里喷涌出对苏军侵略者的仇恨和怒火。
晚上，敌军射来的照明弹照亮了整个边防站的周围。半夜，战士们将在牺牲的战友用担架抬了回来，根据命令，记者们没有在边防站留宿，带着干粮和武器来到了边防站上方山沟里的树林住了下来，边防站的战士们给我们拿来了晚上盖的被褥。在山谷幽密的丛林里，我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将手中的摄影机、望远镜镜头用吹气包吹了吹上面落的灰尘，并检查了一直挎在身上的黄挎包里的进口黑白胶片。记者的武器就是摄影器材，摄影机里的胶片也快用完了，心里梳理了一下刚才拍摄的突击队的场景，从早晨开始拍摄的铁列克提边防站的景象从眼前一幕幕地闪过，战士们在指挥员前排成一排，举起右手，为国宣誓，眼睛发出光芒，同仇敌忾的情形涌现到我的眼前。在黄色的挎包里的圆筒中，400米黑白胶片里记录了苏军侵略祖国边防的罪恶行径，这是我今天完成的祖国赋予我的光荣使命。
回到北京以后，新华社、中央新闻纪录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分别为王一兵、温炳林、李连祥三位牺牲记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我胸带白花，满怀悲痛地参加了三位牺牲战友的追悼会。李连祥年轻的妻子是位军人，怀着悲痛的心情讲了话，深情地回忆起一年前和李连祥结婚时的情形，王一兵的妻子怀抱着宝宝泪流满面地站在一旁，温炳林的弟弟是一个25岁的小伙子，当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位牺牲的战友都被新疆军区授予一等功。
